编者按：美国和以色列上周末袭击伊朗、伊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被炸身亡，伊朗这个中东大国正面临重大转折。它会呈现什么模样？就在上个月，当伊朗街头的抗议浪潮再度席卷全国，美伊关系在制裁与军事威胁之间持续紧绷，"政权更迭"的修辞在华盛顿与特拉维夫之间回荡时，西方学界最具权威性的伊朗研究者之一Ervand Abrahamian 在一播客节目中解析了伊朗危机的根源及历史脉络，并提出了一个令许多人不安的判断：制造伊朗危机的核心力量不在德黑兰，在华盛顿和特拉维夫；而他们的真实议程，或许不是"政权更迭"，而是国家的瓦解。
Ervand Abrahamian是纽约市立大学巴鲁克学院杰出荣休教授，著有《伊朗现代史》（A History of Modern Iran）、《两次革命之间的伊朗》（Iran Between Two Revolutions）等经典著作，数十年来深耕伊朗政治与社会的复杂脉络。
此次对话原文为英文播客，由AI辅助编辑而成。
1. 危机的根源：合法性的流失
Q：伊朗目前的局势相当严峻——大规模抗议、政府镇压、经济凋敝。作为一位长期研究伊朗的历史学家，您认为这场危机的根源是什么？
A：这个政权的根本问题在于合法性的流失。1979年伊斯兰革命上台时，它可能是世界历史上最受民众拥护的一场革命，支持率高达80%左右。但从那以后，政权的基础不断收窄。它变得越来越宗派化——伊斯兰改革派、激进派，甚至体制内部的人，只要不完全遵循最高领袖（Supreme Leader）的路线，就会被边缘化。如今，它的真实支持率可能已经降到了15%左右。
但仅凭合法性危机，不足以解释眼下的爆发。真正引爆局势的是制裁——那些难以置信的、持续多年的经济制裁，基本上摧毁了伊朗的经济。人们常常把责任归咎于伊朗政府，认为只要伊朗改善行为，制裁就会解除。诚然，这是一个糟糕的政府，但问题在于：真正驾驭这辆车的人究竟在德黑兰，还是在华盛顿和特拉维夫？我认为，真正的问题出在后者——是他们施加了这些前所未有的经济制裁。
Q：那么美国施加制裁的真实动机是什么？表面上说是为了核问题，但伊朗已经签署了《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JCPOA），这不是已经解决了核问题吗？
A：没错。很多美国自由派认为制裁是为了迫使伊朗在核问题上表现更好，但伊朗确实签署了一份非常好的协议。所以核问题并不是根本动因。然后问题就变成了：他们说要"政权更迭"（regime change），但这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说法其实是过去"政变"（coup d'état）一词的委婉替代——"政变"这个词太帝国主义了，不再时髦，所以换了个说法。
要实现政权更迭，你需要有一个替代方案来接管权力。但我看不到这样的替代方案。伊朗有大规模示威，有大量民众上街抗议，但没有任何组织、哪怕是非正式的体系，可以声称将成为替代政府。我认为特拉维夫的人很清楚这一点——他们并没有自欺欺人地认为会有一个真正的政权更迭。
所以我担心的是：他们的真实议程是整个国家结构的瓦解和崩溃——就像他们对伊拉克、利比亚、叙利亚和南斯拉夫做过的那样。如果你无法控制一个国家，那么一种应对方式就是把它拆散。
2. 1953年：一切的起点
Q：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53年美英策划推翻摩萨台（Mosaddegh）的政变？
A：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因果关系，但我会说，1979年革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53年。摩萨台不仅是石油国有化运动（Oil Nationalization）的象征性人物，他也是更早的立宪革命（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的精神传人，兼具民族英雄和民主象征的双光环。他被美国中央情报局和英国军情六处联手推翻，这不仅摧毁了摩萨台本人，更重要的是，它把一个从一开始就缺乏合法性的人——巴列维国王（the Shah）——推上了权力宝座。
有意思的是，国王本人其实很清楚这一点。在政变前的文件中可以看到，他反复告诉英国人和美国人：如果我站到摩萨台和石油国有化的对面，不仅是我个人，整个君主制都会失去合法性。他非常有洞察力，但最终还是被迫参与了政变。从1953年起，他始终知道自己的权威根基是脆弱的。
