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出兵东北后，美国准备出兵抢占大连，为何最后不了了之？|大连|斯大林|杜鲁门|美国|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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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1943年的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战争结束后东北完全回归中国，但在同时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作为对斯大林承诺参加对日战争的回报，美国总统罗斯福表示战后苏联可以在东北亚获得一个不冻港（旅顺），并将大连辟为“国际自由港”。

此举立即得到了苏方的欢迎，实际上，恢复日俄战争前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不但是苏联国家利益的一部分，而且还成为民族复仇与雪耻的一个象征，正如斯大林在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当天发表的演说中将日俄战争称为俄国的污点，“给人民留下了痛苦的回忆，我国人民相信并在等待总有一天日本会被打败”，为了洗刷这个污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人等待这一天，已经等了40年了。”

于是，围绕参加对日战争及其条件，斯大林迅速展开了精心的对美外交，并终于在1945年2月上旬的雅尔塔会议上与美英两国首脑秘密签订了一份《关于日本的协定》，主要内容有维持外蒙古现状、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租用旅顺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与南满铁路等条款。

1、大连问题的由来

在大连问题上，以雅尔塔秘密协定中确保苏联“优先权”为借口，苏联坚持和中方均分大连市的市政管理权并在市政管理委员会中占据领导权；要求在大连专门开辟一个内海湾供中苏两国使用；大连港口的负责人必须由苏联人担任；最后，苏联还坚持将整个大连包括在以旅顺为中心的所谓苏军军事安全区之内，从而导致诸如行政人员任命等许多重要问题将不得不接受苏军管辖的可能。

就在苏联觊觎大连的同时，美国也对大连表现出了极大兴趣。美国政府特别是处在观察中苏谈判第一线的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一直与宋子文密切往来，在整个第一轮中苏谈判期间，宋子文与斯大林会谈5次，而与哈里曼竟有10次之多。

但是，苏联对大连的要求却引起了贝尔纳斯的格外警觉，他为此专门授意哈里曼通知苏联政府：

“我们准备在合适的时候向中苏两国政府说明，尽管美国无意参与大连港的管理与控制，但本政府希望得到以下承诺：在中苏政府达成的任何安排中，在大连以及中苏两国进行安排的任何其他地区的国际贸易往来中的不歧视原则将被得以尊重。”

美国政府的这种态度严重地影响了宋子文，之后，中方决定在外蒙问题上作出让步，但在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问题上却是针锋相对并步步为营。

由此，中苏两国政府原以为一周内即可结束的谈判直至7月12日仍然难以走出僵局，致使斯大林不得不放弃在波茨坦会议前完成整个谈判的设想，决定暂时中止谈判赶赴柏林参加会议，而宋子文也返回重庆请示政府，中苏谈判暂告结束。

尽管如此，哈里曼对宋子文在大连问题上的表现仍不满意，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作出了如下评论：

“我发现宋一点也不关心那些令我们担忧的事情。他认为，能使斯大林承认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对满洲的主权即为一项巨大的成就。他远不像我们那样关心是中国还是俄国军队护卫铁路或者谁是大连港港务局长一类细节问题。我几乎每天与他会面，鼓励他要坚定些。”

2、中苏谈判期间的美国因素

7月14日至8月6日为中苏谈判间歇期。在此期间，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召开了二战期间的最后一次会议，尽管会议的核心问题是讨论德国和欧洲的战后安排，然而，围绕暂时中断的中苏谈判，美国政策却发生了一场引人注目的变化。

这场变化同时发生在两个层面：一个是关注中苏谈判并主张对苏强硬的美国外交官自下而上的政策建议，另一个是杜鲁门和贝尔纳斯以原子弹为契机所发生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变化。两个层面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了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中苏政策的重大转折。

自下而上的政策建议来自多方面。首先是代理国务卿格鲁，他是杜鲁门政府中最早关注苏联在远东发展的人士之一，早在1945年5月中上旬，他就牵头与海军部和陆军部讨论美国是否需要继续维持雅尔塔秘密协定，并最终促成总统特使霍普金斯5月底6月初在莫斯科进一步争取到了斯大林支持美国对华政策的承诺。

