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阿卫，回来啦？在城里没混好？”村口二婶的嗓门像一口破锣，敲得我耳膜生疼。
我嗯了一声，没多解释。
那几天，整个村子都当我是个落魄的失败者，只有三叔，那个全村最穷的男人，在我临走前把一卷皱巴巴的钱塞进我手里：“有家在，就有后路。”
我捏着那一百块钱，像捏着一块烙铁。
六天后，三辆桑塔纳停在村里，一个穿西装的男人对我九十度鞠躬，全村都安静了。
他们这时候才知道，后路，到底是谁给谁留的。
1999年的夏天，像一口没关紧的蒸笼，热气从四面八方没完没了地涌进来。
我坐的那辆长途客车，大概比我的年纪还大，一路上都在演奏追悼会进行曲，终于在村口那棵老槐树下断了气。
司机骂骂咧咧地踢了一脚轮胎，我背起那个褪色到看不出本来颜色的帆布包，跳下了车。
脚下是解放鞋，鞋帮上沾着黄泥，是昨天在省城郊区故意踩上去的。
身上是件洗得发白的旧夹克，拉链都掉了一半。
这身行头，是我精心挑选的。
村路还是老样子，被拖拉机和牛车压得坑坑洼洼。
几个在树下乘凉的老人眯着眼看我，像是在辨认一件出土文物。
“这不是……建社家那个出去好多年的侄子吗？”
“林卫？是叫林卫吧？”
“看这穿的，啧啧，城里不好混呐。”
我没抬头，只是用眼角的余光扫过他们。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一半是同情，一半是看笑话的庆幸。
路过二婶家门口，她正在井边洗菜，看到我，手里的葫芦瓢都差点掉了。
“阿卫，回来啦？在城里没混好？”
她的声音洪亮，确保方圆五十米内都能听见这份“关怀”。
我点了点头，说，嗯。
“哎哟，我就说嘛，外面哪有家里好。你大伯家正盖新楼呢，去看看吧，气派！”
她的话像一把软刀子，精准地插进一个人最不愿被触碰的地方。
我继续往前走，身后是她和其他妇人压低了声音但足够我听见的议论。
“你看他那样，肯定是工地上被人撵回来了。”
“可不是，当初走的时候多神气。”
大伯林建社的家在村子中央，是全村第一栋二层小楼。现在，小楼旁边又在起一个新的副楼，门口堆满了红砖和水泥。
几个工人光着膀子在干活，大伯叼着烟，叉着腰，正在指手画脚，一副总指挥的派头。
他看见了我，脸上的得意僵硬了零点五秒。
随即，他把我拉到墙角，远离那些工人的视线。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根递给我，自己又点上一根，深深吸了一口。
“阿卫啊，怎么……突然回来了？”
他的语气，像是在询问一个不该出现的幽灵。
我说，想家了，回来看看。
“哦，看看好，看看好。”他吐出一口浓烟，烟雾缭绕着他那张精明的脸，“你这……回来的也不是时候，家里乱糟糟的，你看，盖房子，灰大。晚上也没地方给你睡。”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他被我看得有点不自在，又补充道：“晚上我还要请镇上建材站的王站长吃饭，重要客户，你知道的。你这……风尘仆仆的，也不方便。”
我终于开口：“大伯，我不住你家。”
他如释重负，脸上立刻堆起了假笑，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这就对了！都是自家人，别客气！知道你懂事！等大伯这阵子忙完了，给你接风！”
他转身想走，又像是想起了什么，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皱巴巴的，塞进我手里。
“拿着，路上买包烟抽。别嫌少啊。”
我低头看了看那张被汗浸透的钞票，然后抬头看着他，笑了笑。
“不用了，大伯。我有。”
我没接那钱，转身就走。
身后，传来他如释重“负又带点鄙夷的嘟囔：“还嘴硬。”
屋里传出哗啦哗啦的麻将声，夹杂着大伯娘尖锐的笑声。
那座正在拔地而起的新楼，在黄昏的余晖里，像一头沉默的怪兽，嘲笑着我的狼狈。
天色一点点暗下来。
炊烟从各家屋顶升起，带着饭菜的香气。
整个村子，好像没有一缕烟是为我升的。
我攥紧了帆布包的背带，那里面装着我的全部家当，以及一个没有人知道的秘密。
我调转方向，朝着村子尽头那片低矮的土坯房走去。
那里住着我三叔，林建国。
在我模糊的童年记忆里，他是唯一一个会在我挨揍时把我护在身后的人。
但那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
现在，我不知道他家那扇吱呀作响的木门，还会不会为我打开。
