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长安城有一条铁律：日落之后，任何人不得外出，违者笞打。但每年正月十五前后，这条铁律会被破例取消三天。于是，这一晚，号称百万人口的古都在黑暗中亮起，贵族、商贩、少女与浪子一起涌上街头。古籍记载，人挤到双脚悬空，还能被人潮推着走出数十步。
今天我们早已习惯不夜的城市，连带着元宵的灯火好像也不那么稀罕了。但翻开古时候的笔记，会发现元宵节在古人那里竟这般意味深长。在宵禁严厉的时期，它是唯一合法的“不夜城”；在礼教森严的社会，它是深闺女子难得的出游之夜。古时候的元宵节是什么样子的？为何元宵节会成为朝堂上君臣撕破脸的缘由？让我们一同从古人的笔记里领略一下古时候元宵节的风貌吧！
《上元灯彩图》局部，此画为明人所作，描绘了当时南京的元宵节街市盛景
弛禁之夜：从宵禁到狂欢
要理解古人对元宵节的狂热，必须先理解古代城市历史悠久的宵禁制度。
在没有电力的古代，黑夜漫长而危险。为便于管理，中国古代城市长久以来奉行着“宵禁”制度。日落而息是农业社会的自然节律，也是法律的规定。暮鼓敲响，高大的城门与坊门便轰然关闭。夜晚的街道属于全副武装的巡街武侯，任何敢在夜间四处游荡的平民，都会被冠以“犯夜”的罪名，轻则笞打数十，重则当场丧命。在这极致的压抑之下，整座城市在日落后便陷入死寂。
而元宵节，便成了最重要的夜游机会。在初唐神龙年间，身居京师的文人将这短暂的自由之夜记录了下来。《唐新语》中保留了当时长安城最鲜活的记忆：
神龙之际，京城正月望日盛饰灯影之会，金吾弛禁，特许夜行。贵游戚属及下俚工贾，无不夜游。车马骈阗，人不得顾。王主之家，马上作乐，以相夸竞。文士皆赋诗一章以纪其事，作者数百人，唯中书侍郎苏味道、吏部员外郎郭利贞、殿中侍御史崔液三人为绝唱。味道诗曰：“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金吾”，即掌管京城治安的禁军将领。“金吾不禁夜”，意味着国家在这一夜停止了对夜晚的封锁。平日里被严加看管的工商业者、平民百姓与达官贵人一起涌上街头。在那摩肩接踵的人潮中，即便是擦肩而过也来不及回头顾盼。皇亲国戚甚至在马背上奏乐，互相夸耀。“火树银花”也成了中国文学史上最璀璨的意象之一。
《大唐新语》（又名《唐新语》），（唐）刘肃/著，中华书局，1984年6月版
明代蒋一葵在《尧山堂外纪》中补充的一个细节更为生动：“车马塞路，有足不蹑地浮行数十步者。”人群密集到双脚悬空的地步，足见当时人对夜间自由的饥渴。
这来之不易的“不禁夜”，究竟能持续几天？这在历代有着不同的规制。南宋大儒洪迈在其《容斋随笔》中，对元宵灯期的沿革作了严谨的梳理：
上元张灯，《太平御览》所载《史记·乐书》曰：“汉家祀太一，以昏时祠到明。”今人正月望日夜游观灯，是其遗事，而今《史记》无此文。唐韦述《两京新记》曰：“正月十五日夜，敕金吾弛禁，前后各一日以看灯。”本朝京师增为五夜，俗言钱忠懿纳土，进钱买两夜，如前史所谓买宴之比。初用十二、十三夜，至崇宁初，以两日皆国忌，遂展至十七、十八夜。予按国史，乾德五年正月，诏以朝廷无事，区寓乂安，令开封府更增十七、十八两夕。然则俗云因钱氏及崇宁之展日，皆非也。
洪迈告诉我们，唐代的灯期是三天（十五日及前后各一日），而到了宋朝，京师的灯期延长到了五天。有趣的是，对于这多出来的两天，民间流传着一个极其浪漫的说法：说是吴越王钱俶（钱忠懿）归顺大宋时，专门花重金向大宋皇帝“买”下了这两夜的放灯权。老百姓总是愿意把浪漫的福利归结为某个传奇人物的慷慨，但洪迈，以及北宋官员蔡絛在《铁围山丛谈》中的记录，都指出了历史的真相：