尽管如此，格鲁对苏联在中国东北的野心依然十分警觉。在一份为杜鲁门参加波茨坦会议而准备的政策建议书中，他对苏联恢复“在大连军事与市政管理权”深表担忧，认为苏联在口头上承认中国东北主权和实质上追求控制东北铁路干线、控制大连管理权以及在旅顺实施排它性安排之间是“毫无疑问的不一致”，是“一种最恶毒的帝国主义的集中体现，…从美国的利益、政策和信念等各方面来讲都颇为令人失望。”

另一位关注美国在中国东北利益的是陆军部长史汀生，他早在30年代初期就针对日本占领中国东北而提出了著名的“不承认主义”。波茨坦会议前夕，他建议杜鲁门必须要求苏联承诺不违反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对苏联控制或禁止从大连或东北其他港商进行贸易的图谋“决不能让步”，要确保“对任何国家在满洲贸易中的不歧视”。

他称租借旅顺已经是“走向错误道路的一步”，坚持“在大连半岛以及满洲其他地方再也不能允许任何进一步的军事权力或控制。”

史汀生的态度非常坚决，即使在杜鲁门第一次会晤斯大林后告诉他已经“敲定了门户开放政策”后，他还是坚持使斯大林将这一承诺以书面方式巩固下来。

因此，在对抗苏联独占大连的政策建议方面，哈里曼绝非杜鲁门政府中的孤独者，但他显然是最积极的代表人物。在波茨坦会议期间，他多次上书杜鲁门，反复提醒斯大林在东北铁路和大连问题上的要求将会“关闭满洲对外贸易的大门”。

他依照自已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切身经历，坚持雅尔塔秘密协定中所谓的确保苏联“优先权”是指苏联在铁路和大连港口的交通过境权，而不是管理权，认为“宋博士的最后方案恰当地履行了雅尔塔协定”，而斯大林图谋控制大连和铁路的管理“将违背美国长期以来的既定政策和原则”。

他建议美国政府介入对大连港口的管理，以真正实现“国际化”。7月28日，他又一次要求杜鲁门应当对具体涉及大连港口管理和铁路运作作出“符合我们利益”的解释，“除非如此，我害怕宋会作出让步，这些让步会与我们的基本对华政策有所不符并有悖于我们的国家利益。我相信，争取苏联政府在书面上确认支持‘门户开放’应用于东北的口头承诺对我们来讲是重要的。”

7月31日和8月4日，他再次分别表明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中国肯定会在未来的谈判中被迫作出更多让步，而“宋超出其原定方案[的让步]是与美国利益相违背的”，要求美国政府应当专门就大连问题正式向苏联交涉，反对将大连包括在苏联军事区或将之作为苏联海军基地，提出组建一个由中、苏、美以及可能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管理委员会来监督大连作为一个自由港口的运作。

面对上述强烈的政策建议，杜鲁门和贝尔纳斯决定在首次会晤斯大林时就提出大连问题。然而，斯大林对美国的举动和目的已有所觉察，他在中苏谈判期间就表露出对美国的不满，告诫中国不要过于依靠美国。因此，在7月16日的首次会面中，斯大林不但主动谈及中苏谈判，而且表示苏联并不追求恢复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所有利益，中苏条约将“比提供恢复俄国权利的雅尔塔协定开明得多”。杜鲁门当即问及大连问题，斯大林表示苏联承诺大连是一个对所有国家贸易都开放的“自由港”。

会谈结束时，杜鲁门与贝尔纳斯再次表示他们对大连自由港的承诺“最感兴趣”。

尽管杜鲁门夸口自已敲定了“门户开放”政策，但他显然不相信斯大林的承诺，并向贝尔纳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海透露了自己的担忧：中苏协定的达成大概只有通过“中国方面的极端让步”，而实际上不管是否得到这些让步，苏联都会参加对日战争。

这种想法表露了他与贝尔纳斯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美国对待中苏关系发生自上而下变化的主要背景，变化的契机是7月16日成功试爆原子弹。

