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恩怨70年：从盟友到死敌（上）|伊朗|巴列维|德黑兰|穆罕默德|美伊恩怨

1979年的德黑兰，空气里飘散着两种味道：汽油与尘土混合的燥热气息与压抑了四分之一个世纪、喷薄欲出的愤怒。

这座被巴列维王朝用石油美元堆砌得光鲜亮丽的伊朗首都，白天是西装、头巾、奔驰轿车与西式咖啡馆交织的世俗都市，穿着迷你裙的女性与裹着传统罩袍“卡多尔”的妇女擦肩而过，华尔街银行家与卖烤馕的小贩同街并行，英语与波斯语在耳中交替回响；夜晚则是千万人心中无声呐喊的战场，回荡着秘密警察“萨瓦克”的脚步声与清真寺低沉的诵经声。

很少有人能够说清，这座城市是何时开始彻底失控的。就像一场酝酿已久的山火，没有人看见第一缕火星，只知道当浓烟遮蔽天空时，一切已经来不及。

要理解1979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必须先回到1953年那个闷热的夏天。中情局特工带着美元和谎言穿梭于德黑兰的街巷，收买民众、煽动骚乱、策反军官，最终推翻了摩萨台政府，将巴列维扶上王座。那是伊朗现代史的伤口，也是美伊关系从亲密走向毁灭的起点。本期节目为您讲述——《美伊恩怨70年：从盟友到死敌（上）》。

“愿我的国家永远摆脱外来干涉”

1951年，穆罕默德·摩萨台以民选首相的身份，推动着伊朗的石油国有化。这位身材瘦弱、头发花白、情绪极易激动、常常在议会演讲中热泪盈眶的政治家，象征着伊朗近代史上最接近现代民主与民族独立的一次尝试。

他办公桌上的铜质地球仪早已被摩挲得发亮，上面用红笔圈出的伊朗版图，是他毕生守护的信念。他要夺回的不是某一块油田，而是一个民族被西方掠夺了近百年的尊严。

当时，BP的前身英伊石油公司控制着伊朗全部的石油资源。在阿巴丹油田，英国人住着带花园的别墅，喝着从伦敦空运来的红茶，子女就读于专属私立学校；而伊朗工人则挤在肮脏的棚户区，日薪不足一美元，矿井事故频发，肺病、皮肤病成为常态。

公司利润的90%流向伦敦，留给伊朗政府的分成不足10%，甚至不够支付基础教育与公共医疗的开支。

摩萨台的石油国有化法案在议会全票通过的那一天，德黑兰街头万人空巷，人们举着他的画像，高呼“摩萨台万岁”“石油属于伊朗”，甚至亲吻他经过的地面，把他当作拯救民族的救世主。

但这个让伊朗人看到资源自主希望的举措，却刺痛了英国的利益神经。白金汉宫把伊朗的举动视为对大英帝国殖民秩序的公然背叛。

经济封锁迅速启动：禁止伊朗石油出口，冻结伊朗在英国的所有资产，切断伊朗的国际贸易通道；外交孤立同步跟进：说服欧洲盟友拒绝与伊朗合作，在联合国散布“伊朗违反国际法”的言论；军事威慑也毫不含糊：英国皇家海军舰队开进波斯湾，航母舰载机频繁起降，摆出随时可能登陆的姿态。

可摩萨台寸步不让。他在议会拍着桌子怒吼：“伊朗的石油是伊朗人的血。我们不会让一滴血再被外国人吸走！”

【穆罕默德·摩萨台】

英国无力单独扭转局面，便将目光投向了正在全球铺开冷战布局的美国。1953年，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入主白宫。此时，冷战焦虑像一张密不透风的大网，笼罩着华盛顿的决策层。中情局的报告反复强调：“伊朗一旦脱离西方控制，苏联将迅速填补权力真空，中东石油命脉将落入共产主义之手。”

英国不愿放弃垄断多年的石油特权，而美国则担忧伊朗倒向苏联，双方一拍即合。于是，一场由美国中情局主导、英国军情六处配合的秘密政变就此启动，代号“阿贾克斯行动”。

执行这场行动的核心角色，是克米特·罗斯福——西奥多·罗斯福的孙子，中情局中东站的灵魂人物。

这位继承了祖父冒险基因的特工，带着20万美元现金和一份详细的颠覆计划，亲自潜入德黑兰。他像一位幕后导演，在伊朗的权力暗巷中精心编排了一场颠覆剧。

金钱是克米特的第一武器。他用美元收买了伊朗军队的中高级将领，承诺政变成功后给予他们巨额回报。他收买了德黑兰街头的帮派分子，让他们充当制造混乱的暴民。他甚至收买了国王身边的侍从，确保能随时掌握巴列维的动向。

