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2008年的夏天，我做了一个至今都觉得疯狂的决定。
辞职。
领导问我为什么，我说想去西藏。他以为我在开玩笑，笑着说年轻人别冲动。我没解释，收拾东西走了。
其实我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可能是连续加班三个月后的某个凌晨，我站在写字楼的落地窗前，看着下面车水马龙的街道，突然觉得自己像一颗被拧紧的螺丝钉，再不松一松，就要崩掉了。
那年我二十六岁，在北京一家广告公司做文案。每天写那些自己都不相信的广告词，把平庸的产品吹得天花乱坠。时间久了，连自己说的话都开始怀疑。
我需要去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远到能让我暂时忘掉这一切。
于是我买了一张从北京到拉萨的火车票，T27次，全程将近四十八个小时。
出发那天是七月中旬，北京热得像个蒸笼。我背着一个旧帆布包，里面塞了几件换洗衣服、一本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还有一个MP3。站台上人很多，大包小包的，有去旅游的，有回家的。
我的铺位在八号车厢，硬卧中铺。爬上去的时候，发现对面下铺坐着一个女孩。
她大概二十三四岁的样子，扎着马尾辫，穿一件白色的棉布衬衫，牛仔裤，帆布鞋。长得不算惊艳，但很干净，是那种让人看着舒服的长相。她面前摊着一本书，是余华的《活着》。
我们对视了一眼，她冲我笑了笑，算是打了招呼。
火车缓缓启动，北京的高楼大厦开始往后退。我躺在中铺上，戴着耳机听歌，看着窗外的风景从城市变成郊区，再变成一望无际的平原。
傍晚的时候，我下来泡了一碗方便面。那女孩也在吃泡面，我们又对视了一眼，这次她主动开口了。
"你也去拉萨？"
"嗯。"
"一个人？"
"一个人。"
她点点头，没再问。我觉得她大概也是一个人，因为她的眼神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东西，那种想要逃离什么的疲惫。
晚上八点多，车厢里的灯暗了下来。大多数人都躺下了，只有零星几个人还在小声聊天。我睡不着，就坐在走廊的折叠椅上看书。
那女孩也没睡，她坐在自己的铺位上，抱着膝盖看窗外。窗外什么都看不见，只有偶尔闪过的灯光。
"睡不着？"我问。
她转过头来，摇摇头。"有点兴奋，第一次坐这么长时间的火车。"
"我也是第一次。"
就这样，我们聊了起来。
她叫苏晴，武汉人，在上海一家外企做行政。这次请了年假，一个人去西藏。我问她为什么，她想了想说，想看看世界上最接近天空的地方是什么样子。
我没追问。每个独自去西藏的人，心里大概都藏着一些不想说的事情。
我们聊了很多，聊工作，聊生活。她说她在公司干了三年，每天做着重复的事情，像一台不会停的机器。我说我也是，写了三年广告词，写到最后连自己都觉得恶心。
"所以你辞职了？"她有些惊讶。
"裸辞。"
"真勇敢。"
"不是勇敢，是实在撑不下去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我其实也想辞职，但是不敢。"
"为什么？"
"怕。"她笑了笑，"怕辞职之后不知道该干什么，怕让父母失望，怕变成一个没用的人。"
聊到半夜，我们都有些困了。她说早点睡吧，我点点头，爬回了自己的中铺。
第二天一早，火车已经进入了甘肃境内。窗外的风景变了，不再是平原，而是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坡。偶尔能看到几只羊，在山坡上慢悠悠地吃草。
苏晴起得比我早，正坐在窗边吃面包。看到我醒了，她递过来一个。
"早餐。"
"谢谢。"
我们一边吃一边聊天。她说她昨晚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草原上，四周什么都没有，只有蓝天和白云。她说那是她这几年做过的最轻松的梦。
上午十点多，火车到了兰州站，停了二十分钟。很多人下去买东西，站台上卖牛肉面的小贩吆喝声此起彼伏。苏晴说想下去透透气，我陪她一起。
站台上的风很大，带着一股黄土的味道。她深吸了一口气，说："空气都不一样了。"
我笑了笑，没说话。
火车继续往西走，风景越来越荒凉，也越来越壮阔。下午的时候，我们经过了一片戈壁滩，一望无际的沙石地，连一棵树都没有。苏晴趴在窗边看了很久，突然说："原来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地方。"
我知道她的意思。在城市里待久了，会以为世界就是那个样子，高楼大厦，车水马龙，永远有做不完的事情。直到你走出来，才发现世界原来这么大，大到你所有的烦恼都变得微不足道。
傍晚的时候，火车开始爬坡。列车员说，我们马上要进入青藏高原了，海拔会越来越高，让大家注意身体。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苏晴的脸色变得有些不对。
一开始我以为是高原反应。她说有点头晕，我把自己带的治疗高原反应的药给她吃了两粒。但是过了一个多小时，她的情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严重了。
"肚子疼。"她捂着右下腹，额头上冒出了细密的汗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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