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丨明代礼部尚书尹台家族300年南岳情|二贤祠|南岳情|尹台|岳麓书院|方广寺|朱熹|王夫之|礼部尚书

【仰慕朱熹、张栻高风而至】

朱熹，世称晦庵先生、朱文公，是南宋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闽学创始人。与儒学创始人孔子、儒学集大成者孟子、心学集大成者王守仁，并称为“孔孟朱王”。

张栻，四川阆中人，作为名相、太师、贤臣张浚的儿子。绍兴八（1138）年，六岁的张栻跟随着转职的父亲到湖南居住。

乾道元年（1165），担任湖南安抚使兼知潭州的刘珙主持修复岳麓书院，聘请一代名儒张栻为主教。张栻为之作《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并往来于湘江两岸的城南、岳麓两书院讲学授徒，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的规模。千年学府岳麓书院正是在张栻为主教时名震天下，各地学者“以不得卒业湖湘为恨”，湖湘学派由此风靡全国，成为当时的“显学”。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享有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声望。

张栻与朱熹，均为“二程”（程颢、程颐）四传弟子中的翘楚，张栻师从南岳“五峰先生”胡宏，胡宏与张栻奠定了“性本论”的哲学体系，铸造了湖湘文化的开放和包容精神，培养了湖湘文化海纳百川的伟大胸怀。朱熹师从的延平先生李侗，亦为一代名儒。

南宋乾道三年（1167），朱熹应张栻之约，偕学生林用中、范念德，从建宁崇安（武夷山）不远千里来到长沙岳麓书院，开启了著名的“朱张会讲”。朱熹拜访张栻、切磋学问，这一方面说明朱熹好学，另一方面也说明张栻确有真才实学。

学术对话，是朱张会讲最重要的部分。作为闽学与湖湘学的两大代表，他们相与辨析的，既有心、性、理、气等理学重要概念，还包括太极、仁、《论语》《中庸》《孟子》以及胡宏的《知言》。比如理学开山鼻祖周敦颐的“太极”与“性”到底是什么关系？又比如孔孟论“仁”究竟如何诠释？再比如《中庸》开头到“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张栻的老师胡宏在《知言》中说“性为未发，心为已发”，到底如何理解？诸如此类，在很多问题上朱熹与张栻既有意见相合的，也有分歧很大的，需要通过这次会友讲学来讨论。争论有时非常之剧烈，据同行的朱熹门生范念德记录：“二先生论《中庸》之义，三日夜而不能合。”朱熹自感收获很大，对深得胡宏真传的张栻大加赞赏。其“中和之辩”被日本学者赞为南宋哲学史上最精彩的场面。

“朱张会讲”为书院间自由讲学开创了全新的风气，也加强了湘闽学派之间的交流互鉴，成就了中国思想史上的不朽佳话。千名学子挤爆讲堂，“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涸，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朱熹很怀念这次酣畅淋漓的切磋，曾作诗道：

忆昔秋风里，寻盟湘水傍。胜游朝挽袂，妙语夜连床。

别去多遗恨，归来识大方。惟应微密处，犹欲细商量。

会讲之后，东道主张栻邀约朱熹游览南岳衡山。11月10日，他们夜宿方广时，突然大雪纷飞，不宜登山。但朱张二人游意已决，焚香祷告后冒雪前行，突然间雪过天晴、美景如画，令二人诗兴大发。群峰、翠竹、霜月、残雪、晚霞皆尽入诗，留下了“朱张霁雪”千古佳话。朱他们一行冒风雪、攀山径、登诸峰、宿方广，“唱和讲道，极一时之雅”，如朱熹乘酒兴吟出《醉下祝融峰》七绝一首：

我来万里驾长风，绝壑层云许荡胸；

浊酒三杯豪气发，朗吟飞下祝融峰。

张栻和道：

云气飘飘御晚风，笑谈嘘吸荡心胸；

须臾敛尽层空碧，露出天边无数峰。

林用中和道：

祝融高处怯寒风，浩荡飘凌震我胸。

今日与君同饮罢，愿狂酩酊下遥峰。

此行往来七日，行程200余里，互相唱和，共精选出149首诗，由张栻写序言，朱熹作后记，编辑为《南岳唱酬集》，该诗集被收入《四库全书》。朱、张南岳唱酬，是一趟诗的旅程，是一次高山流水遇知音的对话，更是一次千百年来思想与文化融合互鉴的巅峰嘉会。

