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知的提升，需要有意愿，还需要付出极高的时间、经济和社会成本。
历史证明，任何社会的进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有一个漫长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宗教革命，这是西方民智提升的标志性事件。这位有良心的神学教授因不满罗马教廷让百姓购买赎罪券（只要交钱就能上天堂），而指责教廷是腐朽、堕落、利欲熏心的存在。
当时的《圣经》，只有拉丁语版本，普通老百姓根本看不懂，解释权全部掌握在神职人员手中，教廷借此愚弄百姓，屡试不爽。
马丁路德用平民能看懂的语言，重新翻译了《圣经》，发放给百姓，民众的思想得到了解放，促进了“新教”的形成。
1521年，马丁路德被教廷判为异端，但新教的思想却在巨大的讨伐声浪中逐渐传播开来。
1547年，马丁路德死后一年，新教位于普鲁士的大本营维腾堡遭到反对者围剿，改革的火焰表面上被扑灭了，但各地的反抗却从未停下，许多信奉新教的人面对重压，选择去往英国，或移民至新大陆。
1558年，英国的伊丽莎白一世继位，由于其父亨利八世将新教立为国教，大量信奉新教的商人、艺术家、工匠和科学家，从欧洲各地来到伦敦。伊丽莎白在位期间，伦敦的人口翻了一倍，一跃成为欧洲第一大都市。
英国是老牌天主教国家，固执的贵族和愚昧的英国老百姓起初也是反对新教的，因为亨利八世选择新教的原因，只是为了休掉原配，另娶新欢，但教廷对此并不同意，所以亨利八世一怒之下，干脆另立新教。
但是，以莎士比亚为首的英国文艺界，对天主教做出了大力的贬斥，逐步改变了老百姓的认知。在莎士比亚的十部历史剧中，红衣主教全部以恶人的身份登场，这不是没有原因的。
与此同时，新教带来的精英人才，也让英国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老百姓的思想逐渐从教廷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社会面貌为之一新，国力蒸蒸日上。
1576年，随着神权的衰弱，以“天赋君权”思想为基础的君主制也开始出现裂缝。法国的一位法学家——让·博丹，在那一年发表了《共和六书》，他在书中这样写道：明智的政府必须充分了解国家的民意民情，然后国家或法律的改变才能产生结果。国家颁布的法令和法规要符合地方、百姓和时代的特性。
这一观点被视为现代共和与民主思想的开端，但在当时，让·博丹的意见并不受法国君主的待见，却在对岸的英国引发了不小反响。
虽然英国在1265年就有了议会，但当时的议会主要用来解决国王跟贵族之间的矛盾，平民不得参与。
14世纪时，为了筹集用于英法百年战争的军费，统治阶层愿意度让出一小部分权力给到老百姓，于是在议会中设立两院，将国王和贵族分在上议院，平民分在下议院。平民可以在下议院发表看法，却没有决策权。
让·博丹的《共和六论》让英国的下议院看到了社会变革的方向，但由于君主和贵族牢牢掌握着国家资源和权力，下议院即便有心，也没有力量去推动变革。
1604年，英国和西班牙为了争夺海上霸权，双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英国迎来了长达40年的财政萎靡期，高额的税收让民众苦不堪言，王室却因为战胜西班牙而威望大增，查理一世希望摆脱议会，拥有更大的权力，议会却试图限制国王。这一矛盾，最终演变成资产阶级革命。
1648年，拥护共和思想的人越来越多，代表英国议会的克伦威尔在人民支持下，击败了“王党”，处死了国王查理一世，建立了英吉利共和国。
但不幸的是，克伦威尔转身就变成了军政府独裁者，一世英明毁于一旦。
克伦威尔死后，查理二世趁机返回英国，复辟成功，英国又倒退回君主制。
英国人民由此意识到，不管是君主体制还是共和体制，都避免不了产生独裁者。所以，体制的核心不在于叫什么名称，而在于有没有做到实质上的分权，这样的思考为后来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基础。
1688年，英国爆发光荣革命，在确立议会拥有最大权力的同时，保留了君主。根据双方妥协的结果，君主的权力将逐渐被分散到议会各层级，最终只保留形式上的元首地位，与此同时，首相将成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而首相的人选，则由议会决定。
英国采用这样的政体，对当时仍然处于君主制的欧洲大陆，立即形成了降维打击。欧洲大陆上的普通民众，纷纷瞪大眼睛望向英国，因为在他们的认知中，从来就只有对君主和贵族服从，对民主没有任何概念。
1748年，距离英国的光荣革命过去了整整60年之久，君主立宪的思想在欧洲得到了普遍的传播，但不甘落后于英国的法国人希望更进一步，彻底消灭君主制。
这一年，孟德斯鸠出版了他的集大成之作——《论法的精神》，在孟德斯鸠看来，英国人提倡的君主立宪，仍然暗示君主的地位高于宪法，然而一个真正由人民做主的国家，应当把法上升到最高的位置，就算一国元首也要受到法的制约。