三叔家的院墙是用泥巴和石头垒的，矮矮的，好像一阵大风就能吹倒。
院门虚掩着。
我推开门，看见三叔正光着膀子，黝黑的脊背上全是汗，一斧子一斧子地劈着柴。
他的动作很慢，每一次抬起，每一次落下，都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
他听到声音，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先是迷茫，然后是辨认，最后是难以置信的惊喜。
他扔下斧子，两步跨到我面前，满是老茧和裂口的大手，重重地拍在我的肩膀上。
“阿卫！”
他的声音有点哑。
“你个兔崽子，回来咋不提前说一声！”
我感觉肩膀被他拍得生疼，但心里某个地方，却像是被什么东西轻轻敲了一下，不疼，有点酸。
三婶从灶房里闻声跑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粉。
她看到我，愣在原地，眼圈一下子就红了。
“阿卫……真是阿卫回来了……”
她快步走过来，拉住我的手，翻来覆去地看，嘴里不停地念叨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瘦了，在外面肯定吃了不少苦。”
我被他们一左一右地拉进了屋。
屋子很小，光线昏暗，墙壁被多年的炊烟熏得发黄。
家具都是几十年的老物件，桌腿都用砖头垫着。
但地上扫得干干净净，东西也摆放得整整齐齐。
三婶不由分说，把我按在唯一的木椅子上，转身就进了灶房。
很快，里面传来了“刺啦”一声，是热油遇到肉的声音，一股浓郁的肉香飘了出来。
“你别动，让你三婶给你做点好吃的。过年挂的腊肉，一直没舍得吃。”三叔给我倒了一碗凉开水，蹲在我面前，仰头看着我。
“在外面……还顺利吧？”他问得小心翼翼。
我看着他那张被岁月刻满痕迹的脸，和他眼里的关切，那些准备好的说辞，一句也说不出来。
我点了点头：“还行。”
“那就好，那就好。”他好像松了口气，“累了就回家，家里总有你一碗饭吃。”
这时，一个脑袋从门外探了进来，是堂弟林涛，今年刚满十八，一脸的青春痘，眼睛却很亮。
“爸，妈，是堂哥回来了吗？”
他看到我，有点害羞，又充满好奇。
晚饭很快就端了上来。
一盘喷香的腊肉炒蒜苗，一盘自家种的炒青菜，还有一碗酱油蒸鸡蛋。
这在1999年的一个贫困农家，已经是顶级的盛宴。
饭桌上，三叔三婶一句话都没问我在外面的收入，工作，仿佛这些都不重要。
他们只是一个劲地给我夹菜，把碗堆得像小山一样高。
“多吃点，看你瘦的。”
“这鸡蛋是你自己家的鸡下的，香。”
林涛则像个好奇宝宝，不停地问我城里的事。
“哥，城里是不是到处都是高楼？”
“哥，你见过电脑吗？听说那玩意儿什么都能干。”
我耐心地一一回答他，看着他眼里闪烁的光，仿佛看到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那一晚，我吃了三大碗米饭。
吃完饭，我提出要去镇上的小旅馆住一晚。
“那怎么行！”三叔当场就火了，“回自己家住什么旅馆！传出去让人笑话！”
他不由分说，让林涛去跟他们夫妻俩挤一张床，把家里唯一一间带木门的小房间腾给了我。
房间很小，只有一张床和一张旧书桌。
被子虽然旧，但能闻到阳光晒过的味道，很干净。
我躺在床上，听着隔壁三叔三婶压低了声音的对话。
“阿卫这次回来，看着不对劲，肯定是在外面受委屈了。”
“明天把那只老母鸡杀了，给他补补。”
“家里的钱……还有多少？得给他塞点路上用。”
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了枕头里。
过了一会儿，房门被轻轻推开。
三叔蹑手蹑脚地走了进来，月光从窗户照进来，我能看到他脸上的犹豫。
他走到我床边，将一个用手帕包着的小卷，塞进了我枕头底下，又帮我掖了掖被角。
他以为我睡着了，压低了声音，几乎是在我耳边说：“阿卫，拿着，一百块钱。叔知道你在外面不容易，别嫌少。有家在，就有后路。”
说完，他叹了口气，悄悄地退了出去。
我等他走后，从枕头下摸出了那个手帕包。
打开手帕。
里面是一卷被手心的汗捏得又旧又软的零钱。
有一块的，两块的，五块的，十块的。
最大的一张，是五十块的。
凑在一起，不多不少，正好一百块。
我认识那张五十块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缺角，是三叔卖了半车粮食才换来的，准备给林涛交下学期的学杂费。
我握着那一卷带着三叔体温的钱，躺在黑暗里，一夜没合眼。
那些钱，比我保险柜里任何一捆钞票，任何一份合同，都重。
