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白色恐怖秘密档案》(谷正文口述)、《台共党人的悲歌》(蓝博洲著)、台湾"国家安全局"机密档案、维基百科、百度百科等历史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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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代的台北,一位垂垂老矣的老人坐在书桌前,颤抖的手握着笔,在回忆录上写下这样一段话。这位老人名叫谷正文,曾经是保密局的侦防组长,经手的案子牵连两千多人。

他这一生抓过的地下工作者不下百人,见过各种各样的人——有的人一进审讯室就跪地求饶,有的人撑了几天就松了口,有的人说要坚守到底却最终还是招供了。

可就是这样一个双手沾满鲜血的特务头子,在晚年写回忆录时,却对一个人念念不忘。他放下了用了一辈子的那些称呼,破天荒地写下了真诚的敬佩之词。这个人就是张志忠。

谷正文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这辈子抓过的地下工作者不下百人,可真正让我敬佩的,只有张志忠一个。他才配称为真正的铁骨男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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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贫农子弟的求学之路与革命启蒙

1910年11月26日,在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嘉义厅新港街,一个贫苦农民家庭诞生了一个男婴。这个孩子本名张梗,家里穷得叮当响,连饭都吃不饱。

父母虽然没什么文化,却咬着牙把他送进了新巷公学校读书。公学校毕业后,张梗到合隆商号当学徒,每天起早贪黑地干活。

14岁那年,命运给了张梗一个转机。新港当地的仕绅林维朝看这孩子聪明好学,决定资助他到大陆求学。

就这样,还不到15岁的张梗偷渡到了厦门,进入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创办的集美中学。

集美中学在当时可不是一般的学校。这里云集着许多从台湾来的青年学生,大家都是怀着对日本殖民统治的不满来到这里的。

学校里的氛围很开放,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在这里碰撞交流。张梗第一次接触到了那么多志同道合的同学,第一次听说了什么叫民族解放、什么叫反抗压迫。

1924年4月,在中国大陆学运的影响下,厦门大学的李思祯、集美中学的翁泽生、洪朝宗等台湾籍学生发起成立了"闽南台湾学生联合会"。

他们还创办了一个社团叫"共鸣社",出版刊物《共鸣》。张梗和同学庄泗川一起,成为这份刊物的负责人。

在编辑刊物的过程中,张梗大量阅读了各种进步书籍。他读到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读到了关于民族独立的文章,也读到了马克思主义的著作。

这些书籍像一扇扇窗户,让这个贫农出身的少年看到了外面广阔的世界。他开始思考:为什么台湾人要受日本人的压迫?为什么劳苦大众要过那么艰难的日子?怎样才能改变这一切?

1925年,张梗返回台湾。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懵懂少年,而是一个有了革命觉悟的青年。他开始在家乡嘉义地区与抗日组织接触,参加各种秘密集会和活动。

1926年12月,张梗参加了由王万得、蔡孝乾组织的"台湾无产青年会"。这个组织表面上是青年社团,实际上从事的是反抗日本殖民统治的活动。

张梗被指派负责嘉义地区的工作,主要任务是在工人和农民中间宣传革命思想,发动群众反抗日本压迫。

那时候的张梗才16岁出头,干起工作来却异常认真。他经常深入到农村,跟农民打成一片,了解他们的疾苦,向他们讲述外面的世界。

他组织秘密读书会,带领大家学习进步书刊。虽然随时可能被日本警察盯上,但张梗从不退缩。

1927年2月,日本殖民当局终于对台湾无产青年会和台湾黑色青年联盟下手了。他们进行全面搜捕,一夜之间逮捕了44个人。张梗也在被捕名单上。日本警察把他关进了监狱,对他进行审讯。

在狱中,张梗受尽了折磨。日本警察用各种手段逼问他组织的情况,要他供出其他成员的名单。

可这个17岁的少年咬紧牙关,什么都不说。审讯持续了几个月,日本警察也拿他没办法,最终在同年10月将他免诉释放。

出狱后的张梗没有被吓倒,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的决心。他知道,留在台湾已经不安全了,便辗转回到了大陆。这一次,他要在更大的舞台上继续自己的革命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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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投身革命洪流与延安岁月

回到大陆后,张梗继续参加各种革命活动。1929年,他参加了由留集台湾学生会、同文台湾学生会、留漳台湾学生会联合组织的闽南学生联合会。

这个组织还成立了社会科学研究会,专门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张梗如饥似渴地学习着,他要用理论武装自己的头脑。

1931年,张梗从集美中学转学到漳州第八中学。说是转学,其实学生身份只是他的掩护。他真正要做的,是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那一年,台湾地下组织遭遇大检举,许多同志被捕。组织决定在厦门训练一批台湾青年,准备将来回台湾重建组织。张梗就是在这个时候正式加入组织的。

