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2月的一个夜晚，哈尔滨被封冻着。张持坚，新华社的记者。他被火急火燎的采编主任从温暖的屋子里叫出来，让他赶紧赶往省公安厅了解情况。还没等他询问是怎么回事，主任就说话了：发生劫机事件了，还是苏联飞机，听说迫降在甘南。
此时的张记者还不知道，他将是这次劫机事件唯一参与采访的新华社记者。等他冒着严寒赶到公安厅，情况才渐渐清楚。
被劫持到甘南县的小型飞机
劫机者自称叫阿里穆拉多夫·沙米利·哈吉·奥格雷，是这架小型客机的副驾驶员。飞机在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是以迫降的方式降落在甘南县的一块麦地里（也有资料说是稻茬地）。深冬，只留麦茬的地里被冻得硬邦邦的，倒是有点像机场跑道。劫机者出现在中方人员面前时，手里还攥着一把折叠刀。
他说飞机上一共有43人，其中5人是机组人员。而且他承认是他逼迫机长降落在此地的，然后又冲着我方人员高喊，要到中国避难！其实小型飞机迫降之前，我国东北的空管部门也已经大致了解了情况。
小型飞机是从塔科塔马格达前往赤塔的，航班的编号是101/435。飞行途中，机上的领航员去了厕所。阿里穆拉多夫然后又骗另一名机械师走出了驾驶舱。他随即把驾驶舱门反锁，掏出事前准备好的折叠刀，要求机长立刻更改航线，飞往中国。
机长的身上携带了一把枪械，但由于不方便，最终没有反抗。他假意同意更改航线，但是却通过一个隐蔽的按钮，直接联系了苏联的空管部门。很快，在苏联方面的允许之下，飞机打算飞往齐齐哈尔，但是阿里穆拉多夫发现了情况不对。
他晃动着手里的刀子，要求机长更改航线，并且关闭所有与地面联系的方式和信号。一时间，这架飞机成了“瞎子”，机长在胁迫下，只能盲目的飞往中国的海拉尔。还没有到达目的地，飞机上的燃料就耗尽了。好在接下来迫降顺利，没有酿成伤亡事故。
情况明了，接下来就看劫机者究竟是什么诉求。当他被单独隔离起来后，由时任国务院秘书长牵头组成的事件处理领导小组随即展开工作。劫机者说，他这么做是受够了苏联民航分局对他的打击报复。他原本向上级反映问题，却没想到换来的是猛烈的报复。苏联的纪检部门和民航分局的领导甚至要把他送到精神病院。
他还被调离现职，这种压抑的情况持续了三年多，感到没有任何出头之日，所以决定逃到中国，寻求庇护。劫机者说完情况，我方领导小组的成员感到有些棘手，等于给我国出了一道大大的难题。因为全世界都知道，当时苏联和我国的恶劣关系已经延续了二三十年。
怎么办？只能尽量去处理。先要保证飞机上30多名乘客的吃饭问题。这里毕竟是东北，天寒地冻，没有食物和御寒的衣服，人在野地里是受不了的。工作人员先是送上了一些吃的和食物，机上的人员接受了。但是劝他们下来到附近去休息时，这些人则不同意。
又等了整整一夜，甘南县当地又拿来罐头、奶酪等各种符合苏联人的饮食时，这些乘客才渐渐放下警惕之心。又等了几个小时，苏联大使馆的人员以及我国外交部苏欧司副司长等人员也分乘直升机到达现场。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副司长是戴秉国。
经过双方的协调，机上人员全部被暂时安置到了齐齐哈尔的湖滨宾馆。这些人后来又乘坐直升机前往哈尔滨，然后乘坐苏联方面派来的飞机，又继续飞往赤塔。至于劫机者阿里穆拉多夫，他的心愿已了，暂时是不用担心被遣返回苏联了。
围绕劫机者的刑事惩罚
苏联方面的态度一开始很强硬，最好是让阿里穆拉多夫跟其他乘客同乘一架飞机，押回去接受审判。但棘手的地方是，劫机事件发生在我国的领空和领土上。如果真的让苏联把劫机分子轻易带走，我国的司法尊严何在？不管是根据我国的法律，还是国际上的一些公约，劫机行为都是严重的刑事犯罪，不可能让这个人轻易离开。
中苏双方只能展开扯皮式的谈判。根据一些公开资料显示，短短两个多月的时间，双方接触谈判的次数达到了50多轮。苏联方面坚持认为，绝对不能开这种恶劣的先河，否则类似的事件接下来会源源不断地发生，阿里穆拉多夫必须得押回苏联接受惩处。
最终双方达成了一个方案，司法程序必须得在我国走，苏方可以派出自己的人员全程参与旁听。对阿里穆拉多夫来说，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只要留在中国，不管被判刑多少年，他都有机会把自己的遭遇公布出来。
1986年3月，阿里穆拉多夫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文章开头提到的那名新华社记者，是唯一允许到庭采访的媒体记者。3月4日当天，新华社发布了审判这位劫机者的消息。据说在庭审现场，阿里穆拉多夫又将自己的遭遇说了一遍。不过关于他的审判是围绕劫机这件事来展开的，他的个人遭遇只是本案的诱因，却并不是主要原因。
判决生效后，他开始在东北某监狱服刑。一种说法是，他在中国的刑期只持续了3年，而后就被遣返回苏联，并且又按照苏联的法律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还有一种说法是，阿里穆拉多夫在我国的监狱一直服刑到苏联解体，还没等被遣返回去，苏联就轰然倒塌了。
不管是哪种说法，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他正好赶上了苏联解体的这个节点。不管怎么样，苏联方面想要对他的审判，乃至于报复，事实上都没有达成。所以这个人在后来相当感激中国。因为苏联解体之后，他趁着俄罗斯国内的混乱，再加上在中国服刑期间学到的汉语，据说做起了倒爷生意。
劫机者是阿塞拜疆籍，出狱后短暂返回自己的母国，据说在90年代又正式加入了俄罗斯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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