【编者注：1953年伊朗政变（代号TP-AJAX行动）由美国中情局与英国军情六处联合策划，推翻了民选首相摩萨台，恢复了巴列维国王的绝对权力。这一事件被广泛视为冷战时期西方干预中东政治的标志性案例】
Q：国王在此后的20多年里做了什么来试图弥补这个合法性缺口？
A：他做了很多尝试，但每一次都进一步削弱了自己。
第一步是现代化运动。这背后有美国学者沃尔特·罗斯托（Walt Rostow）的理论支撑——通过社会经济现代化来防止革命。但讽刺的是，现代化恰恰壮大了两个一直反对君主制的阶层：现代知识分子中产阶级和产业工人阶级。
第二步是所谓的"白色革命"（White Revolution）。国王宣称自己在做摩萨台没有完成的土地改革，甚至使用辩证法的语言，说自己和人民有着"辩证关系"。但土地改革摧毁了旧封建阶级——地主和部落首领——而这些人恰恰是君主制的传统支柱。改革本应创造一个支持政权的小农阶层，但因为缺乏后续的农业支持体系，而且国王后来转向扶持大型农业企业，大量小农反而被剥夺了土地。
【编者注：白色革命（1963年）是巴列维国王发起的一系列现代化改革，包括土地改革、女性选举权、扫盲运动等，意在巩固王权并对抗左翼势力，但实际效果远未达到预期】
第三步是帝国主义叙事——将自己塑造为延续2500年波斯帝国传统的伟大君主。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的2500年庆典花费巨大，但在宗教界看来，这是用前伊斯兰的伊朗身份来削弱伊斯兰信仰。同时，国王成为美国军火的最大买家，自封为尼克松主义（Nixon Doctrine）下海湾地区的"地方宪兵"。对许多伊朗人来说，这直接证明了他是美国的傀儡——否则为什么要把社会项目急需的钱浪费在美国的尖端武器上？
所以到1978-79年危机爆发时，国王已经完全没有社会支持了。中央情报局的报告会列出通胀、酷刑等各种不得人心的原因，但真正的根源在于——合法性从1953年起就已经丧失。当然，美国人不可能承认问题的根源在于他们自己策划的那场政变。
3. 被"出卖"的革命：霍梅尼的马基雅维利式策略
Q：有人将伊斯兰共和国比作一场"被出卖的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却代之以另一种形式的威权。霍梅尼（Khomeini）是如何完成这个转换的？
A：关键在于霍梅尼在革命前后的表现判若两人。在巴黎流亡期间，他给公众传递的信息始终是：我们代表自由，国王是独裁者，我们会建立一个完全相反的体制。他甚至说："我只是一个老人，革命后我会回到神学院继续我的学术研究。"给外界的印象是，一旦君主制被推翻，取而代之的将是一个民主共和国。
但霍梅尼真正的蓝图是一个教士统治的国家。他此前写过一系列关于"法基赫的监护"（Velayat-e Faqih）——字面意思是"教士的权威"——的讲座，但在整个革命期间从未公开提及。这本书是用笔名出版的，而且有一套相当马基雅维利式的策略来淡化它——要么说这不是他的作品，要么说这只是学生不可靠的课堂笔记。
革命成功、国王彻底倒台之后，他们才揭示了"法基赫的监护"这个概念，将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转化为教士共和国。宪法长达约160个条款，其核心功能就是将教士的权力制度化。
人们由此感到被欺骗了——他们上街示威争取的并不是这个东西，最终却得到了一个令人难以接受的结果。如果政权此后愿意开放，对自己的宪法做更自由的诠释，它本可以更具生命力。但这些年来，它越收越窄。
【编者注：Velayat-e Faqih（法基赫的监护/教法学家治国）是霍梅尼提出的政治理论，主张由最高宗教权威管理国家事务。这一理论构成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宪政基础，赋予最高领袖凌驾于民选政府之上的绝对权力】
Q：霍梅尼在权力巩固过程中系统性地消灭了所有民主力量。如今伊朗还有可能出现像摩萨台时代那样的自由主义联盟吗？
A：不可能了。甚至公民组织都非常匮乏。唯一能组织起来的人是在政府体制内工作的人。这也是为什么抗议基本上都在街头发生——没有组织的渠道。
4. 安全阀失灵了吗？伊朗政治体制的结构性矛盾
Q：伊朗的政治体制是一种独特的混合体——教士统治与有限的民主元素并存。历史上，伊斯兰共和国曾用改革派总统作为"安全阀"来释放社会压力。面对2025年的抗议浪潮，这个安全阀机制是否已经失灵？