谣言是克米特的第二武器。在德黑兰街头，印有“摩萨台是苏联间谍”“摩萨台要废除伊斯兰教”的传单漫天飞舞。在清真寺里，被收买的神职人员向信徒散布“追随摩萨台将下地狱”的言论。在广播中，虚假新闻循环播放，声称“苏联军队已越过伊朗边境，意在支持摩萨台政权”。

伪造的国王诏书是克米特的最后一击：这份由中情局特工模仿巴列维的笔迹写下的文件，宣布罢免摩萨台的首相职务，号召军队与民众“捍卫君主制，抵抗共产主义入侵”。1953年8月19日，德黑兰街头终于爆发了混乱。

清晨6点，帮派分子手持棍棒、石块，冲向首相府，高呼“打倒摩萨台”“国王万岁”，与支持摩萨台的民众发生激烈冲突。

【1953年伊朗叛军坦克】

中午时分，军队将领率部倒戈，坦克开到门前，炮口对准了首相府。摩萨台的卫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寡不敌众。下午3点，首相府被攻破，摩萨台的支持者倒在血泊中，街道被鲜血染红。

摩萨台平静地坐在办公室里，没有逃亡，没有自杀，也没有屈服。当士兵冲进房间时，他正在阅读伊朗宪法，桌上的茶杯还冒着热气。

摩萨台被判处三年监禁，之后被终身软禁在德黑兰郊区的一座别墅里，禁止家人探望。他的朋友被流放，支持者被逮捕和处决。

1967年，这位76岁的老人在孤独和监视中走完一生。临终前，他用颤抖的手写下：“我为伊朗的自由而生，为伊朗的独立而死。愿我的国家永远摆脱外来干涉。”

巴列维王朝的“白色革命”

这场后来被美国承认“不民主”的政变，不仅让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国王重返王座，也让财富流入了西方财团的口袋。

从F-14战斗机到导弹驱逐舰，从坦克到防空系统，伊朗成为美国在中东最大的军火买家，每年的军事采购额高达数十亿美元，让美国军工复合体赚得盆满钵满。巴列维允许美国军事顾问、情报人员、企业代理人自由出入伊朗，令美国在伊朗的军事基地成为冷战时期监视苏联的重要前哨。

巴列维把消费主义、世俗价值观粗暴地砸进伊朗社会，用“白色革命”强行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在德黑兰的北部富人区，别墅林立，游泳池、网球场、高尔夫球场一应俱全。少数精英分子迅速西化，穿西装、喝威士忌、看好莱坞电影、出入高档餐厅。他们的子女就读于美国的私立学校，说着流利的英语，对传统文化嗤之以鼻。

【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

国王的妹妹拥有一座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宫殿，里面的地毯用金丝编织而成，餐具全是纯金打造。巴列维本人更是挥霍无度。他的加冕典礼耗资数亿美元，王冠上镶嵌的钻石重达182克拉。他拥有数架私人飞机、数十艘游艇、上百处房产，每年的个人开支相当于伊朗全国财政收入的十分之一。

而广大农民与城市贫民依然生活在贫困、愚昧之中。在南部的贫民窟里，人们拥挤在低矮、潮湿的土坯房里，没有自来水，没有电力，没有医疗设施。

孩子们光着脚在布满垃圾的街道上奔跑，很多人因为营养不良而夭折。贫富差距像一道深渊，把伊朗撕裂成两个世界。

在华盛顿看来，巴列维是稳定、可靠、亲西方的中东支柱，伊朗是美国在海湾地区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美国人沉浸在胜利的幻觉里，没有人愿意看一看底层民众中积累的仇恨。

为巩固权力，巴列维建立了秘密警察机构“萨瓦克”，用酷刑、绑架、暗杀和监禁镇压一切反对声音。

“萨瓦克”总部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一栋灰色大楼里，里面遍布审讯室、牢房和刑讯设备。在这里，政治犯会遭受鞭打、电击、水刑、火烫等酷刑。很多人在审讯中死亡，尸体被秘密处理，家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

任何一句对国王的抱怨、对美国的质疑、对宗教的表态，都可能带来牢狱之灾。

一位教师在课堂上随口说“国王的政策让穷人更穷”，第二天就被特工带走，从此杳无音信。一位商人拒绝向国王的亲信行贿，生意被强行关闭，家人被流放。一位神职人员在周五聚礼上引用《古兰经》批评世俗化，被判处十年监禁。人们不敢说话，不敢聚集，不敢思考，只能把所有的委屈、愤怒与希望，寄托在清真寺的阴影里。

【巴列维王朝的情报组织萨瓦克（SAVAK）】

宗教领袖霍梅尼

仇恨不是凭空而来，而是日复一日喂养出来的。此后20余年里，秘密警察“萨瓦克”用酷刑和监视在伊朗埋下仇恨的种子。肆意流淌的鲜血与泪水，成为滋养1979年革命怒火的最初养料。