游历山川，终有尽时。朱熹大感“世间不但山中好”，经此一游，心界更加开阔，“下山人事一番新”；张栻亦有“历尽高山数万里，未知何路是为真”的感慨。二位大贤对于“心性”“理气”等关键问题的思考，没有随着游历的结束而终止，而是转入另一个理论构建的高峰。“青山不老”，“白发如丝”，以几十年有限的生命，思考千年长存的问题，是比畅游山水、吟诗作文还要浪漫隽永的行为。

细究《南岳唱酬集》诗歌的文字表达和思想内涵，可窥二人理学思想，尤其是心性理论的特色。此游对日后二人思想变化和完善都产生了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将《南岳唱酬集》当成“朱张会讲”成果的又一“诗性”呈现。

“朱张会讲”之后，张栻和朱熹保持16年的书信来往，可谓情意深厚。据统计，朱熹致张栻信函有55件，张栻致朱熹信函有73件、答问25件。二人探讨学问、研究性理，对太极、已发未发、心性关系、为学之道等理学重要问题进行了切磋和论辩，彼此之间相互补益又各自独立。

值得一提的是，1170年，朱熹将理学宗师周敦颐的《太极图》与《通书》合编为《太极通书》。张栻欣然为之题跋，并亲自将《太极通书》刻于严州（今浙江建德）学宫，以示推崇。

张栻不仅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还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他继承了胡宏“察识端倪”的思想。他认为，在日常生活中的应事接物之间，本心会自然呈现，是北宋理学转向南宋理学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张栻在世时的成就和名气要比朱熹大。

但后世将其思想归于朱熹一派，而湮没于程朱理学的光辉之下难以彰显。究其原委：

一是张栻天不假寿，淳熙七年（1180）二月，48岁的张栻英年早逝。朱熹接到讣告，罢宴恸哭，并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心悲痛难抑。他在写给同时代的哲学家吕祖谦的书信中流露出对张栻之死的哀痛：“钦夫竞不起疾，极可痛伤。荆州之讣，前书想已奉阅。两月来，每一念及之，辄为之泫然。钦夫之逝，忽忽半载，每一念之，未尝不酸噎。”

二是张栻后来背离了其师胡宏，并且在晚年思想越发趋同于朱熹，使其学说的特色显得不够鲜明。后人评价其“只是蠢然随朱子脚跟转而已”，也不免过激。

三是朱熹在编纂《南轩集》时，对张栻早年思想以“未定之论”为借口，作了许多删除，使张栻的思想特色被抹杀，令人玩味。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朱、张过化后，嘉靖十八年（1539），时任翰林院编修、33岁的进士尹台（字崇基，号洞山先生），奉朝廷之命，来湖广各地册封藩王。公事完毕，作南岳衡山之游。此时，距朱熹和张栻游岳已有三百七十二年。他在方广寺住了一夜，“慨想晦庵、南轩二先生高风，低徊留之不欲去。”作《游方广》诗：

衡岳峰阴万翠隈，幽林危刹倚天台。

水摇树色烟中落，山作瑶莲石上开。

终夜星河朱宿拱，高秋云雾黑潭来。

欲辞簪绂随猿鹤，留语老僧待客回。

尹台特地向方广寺住持洁空要了一块地，又从行囊中找出半锭银子，交给衡山知县章宣，托他在这里建一座祠堂，纪念朱、张二先生。一年后，新祠落成，专祀朱熹、张栻，曰“二贤祠”。又买粮八石四斗，以供春秋祀事。新祠落成之时，洁空和尚派徒弟前往南京找尹台写祠记，恰巧尹台请假回乡，未能相遇。

二贤祠落成的第三年（即1543年），江西安城邹守益、江西永新甘公亮，始纳朱、张二先生主释奠。1544年春，历任南京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兵部尚书的广东增城大儒湛若水来谒，署其堂曰“嘉会”，并写有《题朱晦庵张南轩嘉会堂诗》云：

