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陈泊传》《中国秘密战》《延安保卫工作回忆录》《红色情报员的故事》、中共党史研究室相关文献、百度百科"陈泊"词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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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延安中央军委招待所里住进了一个人。
这人自称是新四军第三师八旅旅长田守尧，从华中一路辗转而来，即将接受伟人的亲自接见。招待所的工作人员对这位"田旅长"的到来没有任何怀疑，一切接待手续都在正常进行。
接见日期已经定好——6月22日上午十时。
可就在这之前，一封从晋西北兵站发回的电报，悄无声息地落到了边区保安处一个人的桌上。
电报上的内容只有短短几个字，这个人看完之后，拔腿就往外冲。
一场足以改写历史的较量，在延安这座黄土高坡上的小城里无声地拉开了大幕...
海南岛东部海岸线上，有一个不大的岛屿叫东屿岛，隶属琼海县博鳌镇。这个岛四面环水，岛上的人世世代代靠打鱼为生，日子过得清苦。
1909年，一户姓卢的渔民家庭添了个男孩，取名卢茂焕。
这个名字在当时的海南岛上平淡无奇，没有人会想到，几十年后，这个渔民的儿子会以另外一个名字——陈泊——载入中国革命的史册。
卢茂焕的童年和岛上其他渔家孩子没什么两样，光着脚丫在沙滩上跑，跟着大人出海拉网，饿了就啃几口地瓜干。
家里穷，供不起他读太多书，小学毕业之后就去了工厂当钳工。
白天在车间里叮叮当当地敲打铁器，晚上跑去夜校认字读书。在那个年代，一个渔民家的孩子能识文断字，已经算是了不起的事了。
不过卢茂焕跟其他工友不太一样的是，他有个好老师。他在博鳌双庙镇小学读书的时候，校长兼语文教师叫王文明。
这个王文明可不是普通人——他是琼崖学生运动的杰出领袖，也是琼崖最早一批党员、地方党组织的创始人之一。
在王文明的教育和影响下，年少的卢茂焕很早就接触到了进步思想，心里头慢慢埋下了革命的种子。
1926年初，十七岁的卢茂焕正式走上了革命道路。
同年5月，经王文明亲自介绍，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从一个渔家少年到一名共产党员，这个转变来得又快又猛。
当时的琼崖正处在风雨飘摇之中，革命形势瞬息万变，入了党就意味着脑袋别在腰带上过日子。
1927年，卢茂焕参加了琼崖工农红军。他从手枪班班长做起，凭着打仗时候的机灵劲儿和不怕死的勇气，很快就被提拔为排长，再到副连长。
这个钳工出身的年轻人还有个别人不具备的本事——他懂机械。
在那个缺枪少弹、什么都要自己造的年代，卢茂焕利用自己的钳工手艺，在当地创办了一所小型机械军工厂，能造简单的武器零件，给部队解了不少燃眉之急。
可命运这东西，从来不会让人一直顺风顺水。
1928年5月，琼崖的革命斗争遭遇了严重挫折。
敌人的围剿一波接一波，红军力量损失惨重，很多同志牺牲或失散。
在这种情况下，卢茂焕不得不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离开海南，远走南洋。
那一年，他刚满十九岁。
带着一身伤疤和满腔不甘，卢茂焕登上了去往印度尼西亚的船。
他要去苏门答腊岛投奔自己的三舅。茫茫大海上，这个年轻人回头看了一眼渐渐远去的海南岛，那是他出生的地方。
他不知道这一走，要多少年才能回来。
到了南洋之后，卢茂焕先在三舅那里安顿下来，后来又辗转到了新加坡，进了当地的华侨中学读书。别看他是去"读书"的，实际上他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和使命。
南洋华侨社会里有大量的进步力量，也有各种各样的敌对势力。卢茂焕很快就和当地的革命组织接上了头。
1929年，他前往雅加达，与马来亚共产党建立了联系。
组织上看他能力出众、经验丰富，让他担任了巨港特别支部书记。没多久，他又被调到马来亚总工会，出任纠察总队队长，专门负责保卫和除奸工作。
从这个时候起，卢茂焕开始使用一个化名——布鲁。
这个名字，将伴随他走过此后最波澜壮阔的人生岁月。
1930年，年仅二十一岁的布鲁已经成为马来亚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