我原本只想安静地回来，看一眼，然后离开。
但现在，我决定多留几天。
第二天，我就成了村里的头条新闻。
新闻的标题是《林卫在城里混不下去，赖在最穷的林建国家里吃闲饭》。
传播的媒介，是村里妇女们洗衣服的池塘边，和男人们抽烟的墙角下。
我走在村里，能清晰地感觉到那些目光像细小的针，扎在我的后背上。
大伯娘在自家门口摘菜，看到我，故意提高了嗓门对邻居说：“有些人啊，没本事就别往城里跑，现在混不下去了回来，还要连累穷亲戚，真是脸皮厚。”
我面无表情地从她面前走过。
对于这种级别的攻击，我甚至懒得调动自己的情绪。
三婶听说了这些闲话，气得在家里掉眼LEI，三叔则一言不发，一根接一根地抽着他两毛钱一包的劣质烟。
我什么也没说。
只是在三叔下地的时候，跟着他一起去。他锄地，我也拿起锄头锄地。他挑水，我也抢着挑水。
我干活的姿势很生疏，一天下来，手上磨出了好几个水泡。
但三叔看着我，脸上的皱纹好像都舒展了一些。
第三天，村里的抽水泵坏了。
那台老旧的柴油机，是村里几十亩水田的命脉，现在正值水稻抽穗，一天都不能缺水。
村长请来了镇上的维修师傅，那师傅围着机器转了半天，拆了几个螺丝，又装回去，最后摇了摇头。
“不行，里面的一个关键零件烧了，我这里没货，得去县里订，最快也要一个星期。”
一个星期，田里的稻子都要干死了。
村民们围着水泵，一个个愁眉苦脸，急得团团转。
我背着手，也凑了过去。
我听着那柴油机启动时异常的杂音，又看了看排气管冒出的黑烟颜色。
我默默地围着水泵转了两圈，心里大概有了数。
我对正在叹气的村长说：“村长，让我试试？”
村长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我身上的旧衣服，眼神里全是怀疑。
“你？你行吗？”
旁边有人嗤笑出声：“他要行，母猪都会上树了。一个在外面工地都混不下去的，还懂修机器？”
是大伯的声音。他不知什么时候也来了，双手抱在胸前，一脸的轻蔑。
我没理他，对村长说：“试试也不损失什么。”
村长死马当活马医，点了点头。
我问三叔借来了他平时修农具用的一把扳手和一把螺丝刀。
我在所有人怀疑的目光中，拧开了机油盖，闻了闻。又拧开一个观察口，看了一眼里面的传动齿轮。
我没动他们说的那个“烧坏”的零件，只是拿起扳手，在一个毫不起眼的位置，把一个螺母拧紧了半圈，然后又把另一个位置的供油阀门调小了一点。
前后不到一个小时。
我对村长说：“好了，再试试。”
没人相信。
那个镇上来的师傅更是撇了撇嘴：“不可能，核心问题没解决。”
村长半信半疑地让人去摇动启动杆。
“突……突突……突突突……”
伴随着一阵有节奏的轰鸣，那台罢工了好几天的柴油机，竟然奇迹般地重新欢快地唱了起来！
一股清澈的水流，从出水管里喷涌而出。
围观的村民们先是寂静，然后爆发出了一阵欢呼。
“动了！真的动了！”
村长激动地握住我的手：“阿卫，你可真是……真是神了！”
我抽回手，淡淡地说：“小毛病，可能是震动导致螺丝松了，供油量过大而已。”
大多数人看我的眼神，从鄙夷变成了惊讶，但依旧没多少尊重，顶多是觉得我“瞎猫碰上死耗子”。
大伯的脸一阵青一阵白，最后哼了一声，从鼻子里挤出一句话：“修个破水泵算什么本事，运气好罢了。”
说完，他便挤出人群，悻悻地走了。
只有堂弟林涛，跑到我身边，眼睛里闪着光，像看一个英雄。
“哥，你好厉害！你怎么什么都懂！”
我笑了笑，摸了摸他的头。这点机械原理，跟我公司里那些德国工程师设计的精密生产线比起来，连幼儿园级别都算不上。
但这事之后，村里的风言风语少了一些。
可新的麻烦很快又来了。
大伯的儿子林强要结婚了，婚期就定在三天后。
这在村里是件大事。大伯为了显摆，决定在自己家院子里摆三十桌流水席，宴请全村。
送请帖那天，大伯娘穿着一身新衣服，挨家挨户地送，脸上笑开了花。
她送遍了全村，包括那些和他们家八竿子打不着的远亲。
唯独路过三叔家门口时，她目不斜视地走了过去。
就像这里根本不存在一户人家一样。
晚上，这事就传到了三婶耳朵里。有人学给三婶听，说大伯娘在外面跟人讲：“让他们来干嘛？随份子都凑不齐一百块，还带着一个吃白食的闲人，净给我们家丢人现眼！”
三婶当场就受不了了，坐在小板凳上，捂着脸哭。
她不是想去吃那顿饭，她是觉得被人当众把脸皮踩在地上，太屈辱。
三叔一晚上都没说话，一个人蹲在院子里的黑影里，吧嗒吧嗒地抽着烟，烟头的火光在他布满愁容的脸上明明灭灭。
整个家里的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压得人喘不过气。
我走到三叔身边，在他旁边蹲下。