二贤并世生，于此际嘉会。七日与朋来，酬言固尚在。

我生何不辰，独立无朋辈。忆昔阳明子，相期将有待。

时势倏变更，至今有遗悔。二贤祠下树，勿剪以勿败。

毋使我心伤，心伤重感慨。

1544年秋，江西吉水状元公罗洪先（号念庵）率门人尹辄、王托、刘天健来由游，则取朱、张两先生方广诸诗大书壁间，而自题其后以示志。

二十年后的1559年正月初八日，当年的小和尚千里风尘，再往南京。此时，已官居礼部尚书高位的尹台，追忆当年南岳游程和嘱建二贤祠之举，欣然提笔作《衡岳二贤祠记》。对南岳的眷恋之情，溢于笔端：

往己亥之夏，台奉使楚,谕诸藩。其秋,反自荆襄，道长沙，竣事武冈，止舍衡山之馆，税息焉。旦日,谒岳庙，遂陟上封，遍览祝融、紫盖诸名胜，乃并天柱，下南台，憩休方广之寺。慨想晦庵、南轩二先生高风,低徊留之不欲去。于是循寺后麓，振衣莲华八峰之间，降观深窈，仿佛当时登游所载述，怃然若从之，徜徉其后先也。旁瞩寺右空址一方，指问僧曰:“能丐我以祠二先生乎？”僧忻然愿相厥美。越日，还抵衡山，搜笥得资金半铤（锭），以授邑令内江章君宣曰：“其为我计创二先生祠。”令曰：“是固吾有司事也。”爰属僧伐木陶埴，鸠工庀役，不讫岁，落成。明年，僧遣其徒入京索记，会台请告归，弗果就。比历今二十年矣。前僧之尝诣者，复来白下申促,台始得追为之记。

嗟乎！古之君子,与其不可传者往矣，乃其遗迹在穹壤间，往往去之百千世之久，人犹思之不能忘。何也？夫心之精神通乎天地万物之表，不可以古今间者也。众人有之而弗存，宜其生死溘然，名声随躯形殒化，泯泯无以复诏于后矣。贤者存而养之，以至盛大充塞，故能参天地，灵万物，烺烺垂耀古今，亘久远而莫之敝也。夫其遗迹之可考见者，皆其心之精神之所寓托。士欲尚友古之人，抑乌得不即是求之？

由二先生登游兹山所载述，推其咏歌称引，戒惧箴儆之所及，兢兢焉。惟恐一义理之有失伦，虑之或不悉中也。此其心之勤然不懈于道，固将通天地万物为一身，施之百千世而无朝夕，岂与世之癖耽奇隐、迷溺光景，假恢伟壮丽之观，以取快鬯于即时者所可同日语哉？是故其立之屹然不撼者，山之所以常镇也；其行之沛然不竭者，川之所以常流也。动而为寒燠之迁易，出而为云霞之蒸散，则其变化与相周旋矣。感而为虫鸟之飞鸣，形而为草木之华实，则其性情与相昭察矣。盖二先生平居问辨相益，专力乎千圣相授之远业，故凡其足迹之交，耳目之营，无一非敬义精微之施用。放之出行游衍，则无人而不自得，廓之极乎！位育参赞之功化，则可使上下同流不息。其心之精神所寓托者，岂能一二为众人告说哉？读其文，诵其诗，绎其师友论议切磋之指归，不知反思默契，上求二先生之深造以自淑，勉其身心，不足以言善学矣。斯台所以祠二先生之志也。嗟乎！吾党之士，有升斯堂者，亦可惕然自兴起夫！

夫祠成之三年，安城邹公守益、吾邑甘翁公亮，始纳二先生主释奠。明年，增城湛翁若水来，署其堂曰“嘉会”。其秋，吉水罗君洪先复至，则取二先生方广诸诗大书壁间，而自题其后以示志。祠自章令属僧肇工，首其规度者主寺洁空。迄相乃成，则其徒圆林、圆玉、真定也。有助于祠，皆不可无载，故并记之。