A：这种情况之前也发生过。哈塔米（Khatami）是改革派，鲁哈尼（Rouhani）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更早的拉夫桑贾尼（Rafsanjani）也算思想较为开放。但他们总是被教士等级体系所压制。所以这并不是新鲜事。
我认为目前可能发生的是，佩泽希齐安（Pezeshkian）总统虽然权力有限，但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约束教士阶层，为那些不想看到混乱、不想推翻政权的人保留一个出口——他们可以把像佩泽希齐安这样的人视为体制内的理性代表，寻找走出危机的路径。
Q：伊斯兰革命卫队（IRGC）控制着伊朗经济的很大一部分，有人说伊朗已经从神权国家转变为军事黑手党财团。您怎么看？
A：实际上，革命卫队现在的经济影响力比十年前有所下降。历届改革派总统都试图限制革命卫队的经济活动——他们参照的模式实际上是毛泽东之后的中国，当时解放军在经济中有大量介入，而政府逐步推动其退出经济领域、转向私有化或国有化。类似的进程也可能在伊朗发生。
【编者注：伊斯兰革命卫队（Is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 IRGC）成立于1979年革命后，最初作为保卫革命的意识形态军事力量，后逐渐渗透到伊朗经济的各个领域，控制大量企业和建设项目】
5. 巴列维怀旧：历史的真相与制造的幻象
Q：如今网络上可以看到年轻一代伊朗人呼喊巴列维王朝回归的声音。作为长期研究巴列维时代的历史学家，您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A：首先，我不清楚这种声音到底有多广泛。网络时代，一张有人喊"巴列维回归"的图片就可以被放大成全民呼声，但这不是1978年——那时真的有300万人走上街头要求终结巴列维王朝。
过去20年里，海外侨民社区出现了大量资金投入——最初可能来自沙特阿拉伯，现在沙特已不再感兴趣，我怀疑这笔钱来自以色列。这些资金非常系统地制作精良的影视作品、纪录片，来营造对巴列维时代的怀旧情绪。手法很简单：每当出现巴列维时代的画面，配的是舒缓优美的音乐；一旦画面切换到伊斯兰共和国，音乐就变得不悦耳。目的就是营创一个神话般的过去，仿佛一切都曾美好如初。但人们忘了，1978-79年可是真的有300万人在街头呼喊结束巴列维统治。
至于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本人表现得好像自己即将回去掌权——他大概认为美国和以色列手中握着这张牌，只要他说了他们想听的话，就能被扶植回去。但问题是如何做到？伊朗内部没有任何政党、组织或体制会邀请国王回来。他回到伊朗的唯一方式是靠一支庞大的外国军队占领这个国家。
回顾历史，每次君主制复辟都是通过外国占领实现的——拿破仑之后波旁王朝的回归需要沙俄军队、英国军队、普鲁士军队和奥地利军队。以色列摩萨德应该很清楚这不过是海市蜃楼。
6.民族碎片化的幽灵：南斯拉夫的警示
Q：如果伊朗政权崩溃，是否存在像伊拉克、叙利亚、利比亚那样国家解体的风险？伊朗的民族构成是否使这一风险更加严重？
A：伊朗有着悠久而强大的国家认同，过去50年的教育体系也持续强调这种认同，"伊朗性"（Iranness）的意识很深。但不要忘记，在某些地区还存在着族群认同——库尔德人、俾路支人（Baluchis）、阿拉伯人，以及大量讲突厥语的人口。
当一个看似统一的社会陷入危机时，外部力量只需要稍加推动，就能激发远比平时严重得多的族群分裂。南斯拉夫就是前车之鉴。
铁托（Tito）在世时，我曾在南斯拉夫旅行，和遇到的每一个人交谈，大家都承认过去塞尔维亚人、波斯尼亚穆斯林、克罗地亚人之间有过矛盾，但也都相信南斯拉夫民族认同是真实可行的。然而铁托去世后，一些欧洲邻国有意推动其解体，煽动族群屠杀变得异常容易，结果就是一场恐怖的人间惨剧。
所以我不会排除伊朗出现族群分裂的可能性。特别是在库尔德斯坦和俾路支斯坦，在阿拉伯人聚居区，甚至在突厥少数民族中——只要有人往里面注入武器，后果就是族群暴力。
回顾叙利亚的教训：当街头抗议开始后，大量美国武器涌入——有些流向了圣战分子和ISIS，有些流向了库尔德人、德鲁兹人等其他群体。叙利亚之所以分崩离析，就是因为到处都出现了武装团体。伊朗完全可能遭遇同样的命运。
7.核问题与朝鲜模式