当杜鲁门收到原子弹成功试爆的完整报告以及很快可以用于日本的消息后，“极大地为之所激励，…表示这给他一种全新的自信感”。

杜鲁门的“自信感”在当晚的会谈中表露出来，面对斯大林几天来在波兰问题上的强硬态度，他展开了激烈的“反攻”，致使在场观察仔细的英国外长艾登指出“到目前为止，这是总统最神气的一天”。丘吉尔对杜鲁门的举止也有所不解，直至第二天看到原子弹的全面报告后才恍然大悟，“当他读了这份报告再来开会，他简直成了另个人。他在会上要俄国人听从他的指挥，一般来说，他操纵了整个会议。”

原子弹的出现使得美国在太平洋战场不再需要苏联的帮助，因此，杜鲁门和贝尔纳斯的对苏政策立即发生逆转，他们迅速着手采取一系列步骤，包括修正无条件投降条件以加速日本投降、回避与苏联直接讨论有关占领日本和朝鲜半岛、下令军方应付日本提早投降的应急准备等，以及制订抢在苏联之前占领包括大连在内的东北亚重要港口的计划。

不仅如此，他们还谋求以中苏谈判拖住苏联参战步伐。7月20日，贝尔纳斯的私人助理布朗注意到贝氏“希望宋站稳立场不屈服，那么俄国人将不能参战。”

23日，他以杜鲁门的名义向蒋介石发去了一份简洁明了的指示：

“我让您履行雅尔塔协定，但没有让您作出任何超过该协定的让步，如果您与斯大林元帅对雅尔塔协定的正确解释有异议，我希望您将安排宋返回莫斯科继续你们达成完全谅解的努力。”

几天后他又亲自致电宋子文，要求后者尽快联系有关事宜以早日返回莫斯科继续中苏谈判。

8月5日，还在返美途中的贝尔纳斯向哈里曼发去了美国政府对待中苏谈判的最新指示，他基本接受了哈里曼等人的前期建议，授权后者正式出面与苏方交涉，他还特意提到了大连问题，表示美国政府非常赞成宋子文将大连设成一个中国人管理的自由港，并授意后者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向宋子文和斯大林建议，美国不反对设立一个由中苏美或许包括英国在内的国际委员会来监督大连的管理。

3、原子弹的影响

备受中苏谈判折磨的宋子文返回重庆后辞去了外交部长的职务，8月7日，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偕同新任外交部长王世杰返回莫斯科继续谈判。

斯大林在当天的会谈中仍然坚持在大连的特权。

哈里曼鼓励中方坚持自己的方案，并且在第二天亲自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主要就大连问题进行了正式会谈，尽管斯大林主动表示“保证贸易的全面自由，不会在通行问题上设置障碍，门户开放的精神将占主导。”

部分由于美国的干预，两天后斯大林同意将大连的市政管理权全部交给中方，但仍然坚持大连港口主任必须由苏联人担任，而且大连必须包括在苏联的军事安全区内，但允诺在和平时期苏军不干预城市管理。

这显然与美国的期望相差甚远，哈里曼十分不满，当即建议杜鲁门和贝尔纳斯派遣美国军队在大连和朝鲜等地提前登陆接受日本投降，他说：

“考虑到斯大林向宋进一步增加要求的举动，我建议至少在辽东半岛和朝鲜实施这些登陆以接受日本投降。我看不出我们有任何尊重苏联军事行动区域的义务。迪恩将军也同意上述建议。”

哈里曼的这项建议并不是他的一时之念，正如他在电文中所言，其依据是他在波茨坦会议时从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和海军参谋长金上将处得知军方当时已经在酝酿的新计划：即如果日本在苏军进驻大连和朝鲜之前投降，美军就实施在这两地的登陆行动。此时的太平洋战场形势瞬息万变，各方都在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时间。

就在第二轮中苏谈判开始的前一天，美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广岛爆炸，迫使日本政府郑重考虑投降问题。两天后，苏联改变原定8月中旬参战的计划，在9日凌晨零时突然从东、西、北三个方向同时越过中苏边境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几天后，各方面平均向前推进200多公里，并对日本关东军形成分割包围之势，之后，苏军一方面通过组织空降和机械化特遣支队进入各大城市接受日军投降，另一方面对负隅顽抗的日军继续实施打击，到9月2日，苏军已基本占领东北全境。