而最清晰、最坚定、最能穿透层层封锁的声音，属于一位流亡老人——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1963年，霍梅尼因公开抨击巴列维的改革与对美妥协而被捕，在狱中遭受了残酷折磨，始终没有屈服。

出狱后，巴列维政权将他驱逐出境。他先后辗转土耳其、伊拉克，在1978年前往法国巴黎郊区的一座别墅落脚。那座不起眼的房子，在十几年里，变成了伊朗革命的精神司令部。

霍梅尼不使用互联网，不掌握现代媒体，只依靠最原始、最有效的工具——录音带。他的演讲被秘密复制、偷运、扩散，从一座清真寺传到另一座清真寺，从一个村庄传到另一个村庄。

霍梅尼不是单纯的宗教领袖。他是政治动员大师、民族情绪凝聚者，深知伊朗社会的矛盾所在，懂得如何将宗教信仰、民族主义、反帝国主义、社会公平熔铸成一种无法抗拒的意识形态。

他对底层民众说：“伊斯兰将让你们摆脱贫困，获得温饱；伊斯兰将让你们摆脱压迫，获得自由；伊斯兰将让你们摆脱外来干涉，获得尊严。”他对神职人员说：“守护伊斯兰信仰，反抗暴君统治，是每一个穆斯林的责任。”他对知识分子说：“西方的民主是虚伪的，只有伊斯兰的正义才是真正的正义。”

他的声音沙哑、沉稳、带着不容置疑的力量，没有复杂的理论，只有简单直接的诉求，每句话都击中伊朗人的内心：“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国王是暴君，美国是大撒旦！”“伊斯兰革命将还给伊朗人正义、尊严与自由！”

【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

20世纪70年代末，巴列维王朝看似坚固的统治，早已变成一座建立在沙堆上的宫殿。美国的情报机构并非没有预警。美国驻伊朗大使威廉·沙利文一次又一次向华盛顿发去紧急电报，警告国王正在失去军队、失去民众、失去一切，伊朗革命不可避免。

1978年8月，沙利文在电报中写道：“伊朗的局势已经失控，民众的愤怒像火山一样喷发，军队的忠诚度正在动摇。巴列维王朝的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我们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白宫、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有人都视而不见。在1977年的新年晚宴上，吉米·卡特总统公开称赞巴列维统治下的伊朗是“中东稳定的孤岛”。

这句话就像一句讽刺的预言，在两年后，被千万伊朗人的脚步彻底碾碎。曾经亲密的美伊同盟体系，注定将在革命浪潮的烈火与呐喊中彻底崩塌，走向决裂。

“要么自由，要么死亡”

革命的爆发没有明确的起点。1978年1月，一家亲政府报纸发表了一篇题为《霍梅尼：阴谋家与骗子》的文章，公开侮辱霍梅尼，成为点燃燎原大火的第一颗火星。

抗议从圣城库姆的神学院开始。学生们走上街头，高呼“打倒国王”“霍梅尼万岁”，与警察发生冲突。随后，抗议蔓延到全国：德黑兰、伊斯法罕、设拉子、马什哈德……每一座城市都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工人罢工，商人关店，学生罢课，神职人员带领信徒祈祷，呼吁民众反抗。

巴列维试图用暴力镇压，下令军队向示威人群开枪。1978年9月8日后来被伊朗人称为“黑色星期五”。

那天，德黑兰的贾梅清真寺前聚集了数十万示威民众。他们手无寸铁，只是和平游行。军队接到命令后，向人群开火。机枪、步枪、坦克炮同时扫射，鲜血染红了街道，尸体堆积如山。

【根据伊朗伊斯兰革命改编的游戏作品《1979革命：黑色星期五》】

一位在场的记者回忆：“我从未见过如此惨烈的场面。人们像割麦子一样倒下，哭喊声、枪声、爆炸声混杂在一起。德黑兰变成了人间地狱。”据不完全统计，这天有超过800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黑色星期五”成为伊朗革命的转折点。此前，还有人希望通过改革实现诉求；此后，所有人都明白，只有推翻巴列维王朝，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要么自由，要么死亡”的口号响彻了伊朗的每一个角落。

1978年12月，德黑兰爆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超过200万人涌上街头，形成了一道人山人海的洪流，要求国王立即退位。

巴列维在恐惧与犹豫中耗尽了最后的机会。他想镇压，又不敢放任流血，担心引发更大规模的反抗；他想妥协，又不愿放弃权力，害怕失去奢华的生活；他想依靠美国，却发现华盛顿只能给他空洞的安慰。

1979年1月16日，巴列维带着家人和财产登上专机，飞离伊朗。他对外宣称出国休养，可人们明白，这个依靠美国扶持上台的国王再也不可能回来了。德黑兰街头爆发出海啸般的欢呼。人们走上街头，撕掉国王画像，砸碎象征专制的符号。整个国家像一座被压抑了太久的火山，彻底喷发。

