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开年大剧《太平年》，竟然有一个奇怪的念头在脑子里盘旋，吴越王钱弘俶与南唐国主李煜谁更有文化？
李煜是“千古词帝”，那句“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饱含多少家国情仇，常使人泪流满面。李煜当然是有文化的。但是，就是这么一个有文化的人却成了亡国之君，最后寄人篱下饮毒而亡。后人常说李煜是入错了行，如果不是机缘巧合当了国主，只在后宫写诗填词，多好。然而，历史没有如果，不当亡国之君，大概率也不会有“春花秋月何时了”的悲呜。
钱弘俶就不一样了，他没有留下让我们记得住的诗句，吴越最有人情味也最有诗情就是老钱王那句“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越与南唐相较乃小国寡民，但在五代十国这个“兵强马壮者为之”的乱世，三代钱王把吴越建成了相对太平的安定之地，最后又毅然“纳土归宋”，使吴越免遭生灵涂炭的战火。
是什么让吴越做到这一点？是什么让钱弘俶抛弃王位？答案是，中国文化。
剧中后周太祖郭威与老臣冯道有一段对话，值得我们思考。郭威问：何为儒？冯道答曰：儒者人之所需也，曰生死、曰衣食、曰忧乐，一人之所需即是一人之儒、众人之所需即是天下之儒，对朝庭而言即天下人心。君臣论儒，当然是在谈治国之道，冯道解析了一人之儒与天下之儒的区别，回答了人民生死衣食忧乐与天下人心的关系，强调了以儒治国方得太平。冯道历仕四朝十帝，后世多有批评，只是他在五代十国这个乱世，通过自己对帝王的影响，救了许多黎民百姓的生命。所以，在一个乱世，儒或者说文化，它既是道德文章、诗词歌赋、朝堂上的跪拜礼节，它更需要立于朝堂之上的那个人内心的坚守，即如何去争取天下人心。而对于那些诸侯小国来说，在追求天下一统、金瓯无缺的中国文化中，心归何处往往是和平与战争的选择。
从这个文化内涵看，吴越三代钱王才是最有文化的。
吴越钱王起于唐末乱世，但是，“北事中原”一直是吴越祖训，钱家从来没有把吴越看成一个独立的国家，虽然中原王朝经常变换大王旗，但吴越一直勤修贡事、接受册封，把吴越看作是中原天子的天下，把吴越黎庶当作中原天子的赤子，也就是吴越虽富但决不分裂国家，这也是钱弘俶能毅然“纳土归宋”的文化自觉之源。而南唐自立为国，在大宋一统中原、开启国家统一大业之际还关门称朕，俨然成为一个判乱政权。李煜看不清中国历史分久必合的大势，既没有与中原王朝争锋的实力、又想僭越称朕，诗词歌赋水平再高也只是一人之儒，他的下场既令人同情也让人可惜。而吴越钱王，虽然只有“陌上开花可缓缓归矣”，但朴实而温暖人心，这种以天下苍生为念的朴实，最终使吴越免遭战火，开创了一个太平年景。这才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境界。
历史总是警示后人的，许多人说《太平年》隐喻的就是现在的两岸关系。我个人觉得，看了《太平年》确实有许多需要两岸思考的问题。两岸分离已70多年，台湾现在面临着当李煜的南唐还是当钱弘俶的吴越的选择。现实看，民进党当局正在走当年的南唐之路，号称“独立”、宣扬两岸“互不隶属”，同时在文化、历史等方面搞“去中国化”，否定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只是，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它有不可置疑的历史、法理基础，是你想否定就能否定的了的吗？
其实，两岸的和平就在中国文化之中，即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统一是历史的必然。违背这个中国历史文化的根本，必然要承受与南唐一样的后果。有台湾朋友讲，台湾与大陆的制度不同，然而，大陆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就是为了保证统一后台湾的生活方式不变。两岸和平，首要的是台湾要同中国历史文化和解。搞“台独”就是背叛了中国历史文化，以为“去中国化”就能割断两岸的历史联结，这是“鸵鸟”心态;以为宣染“两岸互不隶属”就能实现“台独”，这是痴心妄想。其次是要全面理解中国文化，岛内有人嘴上承认中华民族，却不愿两岸统一，这也是违反民族大义，背离中国历史文化的。第三不要寄希望“外部力量”干涉两岸统一。“倚美谋独”是“台独〞分裂分子的惯用伎俩，为了讨好美国不惜出卖台湾利益是他们过去、现在、将来必然要干的事。剧中桑维翰的台词好好听一听：“是非是有的，一定是有的。千秋史册在上，江山黎庶在下，此事万古不易。无论因何人、何事、何等情由，卖国求荣，将十六州军民土地拱手奉与耶律氏，使华夏故土卑事穹庐，祖宗故人皆从左衽，此乃桑某万世之罪，此乃中原万世之耻。翌日，若有人与郎君言，先帝迫于形势，桑某无奈为之，请郎君莫要犹疑，当即扑杀此獠，与世人除此奸恶〞。桑维翰早就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台湾还有人要当这样的人吗？
两岸太平的密码就在中国文化之中，真正回归中国历史文化，是台湾应该也是必然要走的正道。
编辑: 张慧斌
责编: 孙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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