在卢梭、孟德斯鸠、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的不懈努力下，基于民主的法治国家，这一概念终于被正式确立，而这一概念的核心就是三权分立，即立法权（议会）、行政权（元首）、司法权（法院）的独立。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国还处于乾隆年间。乾隆在位期间，不仅六下江南，劳民伤财，还大兴文字狱和奴化教育。
西方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在明朝时仍落后于中国，如郑和下西洋时，船队多达200艘，旗舰长约150米，宽约60米，高4层，可容纳船员上千人，而同一时期哥伦布用来探索新大陆的船只有30米长。但到了乾隆年间，西方国家的技术能力已经全面反超中国。
言归正传——
1776年，以孟德斯鸠等人的思想为纲要而撰写的《独立宣言》，在美洲大陆发表，美国的开国领袖以理论指导实践，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三权分立的国家。
1789年，受美国建国的鼓舞，法国大革命爆发，法国人民推翻了路易十六，并于三年后建立了法兰西共和国——史称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法国与英国虽然隔海相望，但法国受欧洲封建制度荼毒的时间，竟然比英国多了100年。
从法国的社会变革来看，民智的开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而且很容易出现倒退。期间，法国不仅出现了波旁王朝复辟，还出现了跟英国当年一样的状况——作为国家英雄的拿破仑，跟克伦威尔一样，一转身就变成了独裁者，甚至还想恢复帝制，加冕为王。
继续来看——
1790年，康德的哲学三部曲，即《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判断力批判》全部出版，开启了德国哲学风靡世界的年代。
从康德的“批判”，到黑格尔的“辩证”，再到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德国哲学在这一百多年间大放光芒。
与尼采同时期的马克思也在这一阶段发表了他的专著《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黑暗面予以批判，并探索公有制的道路。
如果说，帝王和教廷都在试图让百姓不做思考的话，那么这些德国哲学家就是在鼓励民众独立思考，探索智慧。
但即便拥有这么多享誉世界的哲学家，德国的第一个民主政权魏玛共和国，居然是在1918年建立的。
更令人惊讶的是，西班牙这样一个欧洲老牌强国，直到1978年才通过君主立宪制，转变为民主国家。
从1648年克伦威尔建立的英吉利共和国算起，到1978年西班牙转为君主立宪制，西方国家的民主化竟然花费了整整330年的时间。如果我们算上建立认知的时间，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算，则长达461年。
这个结论是不是让人有些意外？
其实并不意外，技术的进步可以通过抄袭、模仿来快速趋同，但社会的进步需要建立在民众具有广泛认知的基础上，还需要在一次又一次与既得利益者博弈的过程中，寻找突破的契机。
换言之，西方国家的民众，虽然不同国家有快有慢，但整体上用了四百六十年的时间，在经历无数的磨难和思辨后，才取得了民主和法治的共识，其过程之艰难，令人咋舌。
即便现在，西方国家对民主体制的探索也并未结束，民主化的进程仍在持续。
比如，由于德国在二战前通过民主程序，选出了像希特勒这样的战争狂人，因此，以哈耶克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家，对于民主与法治为何在当时的德国失灵进行了深刻的研究与反思，并在20世纪40年代至80年代间试图寻找改善的方法，由此诞生了《通往奴役之路》、《自由宪章》、《致命的自负》、《自由秩序原理》等影响力巨大的著作。
在哈耶克看来，民众的认知水平很可能比体制本身更重要，如果民众没有意识到像希特勒这样的人会带来怎样的危害，那么无论是什么体制，历史的悲剧都会再次上演。
了解这一点，对后来者十分重要。一方面，通过学习和借鉴，让后来者可以少走弯路，节约时间。另一方面，西方国家花费461年的历史事实也提醒后来者，很多事情不是一蹴而就的，有很多基础的工作要做。
社会的进步没有止境，现实或许也不尽人意，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人民，都要对此抱有长期、耐心、乐观的态度。好东西，都是靠时间磨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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