上元张灯，天下止三日，别本并作“三歹”。都邑旧亦然。后都邑独五夜，相传谓吴越钱王来朝，进钱若干买此两夜，因为故事，非也。盖乾德闻，蜀孟氏初降，正当五年之春正月，太祖以年丰时平，使士民纵乐，诏开封增两夜，自是始。
原来，这五夜灯期，根本不是钱王的买卖，而是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后蜀之后的政治宣示。皇帝用延长节日的狂欢时间，向天下宣告大宋的四海升平。在那个没有大众传媒的时代，连续五天的弛禁与张灯，就是国家向全体黎民百姓发布的最高级别的“太平盛世”通告。
“弛禁”的权力下放到地方，衍生出更盛大的狂欢。晚明的士人谢肇淛在《五杂俎》中，记下了故乡福建的灯节盛况：
天下上元灯烛之盛，无逾闽中者。闽方言，以灯为丁，每添设一灯，则俗谓之“添丁”。自十一夜已有燃灯者，至十三则家家灯火，照耀如同白日。富贵之家，曲房燕寝，无不张设，殆以千计，重门洞开，纵人游玩。市上则每家门首，悬灯二架，十家则一彩棚。其灯，上自彩珠，下至纸画，鱼龙果树，无所不有。游人士女，车马喧阗，竟夜乃散。直至二十外，薄暮，市上儿童即连臂喧呼，谓“求饶灯”，大约至二十二夜始息。盖天下有五夜，而闽有十夜也。
“天下有五夜，而闽有十夜”，这种地方性的狂热，甚至让富贵人家打开了最为私密的“曲房燕寝”，任由陌生人游玩观赏。对于古人而言，元宵节不仅仅是单纯的观灯，它是冲破日常秩序樊篱的罕见时刻。在长夜不灭的灯火里，他们享受着短暂却热烈、甚至僭越礼制的自由。
《五杂俎》，（明）谢肇淛/撰 韩梅、韩锡铎/点校，中华书局，2021年4月版
灯下邂逅：最浪漫的节日
既然“金吾不禁”，“重门洞开”，元宵节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古代礼教社会中，女性一年里少数几个能够踏出闺阁、融入公共空间的特殊日子。在那个讲究男女大防的年代，“庭院深深深几许”是古代女性一生的写照。唯独在元宵这几天，礼教的帷幕悄然破开了一道口子。
为了能名正言顺地出游，古代女性们还发明了特殊的祈福习俗。谢肇淛在《五杂俎》中描绘道：
大家妇女，肩舆出行，从数桥上经过，谓之“转三桥”。贫者步行而已。……齐、鲁人多以正月十六日游寺观，谓之“走百病”。
无论是过桥还是游寺观，所谓“走百病”，本质上就是给女性一个走出深宅的合法理由。节日的空气因为礼教难得的放松，也因而充满了暧昧与浪漫的因子。在这车水马龙的喧闹中，元宵节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古代少有的男女约会的节日，留下了许多美丽的爱情故事。
明代文学家冯梦龙在《情史》中，引用了南宋才女朱淑真的词作（一般认为是欧阳修词作），这几乎是古代元宵爱情最哀婉的绝唱：
朱淑真，钱塘人。幼警慧，善读书。早失父母，嫁市井民家。其夫村恶可厌，淑真抑抑不得志，作诗多忧怨之思。……淑真有《元夕生查子》云：“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又诗云：“火树银花触目红，极天歌吹暖春风。新欢入手愁忙里，旧事经心忆梦中。但愿暂成人缱绻，不妨长任月朦胧。赏灯那得工夫醉，未必明年此会同。”味此诗词，淑真殆不贞矣。