Q：如果伊朗在外部压力下被迫走向朝鲜式的封闭国家模式，核武器是否会成为其逻辑必然的选择？
A：伊朗政权并非自愿想走这条路，但如果美国不愿谈判任何形式的和解，他们可能别无选择。伊朗革命的原始口号是"既不要东方，也不要西方"，但制裁把他们推向了不得不依赖俄罗斯和中国的境地——而这两个大国其实并不真正愿意为伊朗豁出去。
关键区别在于：朝鲜拥有核武器，而伊朗目前没有。如果革命卫队完全掌权，如果他们选择了朝鲜式的封闭路线，那么拥有核武器就成为作为"隐士国家"生存下去的唯一保障。换句话说，目前的极限施压政策可能反而加速了核武器的开发，而非遏制它。
特朗普声称通过轰炸核设施已经解决了问题，但我们不知道实际造成了多大损害。伊朗人在这方面很聪明——他们的态度基本是："你觉得你做到了？好的，你可以这么相信。"但我们并不真正知道伊朗手中有多少铀、进展到了什么程度。
Q：最高领袖哈梅内伊（Khamenei）年事已高，在他之后的权力交接会带来什么？伊朗会走向革命卫队主导的军事独裁吗？
A：伊朗的宪法在权力交接问题上其实设计得很精明。霍梅尼去世时，外界普遍认为不可能有人取代他，但宪法中有明确的条款保障平稳过渡。下一任最高领袖可以是某个不太知名的人物被选出来，也可以是一个宗教人物委员会集体接任。
我认为革命卫队需要某种"遮羞布"——某种形式上的合法性。赤裸裸的军事统治不如在上面安放一到三位教士作为宗教装饰。所以你可能看到的是事实上的军事独裁，但他们不会改变现有结构，而是在顶层放一个宗教傀儡来维持稳定。
8.JCPOA的毁灭：一个本可避免的悲剧
Q：奥巴马时代的《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JCPOA）曾经被视为外交突破。特朗普退出该协议对伊朗局势产生了什么样的深远影响？
A：JCPOA是美伊关系中一个关键的例外时刻。纵观历史，伊朗政府——甚至包括相当保守的亲教士派政府——一直都愿意与美国谈判和妥协。阻碍谈判的从来不是伊朗方面，而是美国方面。除了奥巴马之外，其他美国总统要么不愿谈判，要么认为施加更多压力能换来更好的交易条件。
所以，美伊关系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决定的，而非伊朗。
奥巴马真正与伊朗达成了协议，这也是内塔尼亚胡（Netanyahu）之所以疯狂的原因——他自行邀请自己到美国国会演讲，呼吁共和党人和AIPAC（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游说集团）反对这份协议，称之为"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协议"。特朗普照搬了同样的说辞。但事实上，JCPOA是一份非常好的协议，那些抨击它的人根本没有读过它。如果这份协议得到遵守，今天的危机根本不会存在。
特朗普的退出对伊朗内部政治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它彻底摧毁了温和派的立场。强硬派可以理直气壮地说："看吧，你们花了那么多心血和美国人谈判，三年后他们说撤就撤。这就是你们谈判的结果。"
最令人困扰的是，就在昨天，《纽约时报》还刊登了一篇长篇评论文章，谈论美伊之间的各种冲突，但对这份协议以及是美国摧毁了它这件事，保持了完全的失忆，仿佛这份协议从未存在过。
9.以色列因素：谁在替美国制定伊朗政策？
Q：以色列在美国对伊朗政策中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A：1979年革命后，美国失去了在德黑兰的大使馆，此后基本上把伊朗政策外包给了以色列。美国的决策者依赖以色列来告诉他们伊朗发生了什么，由以色列来建议如何应对。所以在华盛顿，关于如何处理伊朗的决策实质上是由以色列做出的。唯一的例外是奥巴马——当他说"我们需要与伊朗达成协议"时，内塔尼亚胡彻底失控了。
至于内塔尼亚胡的目标——我认为他从不真正想谈判。看看他的行事方式：如果你派一个高级谈判代表去参加谈判，他们会用狙击手或无人机攻击把人杀掉。在这种条件下怎么谈判？他的目标已经定了，只有一个结果——瓦解伊朗国家。他可以口口声声说"我爱伊朗、爱伊朗人民，我们可以做好朋友"，但如果你要么不谈判，要么谈了又把地毯抽走，逻辑终点就是国家的瓦解。
10.虚伪的修辞：谁在为谁"流血"？
Q：特朗普说要"拯救伊朗抗议者"，美国自诩站在道德高地。但考虑到美国在加沙问题上的立场，这种修辞的可信度如何？