1932年5月,经过严格的考察,张梗经侯朝宗介绍加入了中国革命互济会。

不久后,由王碧光推荐,他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张梗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那一年,他22岁。

入党后,张梗接受了回台湾重建组织的任务。

他知道这个任务的危险性——日本警察对他已经有案底,一旦被发现,很可能会被判重刑甚至处死。可张梗没有犹豫,他毅然接受了任务,启程回台湾。

1933年,正当张梗在台湾开展工作时,上海发生了台湾反帝同盟事件。日本警察在上海将张梗逮捕,随后移送给日本殖民当局的检察机构。这一次,张梗知道自己恐怕很难再出去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张梗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他在狱中装疯卖傻,吃鸡粪鸭粪,让日本人以为他真的疯了。

有人拿铁丝要刺他的眼睛,他也毫不畏惧,继续装疯。日本人对他的看管渐渐松懈了。终于,张梗找准机会,在保释中逃脱了。

逃出来后,张梗不敢在台湾停留,从日本转道大连,再从大连到青岛,一路逃亡到了内地。

为了躲避追捕,他把自己的名字从"张梗"改成了"张志忠"。从此,张梗这个名字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张志忠。

1939年,全面抗战已经爆发两年了。张志忠历经千辛万苦,终于到达了延安——那个让无数热血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在延安,张志忠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抗大的学习生活异常艰苦。窑洞里没有暖气,冬天冷得刺骨;粮食不够吃,经常要挖野菜充饥;学习任务很重,白天上课,晚上还要开会讨论。可张志忠却觉得这段日子无比充实。

在这里,他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学习了军事知识,学习了如何做群众工作。他就像一块干燥的海绵,拼命地吸收着知识的养分。

1939年8月,张志忠从抗大毕业。组织上根据他的特长,把他分配到八路军一二九师冀南军区敌工部工作。张志忠化名张光熙,开始从事对敌宣传工作。

在冀南前线,张志忠的工作很特殊——他要对日本士兵进行宣传,争取他们反战或者投诚。

这工作听起来简单,做起来却极其危险。他要深入到日军阵地附近,用日语喊话,散发传单。稍有不慎,就可能被日军的子弹打中。

可张志忠干得很出色。他学会了日语,了解了日本士兵的心理。他知道那些士兵也是普通人,很多人也厌倦了战争,想回家。

他的喊话内容很有针对性,经常能打动日本士兵的心。有些日本士兵真的被他说服,选择了投诚。日军把他称为"最可怕的心理战专家"。

1940年冬天,张志忠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升任敌工部日军工作科科长。

在这个岗位上,张志忠接触到了许多日本反战士兵,其中包括"日军士兵觉醒联盟"冀南支部的日本反战士兵秋山良照。通过这些反战士兵,张志忠对日军的内部情况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1942年,冀南前线爆发了著名的"四二九"战斗。那一仗打得异常惨烈,张志忠和战友们一起坚守阵地,与日军激战了整整一天一夜。

炮火连天,硝烟弥漫,身边的战友一个个倒下,可大家都没有退缩。最终,八路军成功击退了日军的进攻。

这场战斗让张志忠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要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要有坚强的意志和英勇的战斗精神。

抗战胜利了,可新的任务又来了。1945年底,组织上找到了张志忠,交给他一个重要任务——回台湾开展地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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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返台建立组织与二二八起义

1946年2月,张志忠和陈泽民、洪幼樵、林英杰等人一起到达上海。

在上海,他们接受了一段时间的集中培训,学习如何在国民党统治区开展地下工作。这种工作和在解放区完全不同,需要更加谨慎小心。

1946年4月,张志忠先行启程,搭船抵达台湾基隆港。阔别十多年,他又回到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

可此时的台湾已经不是当年那个台湾了。日本殖民统治结束了,国民党接管了台湾。张志忠此行的任务,就是要在这里重建地下组织。

三个月后的1946年7月,蔡孝乾也搭船抵达台湾。

台湾省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蔡孝乾担任书记,张志忠担任省工委委员、常委、副书记兼武装部长。陈泽民担任副书记兼组织部长,洪幼樵担任宣传部长。

张志忠到台湾后,以经营进出口贸易作为掩护。他在台北开了一家贸易公司,表面上做生意,实际上这是地下组织的联络站。

白天,他是个和气的商人,跟客户谈生意,处理订单。晚上,他的另一个身份才开始工作——联络同志,传递情报,发展组织。

张志忠的工作能力很强。他利用自己早年在台湾的人脉关系,很快就在台北站稳了脚跟。他发展了一批积极分子,建立了学生工委会、工人工委会等基层组织。

在他的批准下,许多有志青年加入了组织,其中就包括后来担任台北学委会书记的吴克泰,以及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