《情史》的故事里，朱淑真婚姻不幸，她将生命中最为热烈的一段情事留在了元宵节的灯影里。“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短短十字，写尽了古代男女在花灯掩映下幽会的朦胧与悸动。但这光影毕现的欢愉往往是短暂的，随之而来的便是“不见去年人”的绵长遗恨。有趣的是，冯梦龙在文末加上了一句道学气十足的点评：“淑真殆不贞矣。”这恰恰从反面印证了，当时的女性要在元宵夜追求爱情，承受着怎样的道德压力，但在后人看来，这正是对刻板礼教最无畏的抗争。
《情史》（一名《情史类略》，又名《情天宝鉴》），（明）冯梦龙/编著 栾保群/校注，中华书局，2024年6月版
并非所有的元宵爱情都带着禁忌的哀伤，《情史》中记录的另一则发生在福州的才子佳人故事，则充满了古典张力。福州治中之子上官粹，与邻居贾氏之女蓬莱青梅竹马，却无奈被长辈各自许配他人。两人本以为今生再无交集，直到元宵节的灯会给了他们最后的机会：
未逾时，值上元节。闽俗放灯甚盛，男女纵观。粹察贾氏宅眷必往，乃潜伺于其门。更深后，果有女夫舁轿数乘而前，蓬莱与母三四辈上轿，婢妾追随，相续不绝。粹尾其后，过十余街，度不得见，乃行吟轿旁曰：“天遣香街静处逢，银灯影里见惊鸿。彩舆亦似蓬山隔，鸾自西飞鹤自东。”蓬莱知为粹也，欲呼与语，诉其所怀，而碍于从者，亦于轿中微吟曰：“莫向梅花怨薄情，梅花肯负岁寒盟！调羹欲问真消息，已许风流宋广平。”
这是一个极具画面感的长镜头：在人声鼎沸的灯市里，痴情的少年紧紧跟随着心上人的轿子，徒步穿过了十余条街巷。在重重叠叠的女眷与家仆中，两人无法直接交谈。于是，轿外的少年低吟成诗试探芳心；而轿内的少女听出情郎的声音，虽无法掀开轿帘相见，却机智地在轿中以诗句微声酬答。元宵夜的嘈杂，恰恰成为了这段私密对歌最绝妙的掩护。（巧合的是，原定男方后来染疫病故，蓬莱与上官粹最终喜结连理。）
除了现世的邂逅，元宵节阴阳交泰的神秘气氛，也催生了志怪笔记中凄美的人鬼之恋。明初瞿佑的《剪灯新话》中，有一篇著名的《牡丹灯记》：
方氏之据浙东也，每岁元夕，于明州张灯五夜，倾城士女，皆得纵观。至正庚子之岁，有乔生者，居镇明岭下，初丧其耦，鳏居无聊，不复出游，但倚门伫立而已。十五夜，三更尽，游人渐稀，见一丫鬟，挑双头牡丹灯前导，一美人随后，约年十七八，红裙翠袖，婷婷袅袅，迤逦投西而去。生于月下视之，韶颜稚齿，真国色也。神魂飘荡，不能自抑，乃尾之而去……女忽回顾而微哂曰：“初无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似非偶然也。”生即趋前揖之曰：“敝居咫尺，佳人可能回顾否？”女无难意，即呼丫鬟曰：“金莲，可挑灯同往也。”
三更鼓尽，繁华散场，冷月清辉之下，一盏双头牡丹灯将阴间的孤魂引向了人间。“初无桑中之期，乃有月下之遇”，鬼魂借着元宵节游赏的风俗，填补了生者与死者的寂寞。在这类聊斋式的志怪小说中，一切越轨的、出格的冲动都变得顺理成章，生与死的界限也在明暗交界的灯火中被模糊。
《剪灯新话》，（明）瞿佑/著 向志柱/点校，中华书局，2020年11月版
然而，在元宵之夜的女性群像中，并非只有浪漫的邂逅与风月。对于那些深宅大院里的姬妾而言，即便在灯火通明的元宵之夜，她们的内心依然有着无法向外人道尽的幽暗与哀伤。南朝刘敬叔在志怪笔记《异苑》中，记录了一个在元宵节流行的女性信仰——迎紫姑：
世有紫姑神，古来相传云：是人家妾，为大妇所嫉，每以秽事相次役。正月十五日，感激而死，故世人以其日作其形，夜于厕间或猪栏边迎之，祝曰：“子胥不在（是其婿名也），曹姑亦归曹（即其大妇也），小姑可出戏。”捉者觉重，便是神来。奠设酒果，亦觉貌辉辉有色，即跳躞不住，能占众事，卜未来......
