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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深冬的西安城，化觉寺巷老刘家泡馍馆里，几位穿着朴素的客人推门进来。
为首那位戴着帽子，身上的灰色毛衣肘部还打着补丁。
掌柜刘福堂抬头看了一眼，觉得这人面善，但也没多想，毕竟那年头，穿补丁衣服的干部多了去了。
谁能想到，这顿饭吃到最后，几个人竟然凑不够六块三毛钱。
更没人想到，那张赊账单上的名字，会让刘福堂当场愣在原地。
说起来，毛主席那次来西安，本来是视察军工企业的。
秘书高智是陕西人，知道主席爱吃面食，就提议去尝尝地道的羊肉泡馍。
主席一听就来了兴致:"好啊，咱们就去老百姓常去的馆子。"
那天傍晚，主席只穿了件灰毛衣就出门了，连警卫都没带。
刘福堂看这几位客人进门，心想大概是哪个单位的干部，也没往别处想。
主席坐下就开始掰馍，掰得特别细，指甲盖那么大。
刘福堂端着茶壶过来添水，主席抬头问:"老板，你这一碗用几两馍?"
"二两半。"
刘福堂答。
"汤用啥熬的?"主席又问。
刘福堂说着，心里琢磨这位客人还挺懂行。
主席点点头，一边掰馍一边说:"劳动人民最懂物尽其用，一根骨头能熬出这么鲜的汤，不容易。"
这话说得刘福堂心里暖乎乎的。
馍掰好了，端上来冒着热气。
主席吃得很香，连喝了三口汤，夹起糖蒜咬了一口，连说"痛快"。
那年头，羊肉每斤七毛四，馍每斤一毛二，六个人点了两斤馍，加羊肉、粉丝、泡菜，一共六块三毛，算是顿不错的饭了。
吃到一半，主席突然想起什么，转头问高智:"你带钱没有?"
高智愣了一下，赶紧掏口袋，数了数:"五块零几毛。"
主席也摸摸自己口袋，掏出来一看:"我这儿五块八。"
几个人凑在一起算了算，还差五毛。
罗瑞卿提议把手表押这儿，主席摆摆手:"人民开的饭馆，不兴抵押这一套。"
主席站起来，走到柜台前，对刘福堂说:"老板，我们几个今天钱没带够，能不能先赊着，明天一定还上。"
态度特别诚恳，就像普通老百姓欠了账一样。
刘福堂一听，心想这年头还有干部赊账的?但看主席说得认真，也就拿出账本:"行，您写个名字吧。"
主席接过笔，在账单背面写下"毛泽东"三个字。
刘福堂接过来一看，脑子嗡的一声，手抖得差点把账本掉锅里。
他抬头再看，主席已经戴上帽子，对他摆摆手:"莫声张，我们走啦。"
刘福堂追到门口，雪地里只剩下几行脚印，人早就融进夜色里了。
他站在门口愣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来。
第二天一早，西安市商业局局长亲自上门，递给刘福堂六块三毛，还带来一张盖着"中共中央办公厅"红章的发票，日期写着1955年12月17日。
刘福堂把账单和发票装进镜框，挂在店堂正中。
从那以后，老刘家泡馍馆就被人尊称为"主席赊账处"，生意火得不行。
很多人不明白，堂堂国家主席，怎么会连六块三都掏不出来?其实这事儿，得从当时的工资制度说起。
1955年国家刚推行工资制，干部收入都是固定的。
主席月工资四百零四块八，听着不少，但要养一大家子，还要接济亲友，常常月底就见底了。
卫士长李银桥后来回忆说，主席口袋里常年只装十块零花钱，能步行的绝不坐车。
主席坚持一个原则:自己掏钱，不给地方添麻烦。
那次去西安，本来可以让地方安排，但主席不愿意。
结果就出了这么个"差五毛"的事儿。
说实话，这事儿对主席触动挺大的。
后来在政治局会上，主席举了这个例子:"我们一个省长、部长，一顿饭吃六块，就掏不出，可见基层同志更难。"
刘福堂后来坚持不涨价，一碗泡馍三毛五卖到八十年代。
亲戚劝他涨价，他说:"主席赊账是看得起咱小百姓，我涨价，就是往他脸上抹黑。"
1983年店铺要扩建，只要了六块三的拨款，其余全部自筹。
他说:"主席当年差五毛，我如今多拿一分，就是忘本。"
1993年刘福堂去世，临终留下三句话:"莫涨价"、"莫宣传"、"莫忘本"。
长孙刘卫民继承祖业，仍然卖象征价三毛五一碗，虽然实际成本早就超过十块了。
他计划将那张账单捐给博物馆，让后人知道，主席当年也当过"差五毛的顾客"。
如今西安城钟楼依旧，泡馍依旧，雪夜推门的热气依旧。
老刘家的后人常说:"吃泡馍要趁热，趁热吃进去的是粮，化开来的是情。"
那情里有领袖的平易，有百姓的厚道，更有"你想着我，我记着你"的时代精神。
哪怕只是一碗汤、几毛钱的缺口，也要一起把它补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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