苏联的突然参战完全打破了美国试图以中苏谈判拖住其参战步伐的计划，而中国代表团也不得不权衡立场，并决定早日签署中苏协定。在这种情况下，杜鲁门一方面加紧起草日本投降条件的草案，防止苏军在东北的迅速推进，按照他自己的话，美国的利益是不能让苏军“推进得太远”。另一方面，他决定接受哈里曼的建议，安排美军提前抢占包括大连在内的重要港口。

4、抢占大连的不了了之

11日早上，杜鲁门指示联合参谋部（简称JCS)立即准备日本投降后美军占领大连以及朝鲜半岛的重要港口，并将这份指示作为一条补充命令下达给美军太平洋司令麦克阿瑟。

第二天，陆军部部长助理麦克洛伊向贝尔纳斯质询，后者明确表示“在天津和中国北部的港口问题上，总统同意了我关于占领大连和旅顺的建议，但没有过多地指出我们也应当在这些中国北部的港口之一实施登陆。”

正是在贝尔纳斯的鼓励下，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在12日关于授降区的讨论上，有人提出美军还应在库页岛部分地区接受日军投降，建议政府应当对东亚授降区的安排尽快达成一致，并提议将包括满洲和朝鲜北纬40度以南的地区划归美国授降区等。

与此同时，包括杜鲁门、哈里曼、海军部长福雷斯特尔、贝尔纳斯以及麦克洛伊等人都极力主张美国应当在辽东半岛实施登陆，而且此举不能事先通知苏联，以免它可能的反对或者抢在美国之前提前占领这些地区。就这样，在麦克阿瑟接到关于美军将要占领的地区名单上，显著增加了朝鲜和大连。

与此同时，李海上将又通知联合参谋部：出于政治考虑，应当尽快占领不属苏联行动区域内的其他中国大陆港口。白宫的这一命令引起了军方的极大不安，马歇尔为此专门与贝尔纳斯进行了探讨，结果发现后者不但主张占领大连，而且还包括辽东半岛的其他港口。

他十分迷惑，要求有关人员立刻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正当军方与白宫就大连问题进行澄清的时候，16日，斯大林对日本投降令的答复到达白宫，他没有对投降令的内容表示反对，但强调“我认为辽东半岛是满洲的自然组成部分”，并提出将库页岛全部和北海道的北部划入苏占区。

斯大林对投降令的基本认同、特别是对朝鲜北纬38度为美苏占领分界线的默认，使得杜鲁门十分满意，因为他们此前一直断定苏军有能力占领整个朝鲜半岛而可能拒绝与美国的合作。但斯大林的要求却给杜鲁门带来严峻挑战：苏军要求进入北海道分占日本本土，这一点是美国绝难接受的，实际上，美国政府此时已经决定独占日本，而且此前已经明确拒绝了莫洛托夫关于任命一名苏籍最高指挥官与麦克阿瑟配合作战的要求。

此外，斯大林对库页岛的要求以及对辽东半岛的界定又表明苏联或许已经对美国抢先占领的意图有所觉察。18日，贝尔纳斯要求陆军部评估美军和苏军可能占领大连的时间。海军部虽然认为美国有能力迅速开赴大连，但他们对此显然兴趣不高，认为占领四面都将处在苏军包围下的大连没有多大意义。

陆军部本来就质疑杜鲁门的决定，对抢占大连引发与苏联对抗的可能更是心存疑虑。

于是，军方在当天下午就通知贝尔纳斯：苏军将于19日到达大连（实际上，苏军在22日才抵达大连)。在这种情况下，在19日给斯大林的答复中，杜鲁门拒绝了苏联对北海道的要求；对库页岛问题，他基本同意由苏联占领，但提出美国有权在其中一岛上建立军事和商业基地；而对斯大林关于辽东半岛的界定，他避而不谈，实际上予以默认。

就这样，部分出于军方的消极，部分出于对库页岛的要求以及对拒绝苏联分占日本本土要求的补偿，在美国政府内部酝酿一周之久的抢占大连计划才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