刷不完的短视频、弹不停的私信、藏不住的网络欺凌、防不住的沉迷成瘾……当越来越多未成年人的童年,被手机屏幕里的社交媒体裹挟,一则两会热点突然引爆全网,瞬间撕裂舆论场。全国政协委员于本宏提出建议,将16周岁设为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平台的“数字成年年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一套涵盖平台监管、替代方案、家庭与教育配套的系统性保护方案,既戳中了无数家长的痛点,也引发了关于未成年人数字权利的激烈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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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直言“早该如此”,感慨被社媒偷走的孩子童年,终于有了被守护的可能;也有人反驳“一刀切不现实”,担忧禁令会剥夺孩子正常社交、获取信息的权利,甚至将他们推向监管更薄弱的“地下空间”。这场争论的背后,从来不是简单的“支持”与“反对”,而是数字时代里,每一个家庭都在面临的困境——如何让孩子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避开网络世界的暗礁,守住成长的底线?

作为深耕新闻领域多年的从业者,见过太多因过度使用社交媒体陷入困境的未成年人,也见证过家长们的焦虑与无助。这则建议的爆火,本质上是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集体焦虑,更是对当下未成年人用网现状的一次深刻反思。我们不必急于站队,不妨沉下心来,拆解这则建议的核心,剖析背后的现实困境,探寻一条既守护成长,又不剥夺自由的可行之路。

委员的建议,并非一句简单的“禁止使用”,而是一套环环相扣的系统性方案,每一项内容都直指当下未成年人用网的痛点。核心是明确16周岁的“数字成年年龄”,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注册、使用社交类平台,从源头切断网络伤害的可能。在此基础上,对平台提出了严格的监管要求,新增用户必须进行强制性年龄核验,存量用户则逐步排查清理,杜绝未成年人冒用他人身份注册使用的情况。

如果说年龄门槛是第一道防线,那么功能限制就是第二道守护。即便有部分低龄账号因特殊情况被保留,也会默认关闭个性化推荐——要知道,算法驱动的个性化推荐,正是让未成年人陷入沉迷的关键,它会精准捕捉孩子的兴趣点,不断推送相关内容,让孩子在不知不觉中刷了几小时,甚至熬夜刷手机。同时,禁止夜间推送消息,避免社媒消息打扰孩子的正常睡眠,毕竟对正处于生长发育阶段的未成年人来说,充足的睡眠远比碎片化的网络娱乐重要。

私信、直播功能也会被限制,这背后是对未成年人安全的深层考量。近年来,未成年人因私信遭遇网络欺凌、隔空猥亵,因观看直播冲动打赏、遭遇网络诈骗的案例屡见不鲜。这些案例中,孩子往往因为心智尚未成熟,缺乏自我保护意识,容易被陌生人诱导,最终受到身心伤害。限制这些功能,就是要减少未成年人与陌生人的不当接触,降低网络安全风险。除此之外,平台还会设置连续使用时长提醒与强制中断,避免孩子长时间使用社媒,保护视力与身心健康。

更值得关注的是,这则建议并非“一禁了之”,而是配套了完善的替代方案与教育措施。委员提出,由教育部门牵头,依托现有教育网络,打造公益性、无算法、无商业广告的“国家青少年数字空间”,集学习、社交、娱乐于一体。这样的空间,既能满足未成年人的社交需求,又能避免商业算法的诱导和不良信息的侵蚀,让孩子在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中,实现学习与娱乐的平衡。

家庭与教育的配套,更是让这份保护变得更具温度与可行性。平台会开通监护人关联功能,家长可以查看孩子的使用时长、接收异常提醒、设置禁用时段,让家长从“被动焦虑”转变为“主动监管”,更好地履行监护责任。同时,数字素养教育会被纳入中小学课程与家长培训,编制《未成年人网络使用指导手册》,让孩子从小学会正确使用网络,分辨网络信息的真伪,提升自我保护能力,也让家长掌握科学的监管方法,避免因过度管控或放任不管,给孩子的成长带来负面影响。