传说中的紫姑，生前为人小妾，受尽大房正妻的嫉妒与虐待，每天被逼着干扫厕所、清理猪圈等肮脏的活计，最终在正月十五这天含恨而死。于是，后世的女子们在元宵夜，不在正厅华堂，而是在隐秘的厕所或猪栏旁，用草木扎成紫姑的模样，虔诚地迎接她的神魂。“小姑可出戏”，这声凄切的呼唤令人心酸。当外面街道上是属于少男少女们的“火树银花”时，那些地位低下、备受压迫的妾室与弱势女性，却选择在家里最污秽的角落，去安慰一个含冤而死的同类。她们借着占卜“蚕桑”和“未来”的名义，倾诉的是自己同样作为女性在封建社会中被折磨的同病相怜。元宵节灯火灿烂，但在这看似猎奇的志怪记录中，我们也能听到，古代女性跨越生死的悲鸣。
《异苑》，明崇祯时期刊本
御楼观灯：太平盛景与政治博弈
在平民百姓于街巷间寻觅浪漫与自由的同时，元宵节的重头戏，其实一直在帝王权贵的掌控之中。古代的皇帝们极少离开戒备森严的皇宫，但元宵节是个例外。“御楼观灯”——即皇帝登上宫门的城楼，俯瞰京城的灯火——不仅是皇家娱乐，更是向天下昭示海宇升平、国泰民安。但在文人笔记的记录里，这华丽的表象下，往往涌动着奢靡的暗流，以及君臣之间关于“俭”与“奢”的激烈博弈。
唐代开元、天宝年间，大唐国力鼎盛，权贵们的灯彩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奢之境。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中，记下了杨贵妃家族令人咋舌的排场：
韩国夫人置百枝灯树，高八十尺，竖之高山。上元夜点之，百里皆见，光明夺月色也。杨国忠子弟每至上元夜，各有千炬红烛围于左右。
韩国夫人是杨贵妃的姐姐，她居然造了一棵八十尺高的百枝灯树立于高山之上，点燃时“光明夺月色”。而杨国忠的子弟们出行，更是有上千支红烛环绕护卫。笔记作者虽无过多评论，但后人读至此，自然会联想到随后爆发的安史之乱。那“夺月色”的花灯，终究化为了烧毁大唐半壁江山的战火。
明代的帝王同样热衷于此，但他们多了一分收买人心的政治手腕。明人黄瑜在《双槐岁钞》中记载了明成祖朱棣定下的宏大规矩：
永乐己丑，令自正月十一日为始，赐元宵节假十日。壬辰正月，赐文武群臣宴，听臣民赴午门外观鳌山，岁以为常。户部尚书夏原吉，侍母往观。上闻，遣中官赍钞二百锭，即其家赐之，曰：“为贤母欢也。”自是车驾驻两京，皆赐观灯宴。上或御午门示御制，使儒臣奉和，览而悦之，赐以羊酒钞币。
所谓“鳌山”，是指用千百盏花灯堆叠而成的形似巨龟背负仙山的大型灯组。这是宋代时由皇家主导的灯会的新形制。
朱棣大笔一挥，赐给官员和百姓整整十天的元宵长假。当得知重臣夏原吉带着年迈的母亲也来观灯时，皇帝立刻派太监赏赐了巨款，理由是“为贤母欢也”。这段君臣同乐的佳话，将明初那种自信、从容的气度描绘得淋漓尽致。对于朱棣这位通过“靖难之役”夺权的铁血帝王来说，午门外的太平灯火与针对老臣的慷慨赏赐，无疑是他证明自己合法性与成功治理的最好道具。
《双槐岁钞》，（明）黄瑜/撰 王岚/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2月版
然而，“鳌山”虽美，却耗费巨万。对于讲究儒家治国理政、忧国忧民的士大夫而言，这种奢靡的灯会往往成为他们批评朝政的靶子。到了明代中叶的成化年间，帝国的运转已不复初期的健朗，但宫廷的烟火之乐却依然如故。《双槐岁钞》详细记录了一场著名的“元宵直谏”事件：