A：当特朗普说要为了保护平民而对伊朗进行军事干预时，我不知道他的机制是什么。
上一次以色列轰炸伊朗时，他们实际上炸的是埃温监狱（Evin Prison）——关在里面的恰恰是批评伊政权的人。
更根本的问题是虚伪。过去两年，美国一直在全力支持以色列——如今人们公开说以色列实施了种族灭绝（genocide），而这是在美国的武器、美国的金钱和美国的背书下完成的。然后美国突然转身说要为了拯救伊朗人免遭杀害而进行军事干预——这种虚伪令人难以置信，这套说辞很难真正卖得出去。
我认为解决这个修辞陷阱的方式就是揭示其虚伪本质。这些人一边在呼喊"解放伊朗人民"，一边为加沙的屠杀鼓掌——林赛·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美国共和党参议员）就是一个典型。
11.特朗普、委内瑞拉与石油记忆
Q：特朗普对委内瑞拉的做法——公开宣称要拿走"美国的石油"——是否唤醒了伊朗人关于1953年石油国有化危机的集体记忆？
A：这是最近几天发生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石油问题在伊朗历史上有着极其深刻的情感分量——过去英国人的态度就是"我们的英国石油怎么跑到你的地下去了"。而特朗普对委内瑞拉说的话——"美国的石油在委内瑞拉的地下，我要把它拿回来"——直接唤醒了这段记忆。人们会想：如果他对委内瑞拉这么做，为什么不会对伊朗也这么做？
这可能会深刻改变伊朗人对美国干预的态度。那些原本乐于接受美国反政权支持的人，现在不得不重新思考：美国的意图到底是什么？
12. 出路在哪里？一个令人沮丧的评估
Q：您认为当前的伊朗危机有没有一个好的出路？
A：除非伊朗高层和华盛顿都同意某种形式的和解——实质上就是回到奥巴马协议的框架——否则我看不到好的结果。但他们显然不会这么做。伊朗也可以内部开放，但开放并不能解决制裁问题，经济危机还会继续。
政权不会崩溃，而全面入侵和占领也不可行——伊朗太大了，美国没有那个人力和意愿。那么结果就是：不是战争也不是和平，而是持续的紧张——无限期地持续下去。
可以说，最好的希望是从伊朗内部出现一个足够开明的人物——甚至可能来自体制内部——推动走向某种民主形式。伊朗街头的文化已经为民主做好了准备：人们喊的是自由、平等、权利——宗教是私事，国家无权干涉你穿什么。这并不意味着人们反宗教，而是他们认为信仰不应该由国家来规定。问题是如何将权力从一个习惯于垄断权力的国家转移到一个更开放的体制。
Q：伊朗会不会陷入革命与复辟的循环？
A：我不这么认为。不掌权的大多数教士其实并不热衷于控制国家——他们乐于保留社会影响力和宗教捐赠（Endowments）等经济资源，但并不一定渴望世俗权力。所以如果民主得以建立，教士阶层不太可能成为反革命力量。
13.大国博弈中的伊朗：中国模式的启示与局限
Q：中国被一些伊朗人视为经济发展的成功模式，甚至有伊朗总统公开主张效仿中国模式。您觉得这条路在伊朗可行吗？
A：对很多伊朗人来说，中国确实是经济发展的成功范例。但我不认为中国模式可以在伊朗复制。一个关键原因在于文化差异：伊朗工人阶级有着悠久的劳工运动传统，对权利的主张意识非常强。在伊朗建立那种纪律性的廉价劳动力池，根本不可行。
Q：您如何比较中美两国的外交政策风格？
A：我不觉得本质上有太大区别——两个国家追求的都是自身的国家利益。在某些地方，双方都会和～的政权打交道，只要符合自身利益。美国更善于使用自由、人权等修辞工具——但这些语言往往只在需要反对某个国家时才被启用。
但中国的外交政策在一个关键方面更有优势：可预测性。中国的态度是"我们跟所有人打交道，不干涉内政，一旦达成协议就遵守"。而美国呢？你可以是北约成员国，和美国有长达几十年的同盟关系，然后某天早上总统起来说"不算了"。在贸易协定上也是如此——签好的协议说变就变。对大多数国家来说，和中国达成协议比和美国达成协议更有意义，因为你至少知道规则不会被单方面改变。
结语
在这场一个多小时的对话中，Abrahamian教授以一位历史学家的纵深视角反复揭示了一个核心悖论：外部力量声称要解放伊朗人民，但其行动的逻辑终点指向的却是国家的瓦解而非民主的建立。从1953年推翻摩萨台到今天的极限施裁，伊朗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并非由伊朗人自己决定——而真正的悲剧在于，当前局势中几乎看不到打破这一困局的出口。*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