这份建议的提出,从来不是凭空产生,而是源于当下未成年人用网的严峻现状,源于无数家庭的焦虑与痛点。如今,社交媒体早已渗透到未成年人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他们学习、社交、娱乐的重要载体,但随之而来的,是一系列不容忽视的风险与问题,这些问题,正在悄悄侵蚀着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

低龄化与沉迷,是最直观的问题。越来越多的孩子,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开始,就接触手机、使用社交媒体,社交娱乐占据了他们大部分的课余时间。有研究显示,平均每名青少年每天因非教育原因花费在观看各种电子屏幕的时间约为5个半小时,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时间都用在社交媒体上。他们不仅观看别人发布的内容,也创作自己的视频或文字,这种持续的信息处理和决策需求,让大脑长时间处于“开机”状态,认知负担远超被动观看电视。

长期沉迷社媒,对未成年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睡眠方面,夜间推送的消息、刷不完的短视频,让很多孩子熬夜刷手机,入睡困难成为常态,而睡眠不足,不仅会影响孩子的生长发育,还会导致注意力不集中、记忆力下降,影响学习效率。视力方面,长时间盯着手机屏幕,让近视低龄化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孩子早早戴上了眼镜,甚至出现严重的视力损伤。

更令人担忧的是心理层面的影响。2025年10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杂志》上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揭示,社交媒体使用时间的增加,可能与青少年认知能力的下降存在密切关联。研究人员追踪了超过6500名9至13岁青少年的社交媒体使用情况,发现高强度且持续增加使用社交媒体时间的青少年,在多项认知测试中得分最低,尤其是在语言和记忆测试中,随着使用时间的增加,认知表现分数呈下降趋势。

除了认知能力的下降,社交媒体还容易加剧未成年人的心理问题。虚拟世界里,孩子们容易陷入攀比心理,看到别人的光鲜生活,容易产生自卑、焦虑的情绪;网络欺凌的存在,更是让很多孩子陷入恐惧与无助,有的孩子因为被网络暴力,变得沉默寡言、自卑敏感,甚至出现抑郁、自杀的倾向。此外,社交媒体上的不良信息,如暴力、色情、低俗内容,会扭曲未成年人的价值观,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成长。

安全隐患,更是悬在未成年人头顶的一把利剑。个人信息泄露问题频发,很多未成年人在注册社媒账号时,会被要求填写姓名、年龄、家庭住址等信息,这些信息一旦被泄露,可能会被不法分子利用,实施诈骗、拐卖等违法犯罪行为。隔空猥亵、网络诈骗等案件也屡见不鲜,不法分子利用未成年人的单纯与缺乏警惕心,通过私信诱导、虚假承诺等方式,对未成年人实施侵害,给孩子和家庭带来无法弥补的伤害。

更值得深思的是,当下现有的未成年人保护模式,已经难以有效管控这些风险。虽然很多社交平台都推出了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系统,但这些系统往往“落地难”,存在诸多漏洞。有的未成年人模式只是简单限制使用时长,却无法限制内容推送;有的孩子可以轻易破解未成年人模式,或者冒用家长的身份信息注册账号,绕过监管。这些问题的存在,让未成年人模式、防沉迷系统形同虚设,无法真正起到保护作用。

事实上,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并不是我国的首创,近年来,全球已有多个国家出台了类似的政策,为我国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也从侧面印证了这一建议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澳大利亚是全球首个实施针对16岁以下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禁令的国家,2025年12月起,该国正式禁止16岁及以下未成年人拥有社媒账号,没有家长豁免条款,平台如果违规,最高可被罚款约2.4亿元人民币。这项政策实施后,虽然也面临一些争议,但得到了大部分家长的支持,澳大利亚政府委托的研究发现,10至15岁儿童中有96%使用社交媒体,其中七成曾接触到有害内容,超过一半表示曾成为网络欺凌的受害者,禁令的实施,有效减少了未成年人接触有害内容的机会。

马来西亚则在2026年1月起,实施了相对温和的政策,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单独注册、使用社媒,必须有父母全程陪同。这种方式,既兼顾了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又保留了孩子的社交权利,让家长能够更好地监管孩子的用网行为,避免孩子受到网络伤害。

