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内伊遇袭身亡，他的肉身是作为在伊朗各方力量中维持平衡的脆弱防线。在中东这个地缘政治危机地带和现代前现代的矛盾冲突之地，伊朗试图营造一种独立于东西方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诞生于一个符号性对抗非常清晰的时代，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必然加速塌陷。
对伊朗来说，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曾经是外在的、可指认的、可以通过纪律、动员与意识形态对抗来抵御的对象，倒退之路在冷战时期曾经在民族解放运动、反殖民运动中真实有效，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家的边界不再是可靠的防御节点。伊朗统治集团已经无法再用宗教认同为社会提供一个能够替代资本主义的未来图景，神权体系摇摇欲坠。
神权政治道路并不是外在于伊朗人民的，不是伊朗人民被教士蒙蔽了所以选择了一条邪路。它是二战后的殖民主义体系崩塌的产物，也是现代性自身危机的产物，在中东的前现代社会结构和外部势力的影响下，任何一个国家要在完全不依附的前提下走一条现代化的道路的门槛非常高。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不要东方，不要西方，只要伊斯兰”，是在伊斯兰文明内部寻找现代性出路的尝试，以抵抗为己任，最后的结局就是被孤立和制裁，逐渐在道德和政治上走向破产。
伊朗的模式难以在长期经济制裁、人口结构变化与全球资本技术渗透的多重压力下保持自洽，它既无法完全脱离，又无法加入全球分工体系。它既要维持革命合法性，又必须进行务实的交易；它强调内部团结，又不得不维持向既得利益集团倾斜的社会分层。伊朗无法真的封闭自己，统治集团被动地一次次试图通过妥协和交易来提升经济绩效，所以一次次摇摆，震荡，在意识形态上自我消耗。
以教法学家为核心的带着前现代基因的伊朗统治集团只能驾驭暴力机器，无法驾驭资本以及现代国家，只能用宗教和经济利益掌控军队，建设不了新时代的先锋队，在意识形态上更是一退再退，伊朗自己的现代化持续不断消灭教权的社会基础，年轻一代在全球信息与技术环境中成长，普遍受教育程度较高，他们的职业路径与生活想象总要追随西方中产的现代生活模版为标准，他们的动机也经过了现代理性的全面改造。
伊朗能作为中东地区的例外和“障碍”存在这么久是因为它曾在国际秩序的裂缝中找到了生存空间，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的两极格局，让伊朗这样的第三条道路看起来还蛮有希望。在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已经成为全球唯一现实的情况下，它对自身的传统以及未选择的道路同时抱有幻想，不坚定的幻想导致不坚定的选择，它只能且退且战且退。
当全球秩序开始加速新一轮重组时，它就被当作练兵场和战利品，新的秩序正在成型，技术和安全成为新的博弈点。硅谷科技精英正在重新与国家意志绑定以对抗竞争对手。对伊朗的战争是新科技鹰派证明自身价值的最佳方式，又满足了特朗普政府刷政治点数的需求，还能帮助美以能控制更多经济政治利益节点，继续维持美元霸权体系，旧秩序的新旧势力也在寻求在新的胜利找到自己的位置从而实现升级重生。
美国及其盟友的目标是让伊朗分化，变得更可控、更易被整合进全球资本安全体系，他们宣称只有彻底自由化，只有放弃独立自主的能力和意志，你才能跟着喝汤，这意味着接受依附道路、彻底放弃独立能力和意志。
但是即便此时伊朗倒下，人们也不会像20年前那样欢呼美国的胜利，不会体验代表普世正义的帝国施加天罚的快感。因为没有当年的那种乐观的后冷战的普世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全球资本主义分工体系将其吸纳，因为如今的美国霸权正在疲于自救，美国新自由主义的道路和美国霸权已被送进了ICU。
哈梅内伊的离去打破了漫长的僵局，无论如何，在此之后伊朗人民有权拥有新的希望，有权展开新的政治想象，在摆脱旧有枷锁的同时独立探索最有利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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