一个从海南渔村里走出来的毛头小子，在异国他乡的革命队伍里站到了这样的位置，靠的不是别的，就是一股子不要命的劲头和超乎常人的胆识。
南洋那几年，是布鲁人生中极其重要的一段经历。
那个地方什么人都有——英国殖民当局的便衣密探无处不在，日本人的间谍网络四通八达，国民党的特务也没闲着，各路人马你来我往，明的暗的搅在一起。
布鲁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些人。
在这种环境里，一个人要么被吞掉，要么变得比谁都精明。
布鲁属于后者。他学会了怎么在人群中辨别出"不干净"的人，学会了怎么用最不起眼的方式搜集情报，也学会了在刀尖上跳舞的本领。
这些东西不是课本上能教的，是拿命换来的经验和直觉。
谁也不会想到，若干年后，正是这段南洋岁月里积攒下的功夫，让他在延安的反特战场上所向披靡。
1932年秋天，一件意外彻底改变了布鲁的命运。
那年他接到了马共中央的一个指令——参与铲除叛徒、原新加坡区委书记李锦标的行动。
在准备过程中，布鲁需要制作炸弹。他做试验的时候，炸弹意外爆炸了。
爆炸的威力把他的整个左手掌炸了个粉碎，脸部和左眼也被弹片严重伤害。
血淋淋的布鲁被紧急送进医院，他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当地警方就已经在病房里等着了。
审讯从他睁开眼的那一刻就开始了。
警方怀疑他是"危险分子"，追问他炸弹的来源和用途。布鲁深知当地警方对他的真实身份一无所知，在审讯过程中始终咬死一个说法——炸弹是别人扔进房间的，他自己只是一个无辜的住客。
这场审讯拉拉扯扯拖了将近一年。当地警方找不到确凿证据给他定罪，又不甘心就这么放人。
最后没辙了，只好给他扣了一顶"危险分子"的帽子，把他驱逐出境。
离开南洋的布鲁，身上多了两样东西：一只空荡荡的左袖管，和一只几乎失明的左眼。
在旁人看来，一个残了手又瞎了眼的人，这辈子大概也就这样了。可布鲁偏不信这个邪。
被驱逐出境之后，他辗转来到厦门，再从厦门转赴上海。
这一路上有多艰难，后人很难想象——一个身负重伤的独臂男人，既没有钱也没有合法身份，在各种势力的夹缝中穿行，随时可能暴露、被捕甚至丢掉性命。
在上海，布鲁凭着自己顽强的毅力，终于跟中共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这是他第四次与党组织失去联络后又重新找回来。四次失散，四次找回——这个事实本身就说明了布鲁这个人骨子里是什么样的人。
1936年秋天，布鲁离开上海，踏上了前往延安的路。
到了延安之后，博古听说布鲁能写会画，就把他留在了党领导下的"中国新闻社"工作。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爆发后，局势骤变。
1937年3月，布鲁随中国新闻社撤回延安，进入红军大学——也就是后来的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半年之后，他被分配到了延安保卫处。
从此，这个从海南渔村走出来、在南洋摸爬滚打过、丢了一只手又差点丢了一只眼的男人，站到了延安隐蔽战线的第一线。
先后担任侦察科长、情报科长等职务，在延安党的保卫战线上一干就是九年。
他跟中央社会部二室治安科科长陈龙、总政锄奸部侦察科科长钱益民，一起被称为延安情报界"三大奇才"。
布鲁到延安的时候，整个陕甘宁边区正处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局面中。表面上看，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在进行，国民党承认了边区的合法地位。
可暗地里，国民党当局不仅在边区周围屯了重兵进行封锁和监视，还不断通过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向边区渗透特工人员。
延安，这座黄土高坡上的小城，自然而然地成为了敌我双方在隐蔽战线上较量的主战场。
对于布鲁来说，他在南洋那些年练就的本事，终于有了真正的用武之地。
到了延安保卫处的布鲁，很快就展现出了他与众不同的一面。
别人搞保卫工作，大多是坐等线索上门，按部就班地调查、审讯、结案。布鲁不是这个路子。他搞情报讲究一个"主动出击"。
他的眼睛不只盯着延安城里，触角伸得很长，对国统区各方面的动态保持着高度敏感。
在他的推动下，边区的情报搜集工作从被动变成了主动，从零散变成了系统。