欧洲议会在2025年11月通过决议,主张16岁以下未成年人禁用社媒,不过允许家长授权13岁以上的孩子使用。这种分年龄段的管控方式,更加灵活,既保护了低龄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又兼顾了大龄未成年人的社交与信息获取需求。此外,法国、西班牙、英国等国家,也在积极推动相关立法,计划禁止16岁以下或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全球范围内,加强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这些国际先例,虽然具体实施方式不同,但核心诉求都是一致的——保护未成年人的身心健康,减少网络伤害。它们的实践,也为我国提供了一些借鉴:未成年人社交媒体管控,需要政府、平台、家庭、学校的协同发力,既要有明确的政策导向,也要有严格的监管措施,更要有完善的替代方案和教育引导。

尽管这份建议的初衷是好的,也有国际先例可循,但在国内舆论场中,却引发了激烈的争议,支持与反对的声音交织,每一种声音都有其合理之处,也都折射出不同的担忧与诉求。

支持方的声音,大多来自家长群体和关注未成年人成长的人士。在他们看来,当下未成年人沉迷社媒的问题已经到了必须重视的地步,网络欺凌、个人信息泄露、心理问题等风险,正在不断伤害着孩子的成长。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是从源头切断网络伤害的最有效方式,能够让孩子摆脱社媒的束缚,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学习、运动、线下社交上,守护好自己的童年和身心健康。

很多家长表示,自己的孩子因为沉迷社交媒体,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视力越来越差,晚上熬夜刷手机,白天精神萎靡,甚至不愿意和家人、同学沟通,变得越来越孤僻。他们尝试过各种方法,限制孩子的手机使用时间、卸载社媒APP,但孩子总能找到各种办法绕过限制,要么冒用家长的身份注册,要么偷偷使用其他设备。委员的建议,正好戳中了他们的痛点,让他们看到了守护孩子成长的希望。

支持方认为,未成年人的心智尚未成熟,缺乏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无法理性应对社交媒体带来的各种风险,此时需要外界的干预和保护。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并不是剥夺他们的权利,而是为他们的成长保驾护航,让他们在更健康、更安全的环境中成长,等他们心智成熟、具备足够的自我保护能力后,再去接触社交媒体,才是更合理的选择。同时,配套的“国家青少年数字空间”,也能满足孩子的社交与娱乐需求,不会让孩子陷入“无网可玩”的困境。

而反对方的声音,同样不容忽视,他们的担忧,主要集中在禁令的可行性和对未成年人权利的影响上。在他们看来,“一刀切”的禁令,很难真正落地执行,反而可能引发更多问题。当下,身份证信息冒用的情况屡见不鲜,未成年人只要拿到家长的身份证,就可以轻松注册社媒账号,平台的年龄核验机制,很难真正识别出用户的真实年龄。

香港中文大学信息工程系副教授周亚金直言,对一个稍有技术常识的16岁少年来说,要突破禁令防线并不难。人脸年龄估算技术也存在漏洞,刚满14岁的孩子可能被误判为“已满16岁”获得权限,17岁青年可能被误拦在外;行为推断分析也无法精准识别,成年人可以伪装成青少年的行为模式,反过来未成年人也可以模仿成年人。澳大利亚实施禁令2个多月后,澳广调查显示,约3/4的受访青少年表示他们打算继续使用社交媒体,这也从侧面印证了禁令落地的难度。

更重要的是,反对方认为,社交媒体已经成为未成年人获取信息、开展社交、培养数字能力的重要载体,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相当于剥夺了他们的正常社交权利和信息获取权利。在数字时代,数字能力已经成为一项必备的生存技能,从小接触网络、使用社交媒体,能够帮助未成年人更好地适应数字时代,培养信息筛选、沟通交流等能力,过早地禁止他们使用社媒,反而可能让他们与时代脱节,影响未来的发展。