1979年2月1日，霍梅尼从巴黎飞回德黑兰。那一天，梅赫拉巴德机场挤满了前来迎接的民众，人数多达300万到600万，从机场到市区的几十公里道路被人海淹没，鲜花铺满地面，标语随风飘扬。

当霍梅尼乘坐的法航客机降落在机场时，人群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欢呼声，“霍梅尼万岁”“伊斯兰革命万岁”的口号响彻云霄。霍梅尼身着黑色长袍，头戴白色头巾，走下舷梯，面容严肃，向民众挥手致意。他只简单地说了一句：“感谢真主，我回来了。”

【1979年2月1日，在国外流亡14年的77岁的霍梅尼从巴黎返回德黑兰】

霍梅尼的车队前往德黑兰的贝赫什特·扎赫拉公墓，那里埋葬着在革命中牺牲的人们。沿途民众纷纷涌上街头，想要触摸他的车辆，亲吻他经过的地面，很多人因为拥挤而受伤。

在公墓，霍梅尼发表演讲，重申了革命目标：“我们要建立一个由伊斯兰教法统治的国家，一个没有暴君、没有外来干涉、没有压迫的国家。美国是我们的敌人，以色列是我们的敌人，所有支持暴君的势力都是我们的敌人。”

他的演讲结束后，民众高呼“打倒美国”“打倒以色列”，情绪达到了顶点。2月11日，伊朗军队宣布中立，实际上倒向革命。当天下午，革命者占领了国防部、电台、电视台、警察局等关键部门，巴列维政权的官员要么逃亡，要么被捕。霍梅尼在住所发表声明，宣布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成立。这一天，成为伊朗的“伊斯兰革命日”。

美国：从盟友到幕后黑手

新政权的立国纲领极其清晰：反美、反以色列、反西方干涉、输出伊斯兰革命。美国在伊朗人眼中不再是盟友，而是1953年政变的幕后黑手，是国王暴政的支持者，是掠夺伊朗资源的帝国主义。

革命刚刚胜利，反美情绪就冲向沸点。1979年2月14日，一群激进分子冲进美国大使馆，扣押人员数小时后，被临时政府劝离。那是一次预警，一次彩排，一次无声的宣告：美国大使馆在德黑兰已经不再安全。

但华盛顿再次低估了伊朗人的仇恨。国务院、中情局、军方，都把这次事件当作革命混乱中的偶然插曲，没有加强防卫，没有撤离人员，没有制定应急预案。

美国驻伊朗大使馆依然保持着正常的外交运作，外交官们继续按部就班地工作，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他们依然以为，外交惯例、国家关系、现实利益，最终会让伊朗保持克制。

【高举霍梅尼画像的德黑兰游行民众】

点燃火药桶的，还是前国王巴列维。革命后的伊朗，全国上下有一个强烈的诉求：把国王抓回来，审判他，惩罚他，为所有被压迫者讨回血债。

巴列维流亡多国，埃及、摩洛哥、巴哈马、墨西哥……因为不愿激怒伊朗新政权，没有国家敢长期收留他。1979年10月，他被确诊为晚期淋巴瘤，病情危急。他的身边人向美国求助，希望让他进入美国医院接受治疗。

卡特总统陷入两难。从人道主义上说，巴列维曾是美国几十年的盟友，在冷战中为美国提供了重要支持，拒绝他显得冷酷无情，也会让其他盟友感到寒心；从国家利益上说，几乎所有顾问都警告：一旦允许巴列维入境，美国驻伊朗使馆必将成为愤怒民众的目标，外交官面临危险，美伊关系彻底毁灭。

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坚决反对收留巴列维。国务卿万斯则力主人道主义。

犹豫了数周后，卡特最终选择了人道主义。1979年10月22日，巴列维秘密抵达纽约，进入康奈尔医疗中心接受治疗。消息传到德黑兰，整个伊朗炸锅了。

上百万民众涌上街头，焚烧美国国旗，高呼“引渡国王”“占领间谍巢穴”。美国国旗被踩在脚下，卡特的画像被焚烧，美国大使馆的照片被画上骷髅头。霍梅尼公开表态，美国收留暴君，是对伊朗人民的宣战，是对伊斯兰革命的挑衅。

在伊朗舆论中，此时的美国大使馆已不是外交驻地，而是中情局的间谍中心、颠覆伊朗的指挥站、帝国主义的前哨基地。连日来，游行的人流从城市各个角落汇聚，口号声昼夜不息，原本平静的街区变成了一片沸腾的海洋。广播里反复播放着激昂的演说，每句话都在挑动着民众紧绷的神经。仇恨与不满像不断升温的蒸汽，在整座城市积蓄、膨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