1938年7月，布鲁在延安城南的七里铺，干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他创办了陕甘宁边区保安处第一期侦察情报干部特训班。
这个"七里铺特训班"的规模不大，一共就三十六个学员，其中还有八名女学员，包括后来成为邓公夫人的浦琼英（也就是卓琳），以及日后成为布鲁妻子的吕璜。
特训班从1938年7月一直办到1939年1月才结束。
别小看这个只有三十六个人的培训班。这些学员经过布鲁的亲手调教，学到了一整套侦察、甄别、情报分析的实战本领。
后来全国解放，这批人中的绝大多数都成了新中国公安战线上的中坚力量——这大概是布鲁自己当初都没有预料到的一笔历史性贡献。
有了队伍之后，布鲁的工作做得越来越有章法了。
那段时间，延安每天都有大量的人从全国各地涌来——学生、工人、知识分子、文艺青年，什么样的人都有。
他们中间绝大多数是真心投奔革命的，可难保不会混进几颗"钉子"——军统和中统安插的暗桩。
怎么从成百上千号人里把那些"钉子"找出来，这个活儿不是一般人能干的。布鲁有自己的一套办法，他不搞大张旗鼓的运动式审查，不搞人人过关。
他靠的是细致入微的情报分析和长年积累的识人经验。
一份履历中不经意的破绽、一个说法跟实际情形之间微妙的不对榫、一个口音里透出来的蛛丝马迹——这些普通人注意不到的东西，在布鲁那双眼睛里全都无处遁形。
那些年的延安，敌我双方在隐蔽战线上的交锋，激烈程度远远超出外人的想象。国民党那边，军统和中统两大系统倾尽全力往延安安插人手。
军统的手段比较直接和粗暴——派经过专门训练的特务打着"进步青年"的旗号混进来；中统的路子则更阴更细——走的是文化人、知识分子的路线，渗透起来不声不响。
按常理说，国民党拥有远比延安优越的资源、人力和经费，他们的特务受过专业训练，装备精良，手段老到。
这么一股力量对付一座边陲小城的保卫机关，应该不在话下才对。
可事实却恰恰相反。
军统的人派进来一个，折一个；
中统辛辛苦苦培养的线人，进了延安就像石沉大海。远在重庆的戴笠拿着手下交上来的汇报，翻来覆去看到的都是同一个结果——失败。
这里面固然有延安整体环境的原因——那个年代去延安的人，绝大多数是抱着理想和信仰去的，想靠金钱和利诱去收买一个甘愿吃糠咽菜的人，那确实是缘木求鱼。
可光有环境还不够，如果没有一个精明能干的人来把这道防线组织起来、运转起来，再好的环境也挡不住专业特务的渗透。
布鲁就是那个把整道防线串起来的人。
1938年到1942年之间，布鲁在延安干了很多事，有些事直到今天也不方便全部公开。
能够确认的是，他在这几年间建立起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情报搜集和敌特甄别体系，培养了一批得力的干部，为边区的反特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底子。
他做的这些事，在当时看来也许不那么轰轰烈烈，甚至很多人压根不知道他的存在。
隐蔽战线上的人，做的就是不让人知道的事。可正是这些默默无闻的工作，为后来几场惊天大案的破获，铺好了路。
那些真正让布鲁名震延安、让戴笠气急败坏的大案，接下来就要浮出水面了。
到了1942年年初，延安的空气里似乎弥漫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紧张气息。布鲁凭着多年的敏感直觉，隐约觉察到了什么。
他在边区周边的情报网传回了一些零碎的消息——军统方面近来动作频繁，似乎在酝酿一次大规模的渗透行动。
1942年春节前夕，边区的一个秘密哨所抓获了一个来自国统区的男子，行迹诡秘。
这个人在初步审讯中吐出了一句让所有人都紧张起来的话：他负有军统交办的重大使命，愿意弃暗投明，但只肯跟保卫部门的最高负责人面谈。
消息层层上报，最后传到了布鲁的耳朵里。
布鲁没有犹豫，当天夜里就动身赶往了关押这个人的地方。他不知道等待他的将是什么，但他嗅到了一股不寻常的味道——一种跟以往所有案子都不一样的味道。
那一夜，两个男人在昏暗的油灯下面对面坐着，谈了一整宿。
天亮的时候，布鲁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
他从这个人的口中听到的东西，远远超出了他的预判——延安地底下，竟然埋着一颗他从未察觉到的巨大炸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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