还有人担忧,禁令可能导致风险“地下化”。澳大利亚禁令生效前一周,当地VPN服务商搜索量飙升,一些鲜为人知的社交媒体APP下载量陡升。中国社科院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刘晓春指出,封禁头部平台,未成年人转向小众APP、加密群组是必然的,“一刀切”会推动风险向监管薄弱的“地下”社交空间转移。这类空间缺乏成熟的内容审核和安全防护,反而让未成年人暴露在更高风险中,这与保护未成年人的初衷背道而驰。

此外,反对方还认为,禁令可能会弱化家庭与学校的监管责任。很多家长可能会认为,有了禁令,就可以不用再费心监管孩子的用网行为,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政府和平台。但事实上,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不能仅仅依靠禁令,家庭和学校的教育引导同样重要。如果家庭和学校不能履行好监管和教育责任,即便有禁令,也很难真正保护好未成年人。

其实,这场争论的核心,从来不是“该不该禁”,而是“如何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委员的建议,本质上是对当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困境的一次突围尝试,它的价值,不在于提出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而在于引发了全社会对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关注和思考,推动我们去探索更科学、更可行的保护方式。

我们不能简单地否定“禁止16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这一建议,也不能盲目支持“一刀切”的禁令。要看到,这份建议的初衷是好的,它精准地戳中了当下未成年人用网的痛点,也提出了一套相对完善的配套方案,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但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禁令在落地过程中可能面临的问题,比如年龄核验的技术难题、未成年人冒用身份的问题、风险“地下化”的问题等,这些问题都需要逐一解决,才能让建议真正落地见效。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从来不是单一主体的责任,而是需要政府、平台、家庭、学校协同发力,构建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保护体系。政府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平台的责任和义务,加强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利用网络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平台要主动履行社会责任,优化年龄核验机制,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功能,清理不良信息,打造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家庭要履行好监护责任,加强对孩子的教育引导,陪伴孩子健康成长,帮助孩子树立正确的网络观,培养孩子的自我约束能力和自我保护能力;学校要将数字素养教育纳入课程体系,开展网络安全宣传教育,提升学生的网络素养和安全意识。

我们也可以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对建议进行优化完善。比如,不采用“一刀切”的禁令,而是根据未成年人的年龄,实行分年龄段管控,12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使用社媒,12至16岁未成年人在家长陪同和平台监管下,有限制地使用社媒;同时,加快推进“国家青少年数字空间”的建设,丰富空间内容,提升空间的吸引力,让未成年人愿意使用、主动使用,真正实现“堵疏结合”。

还要认识到,社交媒体本身并没有好坏之分,关键在于使用的方式和程度。正如有研究指出的,社交媒体对青少年的影响并非全然负面,它在青少年的社会连接和身份认知发展中能发挥重要作用,还能通过交流和咨询的方式,让青少年获得心理健康支持和健康知识。我们要做的,不是简单地禁止未成年人使用社媒,而是要引导他们正确使用社媒,让社媒成为他们学习、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阻碍。

数字时代,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网络已经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们不能因为网络存在风险,就把孩子隔绝在网络世界之外,这既不现实,也不利于孩子的成长。真正的保护,不是“堵”,而是“疏”,是教会孩子如何在网络世界中保护自己,如何理性、健康地使用网络,如何在享受科技便利的同时,守住成长的底线。

委员的建议,就像一颗石子,投入了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这场争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都将推动我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工作的进步,让更多人关注到未成年人的成长困境,让政府、平台、家庭、学校更加重视未成年人的网络保护,共同为未成年人打造一个安全、健康、美好的数字成长环境。

或许,目前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或许,禁令在落地过程中还会遇到各种问题,但只要我们始终坚守“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这一核心,不断探索、不断优化,就一定能找到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之路。毕竟,每一个孩子,都是未来的希望,守护他们的成长,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

当我们不再纠结于“该不该禁”,而是聚焦于“如何更好地保护”,当政府、平台、家庭、学校真正协同发力,当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网络世界中安全、健康地成长,当社媒不再是侵蚀孩子童年的“洪水猛兽”,而是成为他们成长路上的“良师益友”,这份争论的价值,才算真正得以实现。而这,也正是委员提出这份建议的初衷,也是全社会共同的期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