嘉靖己未禾川后学尹台记

尹台还有《开云楼望岳》《谒南岳庙》《衡岳山中四首》《陈宪副寄示，次甘泉翁游衡岳之作和答》《邺侯故宅》《南台寺》《上封寺》《雁峰寺宴集》《梦仙引为石屋山人彭君赋》等诸多“岳游诗”，其《晓望石廪峰，欲登不果作》诗云：

莲花峰影动参差，石廪天梯袅雾危。

坐惜阴崖苍藓滑，吟看峭壁紫萝垂。

谷声昼吼蜚廉窟，云气秋翻霹雳池。

安得身轻凌绝顶，卧承悬露咽仙芝。

（峰有雷池、风洞二奇观）

朱熹、张栻二贤塑像

【300年接力整修二贤祠】

二贤祠建立后，在邹守益、甘公亮、湛若水、罗洪先等众贤的推动下，逐渐形成春秋两祭制度。择日，由县主敦请儒学诣祠致祭。

祭礼：先一日，省牲。次早，质明举事，进位焚香，行二跪六叩首礼；进爵，读祝，行一跪三叩首礼；诣林、尹二先生位，进爵，行一跪三叩首礼；复位，行二跪六叩首礼，焚帛，焚祝文，礼毕，退位。

祭品：帛一，羊一，豕一，酒醴粢盛咸备。（按：羊、豕系县署着礼房承办）

公元1548年八月初一日，时任衡山知县的毛绍龄亲至二贤祠致祭，祭文云：

维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岁次戊申，八月朔（初一），越祭日，衡山知县毛绍龄等致祭于晦庵朱先生、南轩张先生。

于惟二公，学本身心，功多训诂，继续往圣，启迪后人，偕游祝融，驻节方广，吟弄风云，陶适性情。仰止当年，宛然如昨。过化之地，明荐攸宜。束帛用将，微牲是肆。外匪尽物，内则告虔。以择之林先生配。尚飨！

毛绍龄还兴致勃勃作《诣祀朱张二夫子》《疾风骤雨，往祀南岳时乃大霁，天宇澄清，谓非岳神之泄其灵耶。因得复游，往莲花峰祀朱张二夫子》两首诗。

南岳二贤祠修建以来，时兴时废，遭遇两次火灾，先后进行了九次较大规模的重建或维修。尤其让人感叹的是，尹台后裔对二贤祠的眷顾之深。他们通过修复祠庙、厘清田产、著作诗文等各种方式，对南岳二贤祠进行建设。其孙子尹宏词、五世孙尹挺、尹抡，尹抡的孙子尹江，八世孙尹继隆等，都曾先后来探访二贤祠，均以振兴祠事为己责。

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二贤祠一度遭遇火灾，被毁。

第一次大修缮是1622年。明天启二年（1622）十一月，尹洞山的孙子尹宏词（号恒沙）、尹宏道兄弟来岳，见祠宇倾颓，重新修建。还与南岳集贤书院僧海庆、二贤祠僧海端、常住僧性柱、性翰等立《合同文约稿》，议将田租均分，一半赈祭，一半赈祠。

第二次大修缮是1644年。明崇祯十六年（1643），学使者、明代名臣高攀龙之子高世泰捐俸，命僧柯俊修理，功未竟。后来，学使者、湖南巡抚堵胤锡又捐资，委托王夫之等建造二贤祠前厅。王夫之在《莲峰志》中亦云：“弘光元年夏，堵公胤锡隘之，作前宇，王介之、夏汝弼、王夫之实经营之。”堵胤锡在方广寺还写了《听涧有感》《冒雨游方广道中喜晴》《谒朱张二夫子祠》三首诗。

第三次大修缮是1735年。雍正十三年（1735），尹洞山的五世孙尹挺、尹抡来岳，以振兴祠事为己责，捐资重修，尹挺撰有《集贤书院主配祭议》，请复祖尹台为配享。

第四次大修缮是1739年。乾隆四年（1739），衡山县令毛开基，命僧兰旭节损祭祀费用六年，以备修葺。具体修缮情况，语焉不详。

第五次大修缮是1789年。乾隆五十四年（1789），方广寺僧果山坚苦节俭，存祠产出息，陆续修补，定祭祀章程。不足乃走书尹家，尹洞山公六世孙尹钜德（字培甫）为之赞襄督理。