成化丁亥十一月，内阁分题，令翰林诸公赋诗为上元赏玩。昶时为检讨，与编修章枫山懋、黄未轩仲昭同疏言：“……今日之举，或者两官在上，欲极孝养，然大孝在乎养志，岂以烟火为乐哉？北虏毛里孩窥伺间隙，所当深虑；江西、湖广，一旱数千里，民不聊生；其他灾伤，处所尤多，未易悉举。宜将烟火之事亦皆禁止，不使接于耳目，而移此视听为文王之视民如伤，为大舜之闻善若决江河。省此冗费以活流离困苦之民，赏征伐劳役之士，则干戈息、灾异消、百姓富庶、四夷宾服。奉养两宫，其孝岂有大于此哉！”盖懋笔也。奏入，上怒，杖之，调懋及仲昭知县，昶、判官。……时谓“翰林四谏”。
当朝廷命翰林院的词臣们为即将到来的上元节写赞美诗时，庄昶、章懋等人不仅拒绝歌功颂德，反而联名上疏，言辞极其激烈。他们毫不客气地指出，皇帝借口“孝养两宫太后”而大搞烟火，根本不是真正的孝道；因为此时此刻，“北虏”正在边境虎视眈眈，“江西、湖广一旱数千里，民不聊生”。在他们看来，将燃放烟火的巨额开销省下来，去赈济灾民、犒赏戍边将士，才是真正的“大孝”！
这番话扯下了“与民同乐”的遮羞布，将元宵节的盛典直接与国家的灾难对立起来。成化皇帝看后勃然大怒，将这几位不知好歹的文臣当廷杖责，打得皮开肉绽，并贬黜京城，史称“翰林四谏”。
《明宪宗元宵行乐图》局部
权力的博弈直到万历年间才有了戏剧性的回响。在清初文人孙承泽的《春明梦余录》中，记录了首辅张居正与少年神宗（万历皇帝）之间的一段对话：
是年十二月讲读毕，问张居正：“元夕鳌山烟火祖制乎？”对曰：“非也，成化间以奉母后，当时谏者不独言官，即如翰林亦有三四人上疏，糜费无益，所当节省。”上曰：“然。”明年元夕罢烟火鳌山。
年少的万历皇帝刚上完课，好奇地问老师张居正：元夕搭鳌山放烟火，这是祖宗传下来的制度吗？大权在握的张居正立刻抓住机会，不卑不亢地搬出了百年前“翰林四谏”的旧事告诉皇帝：这不是祖制，不仅糜费无益，当年还被正直的大臣们拼死反对过。年轻的皇帝听后点点头，答了一个“然”字。第二年，紫禁城前的鳌山烟火被正式停罢。
此时的万历还显得十分乖巧。然而熟悉历史的朋友们自然知道，在张居正死后，万历就失去了最重要的约束，一路带着明朝向着天崩地解的终局奔去了。
《春明梦余录》，（清）孙承泽/著 王剑英/点校，北京出版社，2018年2月版
在古人的笔下，“不夜”的元宵，一面照见罕载于史册的世俗的欢笑与情味，一面又让人不禁感慨万千。今天的城市早已是不夜之城，耀眼的霓虹轻易便能夺去天上的月色。但当我们在这喧闹的元宵夜，吃下象征团圆的汤圆时，或许可以抬头望一眼头顶的明月。那是唐朝的月，也是明朝的月；照过转过三桥祈福的女子，也照过高声抗言的孤臣。
也许午门前光明夺月的百枝灯树和万丈鳌山最终化为灰烬，连同那些盛极一时的大唐大明，一并隐入了历史的烟尘。但那些短暂自由里的欢歌与柳梢头相约的人间情事，或许并不会随时间褪色，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品味、把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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