可是,国民党接管台湾后的表现,让台湾民众大失所望。国民党官员贪污腐败,横征暴敛,比日本人还要厉害。

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台湾民众从最初的欢欣鼓舞,到后来的失望愤怒,积累的怨气就像火山一样,随时可能爆发。

1947年2月27日,台北发生了一起看似普通的事件——缉私警察打伤了一个卖私烟的妇女,开枪打死了一个围观的路人。

这件事迅速引爆了台湾民众积累已久的怨气。第二天,大批民众包围了专卖局,要求给个说法。

事态迅速升级。全岛各地的民众纷纷起来抗议,占领警察局,抢夺枪支弹药。

由于国民党军队大部分都调往大陆参加内战了,台湾兵力空虚。行政长官陈仪一面安抚民众,一面紧急向蒋介石请求增援。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局面,省工委内部出现了分歧。有人主张保持低调,等待时机;有人主张趁机发动群众。

张志忠属于后者。他认为,民众已经起来了,地下组织不能袖手旁观。就算力量不够,也要和民众站在一起。

张志忠迅速行动起来。他回到家乡嘉义,联络台南的李妈兜、斗六的陈篡地、嘉义的许分等地方人士。

这些人有的是农民运动的积极分子,有的是抗日老战士。在张志忠的组织下,他们很快就拉起了一支队伍,取名"台湾民主联军嘉南纵队"。

张志忠担任司令,简吉担任政委,陈篡地、许分担任副司令。纵队下辖朴子、北港、新港等八个支队,总兵力有数百人。虽然武器装备很差,大部分人只有土枪土炮,可士气很高。

1947年3月4日,张志忠率领纵队攻占了嘉义水上机场。这是二二八事件中唯一有史料明确记载的武装行动。张志忠还计划与台湾中部的二七部队会师,扩大战果。

可是,国民党的援军来得太快了。3月8日,整编二十一师登陆基隆,开始在全岛进行镇压。

国民党军队武器精良,训练有素,民主联军根本不是对手。战斗打得很惨烈,许多战友倒在了血泊中。

张志忠看到形势不利,果断决定转入山区。纵队改称"台湾自治联军",继续打游击。

可山区的条件太艰苦了,缺粮少弹,伤病员得不到救治。坚持了一段时间后,张志忠不得不下令化整为零,各自隐蔽,等待时机。

从此,张志忠开始了东躲西藏的地下生活。他的妻子季沄也跟着他一起转移。季沄是江苏南通人,出身富商家庭,本可以过安逸的生活,可她选择了跟随丈夫投身革命。

两人在上海相识相恋,1946年一起来到台湾。他们有一个儿子,小名叫杨扬,大名叫张思中。

为了安全,张志忠一家经常搬家,换了一个又一个住处。张志忠在户口本上用的是化名杨春霖。

每次搬家,他们都要销毁一切可能暴露身份的东西,轻装简行。有时候刚住下没几天,听到风声又得赶紧搬走。

1948年6月,张志忠接到通知,要他去香港参加一个重要会议。

他冒着危险离开台湾,经过几番辗转到达香港。在香港筲箕湾,他与台盟谢雪红等人会面,汇报台湾的工作情况,商讨下一步的方针。

会议结束后,张志忠又悄悄回到台湾。此时的台湾,白色恐怖气氛越来越浓。国民党保密局在全岛布下天罗地网,大规模搜捕地下工作者。危险正在一步步逼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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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遭受破坏与身陷囹圄

1949年7月,台北的几所大学里出现了一份油印的报纸,叫《光明报》。这份报纸宣传进步思想,揭露国民党的腐败。

保密局很快就盯上了这份报纸,顺藤摸瓜找到了印刷地点。他们从印刷地点又查到了报纸的来源,发现背后牵涉到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

保密局特务荷枪实弹冲进基隆中学,逮捕了钟浩东。在钟浩东家里,他们搜出了印刷器材和大量宣传资料。

钟浩东的妻子蒋碧玉也是地下工作者,面对特务她很平静。特务连续审讯了钟浩东三天三夜,用尽各种刑讯手段。

在神智不清的状态下,钟浩东无意中说了一句话,提到了"老郑"。

谷正文立即追问:"老郑是谁?"钟浩东清醒过来后,死也不肯再说。可谷正文已经抓住了这条线索,"老郑"这个代号进入了保密局的视野。

1949年8月下旬,保密局侦破了基隆市委会组织,查获了省工委的组织线索。

10月,保密局特务混入高雄工委组织,掌握了李汾的情况。李汾是工运负责人,被捕后经不住刑讯,供出了副书记陈泽民。

10月31日,陈泽民在高雄市农会前与李汾接头时,被早已埋伏的特务抓获。陈泽民被关进审讯室,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刑讯。特务用各种酷刑逼问他组织的情况。