我拿过他手里的烟，吸了一口，辛辣的烟味呛得我直咳嗽。
我看着院墙外，远处大伯家新楼上亮起的灯火，平静地说：“三叔，别生气。”
“这个喜酒，我们去。”
“不但要去，还要去得风风光光。”
三叔猛地抬起头，浑浊的眼睛在黑暗中看着我，充满了不解和困惑。
他不知道，我已经厌倦了这场自导自演的“落魄”游戏。
有些人，你不把他那张虚伪的面具狠狠地撕下来，他就永远不知道什么叫尊重。
三天后，林强结婚。
大伯林建社的家门口，成了全村最热闹的地方。
新铺的水泥地上，搭起了红色的喜棚，三十张大圆桌从院子里一直摆到了马路上。
村长被请来当总管，脸上笑得像朵菊花。
大伯穿着一身崭新的灰色西装，虽然不太合身，但让他整个人看起来都膨胀了一圈。他站在门口迎客，手里拿着中华烟，见人就发，满面红光。
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穿上了自己最好的衣服，口袋里揣着或多或少的礼金，笑着，闹着，涌进这个欢乐的场。
酒席进行到一半，气氛最热烈的时候。
我带着三叔，三婶，还有林涛，出现在了院子门口。
我们没有不请自来。早上，我让林涛去送了份礼金，一百块。不多，但按村里普通亲戚的标准，也不算少。
大伯看到我们，脸上的笑容立刻收敛了。
他身边的村长碰了碰他，示意他别在这么多人面前失了礼数。
大伯这才不情不愿地走过来，皮笑肉不笑地说：“来了啊。随便找个地方坐吧。”
他的眼神扫过我们身上最干净但依然朴素的衣服，那份嫌弃，毫不掩饰。
他甚至没把我们往主宾席那边引，而是用下巴指了指院子角落里的一桌。
那一桌坐着的，都是些来帮忙的远房亲戚和邻居，是酒席里最末等的位置。
三叔的脸涨成了猪肝色，拉着我就想走。
我按住他的手，对他摇了摇头。
我扶着他，在那个角落的桌子边坐了下来。
桌上的亲戚看到我们，也都露出一种古怪的神情，没人跟我们搭话。
我们一家四口，就像一座被孤立的岛屿，与周围的热闹格格不入。
大伯娘端着酒杯在各桌敬酒，路过我们这桌时，眼皮都没抬一下。
我低着头，慢慢地剥着一个花生，仿佛外界的一切都与我无关。
突然，村口的方向传来一阵低沉而有力的汽车引擎轰鸣声。
这声音和村里拖拉机那种嘶吼完全不同，它平稳，有力，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气场。
所有人的谈笑声都小了下去，纷纷伸长了脖子往村口看。
三辆崭新的黑色桑塔纳2000，车身在阳光下闪着光，像三只黑色的猛兽，排着队缓缓地驶进了村子。
在1999年的乡下，一辆桑塔纳都是稀罕物，三辆一起出现，那阵势，只有电视里见过。
车队在全村人惊愕的注视下，不偏不倚，最终稳稳地停在了大伯家门口。
全场瞬间安静了下来。
村长以为是县里来了什么大领导，来不及多想，赶紧放下碗筷，整理了一下衣领，一路小跑地迎了上去。
大伯林建社更是激动得浑身发抖，他觉得这是自己天大的面子，儿子的婚事，竟然惊动了这种级别的人物。
他立刻挺直了腰板，脸上堆满了最谄媚的笑容，甩开村长，抢先一步迎到车前，准备亲自拉开车门。
中间那辆车的车门自己打开了。
车上下来一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
他穿着一身剪裁得体的深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神情严肃而焦急。
他身后，又跟着下来了两个同样穿着西装的年轻人，手里提着厚厚的公文包。
这几个人的气质，和这个尘土飞扬的村庄，显得格格不入。
大伯的笑脸已经凑了上去，准备伸出手。
但那个领头的西装男人，根本没看他一眼，甚至没看他旁边的村长。
他的目光像一部高精度的雷达，迅速扫过院子里所有的桌席，扫过一张张茫然又好奇的脸。
最后，他的目光，精准地锁定在了院子角落，那个穿着旧夹克，正在低头剥花生的年轻人身上。
他脸上的焦急瞬间变成了找到目标的庆幸。
他迈开大步，无视了所有人，径直穿过人群。
他走过主宾席，走过那些目瞪口呆的村干部和“贵客”，在整个院子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来到了我们这一桌。
然后，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眼珠子都快掉出来的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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