道光壬午年（1822），尹抡的孙子尹江（字岷启，号襟三），自京来衡，谒二贤祠，见屋舍将颓，为之怆然，思修葺，未逮也。临没，嘱男继隆竟其事。

尹继隆重修二贤祠示意图

第六次大修缮是1831年。清道光十一年秋（1831），尹江之子尹继隆（尹台八世孙）继承父祖之志，前来南岳，谒二贤祠，遍览堂庑，栋挠榱折，壁破楼毁，岌岌可危，深感自责。遂发心修葺二贤祠，经始于孟秋八月，落成于季冬，“因旧规而增饰之，门枕栋柱俱更以石，庶其可垂久远也。是疫也，赖衡邑令仁和汪湘筠霦原先生相助，与有成。”

尹继隆“于鸠工庀役之暇，敬录诸先辈记序诗歌，都为一集，颜曰《南岳二贤祠志》”。此志于咸丰三年（1853），编刻成就，列发凡一卷、游寓一卷、祀典一卷、田册一卷、艺文三卷、附录一卷，共八卷。《南岳二贤祠志》中详情记述了尹氏家族成员对二贤祠的捐建、修葺、祭祀、管理等相关事宜。凸显了尹氏家族在南岳二贤祠事务中的地位。

尹氏家族不以功名自矜，而以守道护文传家。一人肇始，世代赓续，不避远、不惮烦，用三百年光阴，写就一段士以弘道、族以传文的千古佳话，为南岳留下珍贵的文化遗产与精神标杆。

1937年夏，湖南省立南岳图书馆馆长康和声翻刻《南岳二贤祠志》志时，赞颂尹氏家族道：“前后三百余年，人更数世，不惜越数百里来继先志。洞山先生之世泽固长，亦朱、张二贤之流风余韵有以启之也。”

第七次维修是在道光年间。湘军首领之一的曾国荃曾捐2万两白银修葺方广寺，同时也对二贤祠进行了修缮，曾国藩还题写了“嘉会堂”匾额。还置田40亩，以资祭祀与维修之用。祠堂享堂中立朱熹、张栻二人牌位，左配以林择之，右配尹洞山。祀典规定每年春秋二季，择日举行，由邑绅诣祠致祭，其陈设、仪注均与祭祀邺侯祠同。祝辞范文是：

於惟二公，唱酬岳地。倡绝学于东南，振斯文于西北。绍先圣之真谛，绚后学之津梁。祀典宜隆，俎豆维新。以择之林先生，洞山尹先生配。尚飨！

第八次大修缮是1859年。咸丰五年（1854），衡山籍学者、官员文岳英被众人推举主持祠务，决定聘请当地有威望的老农守祠。咸丰九年（1859），除他自己带头捐资外，加之以岁入所余，“重建寝室，既新且固，又补葺嘉会堂，摹曾涤生（国藩）爵相，补书旧额悬之其中”，并用剩下来的资金在祠前购置一块地，以方便出入。他亲自撰写了《重修二贤祠并酌改祠祭规条记》。二贤祠大门系石质门框，汉白玉门联，上镌“名山胜迹；往哲风流”，上款“同治五年丙寅秋”，下款“文岳英敬书”，均行书。

文岳英（1805～1871），号小南，衡山县人。道光丁酉（1837）登拔萃科，京闱举人，历任户部主事、方略馆纂修。于咸丰年间重修岳庙和二贤祠，加四品衔，诰授中宪大夫。晚年主讲衡山文峰、集贤、观湘、衡阳石鼓、醴陵渌江等书院，学行文章脍炙人口，书法冠绝一时。

可惜，到了到民国时期，二贤祠又变得萧条了。

第九次大修缮是2013年。世事沧桑，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时，二贤祠建筑败废，原基犹存。2013年，在重新修建方广寺时，南岳区政府组织修复二贤祠，得方广寺主持大愿和尚鼎力支持，成现有规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