陈泽民咬牙坚持了好几天,可刑讯的痛苦实在太难以忍受。在一次严刑拷打后,他终于熬不住了,供出了"老郑"可能藏匿的地址——台北市泉州街二十六号。

保密局立即派人到泉州街蹲守。特务们隐蔽在屋子周围,24小时轮班监视。一天又一天过去了,整整一个多月,都不见有人来。

1950年1月29日,蹲守的特务终于等到了一个40多岁的男子回到这个住处。特务们一拥而上,将此人抓获。

这个人自称姓李,是个小商人。可谷正文一眼就看出,这人绝不简单。他穿着考究,举止不凡,不像普通商人。

特务们把他关进监狱,开始审讯。这个人报了假名字和假身份,什么都不肯说。谷正文决定换个方法。

他让人每天给这个人买好吃的,先是饺子,后来又是牛排。这人在狱中待了一个星期后,竟然要求吃台北最高档的波丽露西餐厅的牛排。

吃完牛排后,这人说为了表示感谢,可以带特务去找一个据点。三个小特务立功心切,就让他带路。结果走进一个黑暗的厂房时,这人突然挣脱逃跑了。

这人跑掉后,谷正文发现他正是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更严重的是,在蔡孝乾的住所,谷正文搜到了一个笔记本,上面赫然写着"吴次长"三个字。

谷正文立即想到,参谋次长中姓吴的只有吴石一人。就这样,吴石中将的身份暴露了。

与此同时,保密局也在追查武装部长的下落。1950年2月初,谷正文综合了陈泽民、吴石、朱谌之等人的口供,分析出武装部长可能藏在台北新公园附近的中西大药房二楼。

2月7日深夜,台北天气阴冷,下着小雨。谷正文带着特务包围了中西大药房。他们悄悄摸上二楼,破门而入。

屋里的人听到动静,知道大事不妙。可已经来不及了,特务们冲进来,将他按倒在地。

此人就是张志忠。被捕时,张志忠显得很平静。

谷正文后来回忆说,那天晚上天气很冷,张志忠的脸色有些苍白,但眼神很坚定。张志忠被捕后说的第一句话是:"知道你们会来,我等很久了。"

张志忠被捕的消息,让整个台湾地下组织陷入恐慌。武装部长落网,意味着组织的军事系统可能全线暴露。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让所有人都始料未及。

蔡孝乾在外面躲了两个月,实在受不了逃亡的清苦。1950年4月27日前后,他想到镇上的西餐馆改善一下伙食,结果在路上被特务认出来抓获。这一次,蔡孝乾没有再逃掉。

蔡孝乾第二次被捕后,很快就叛变了。他把自己知道的所有情况都供了出来。在短短一周内,他写的自白书堆了半人高。根据蔡孝乾提供的名单,保密局在1950年3月展开了大规模抓捕行动。

张志忠、林英杰、洪幼樵、简吉、张明显、吕焕章、季沄、计梅真等省工委重要成员,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抓获。他们全部被关押在保密局台北延平南路看守所。

据统计,因蔡孝乾叛变而被捕的地下工作者多达400余人,另有1800多人被侦查传讯。整个台湾省工委组织,遭受了毁灭性打击。

谷正文想了解这些人对失败的看法,于是将蔡孝乾、陈泽民、张志忠、洪幼樵等人关进同一间牢房,暗中监听他们的谈话。

牢房里的气氛异常紧张。蔡孝乾低着头,不敢看其他人。陈泽民、洪幼樵也都沉默不语。只有张志忠,站在牢房中央,眼神里透着愤怒。

第二天一早,张志忠就开始了。他指着蔡孝乾,一桩一桩数落他的罪状。侵吞工作经费,天天上波丽露西餐厅吃早餐,中午晚上去山水亭吃山珍海味,晚饭后还要去永乐町看戏。

作为书记,不但不隐蔽身份,反而到处张扬自己是地下工作者。生活奢侈腐化,把组织纪律当成儿戏。

陈泽民也忍不住了,指着蔡孝乾说:我们的失败,都是你蔡孝乾一个人造成的。你从来不交代自己的真实身份,可到处都知道你是地下工作者,根本没办法开展新关系。

张志忠每天都组织牢房里的人批判蔡孝乾。他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正是蔡孝乾的腐化堕落,导致了组织的失败。

而蔡孝乾呢,他已经彻底变节了,每天拼命地写自白书,把自己知道的全都供了出来。

保密局的特务也开始对张志忠进行审讯。他们用尽了各种刑讯手段——老虎凳、辣椒水、电击、拔指甲、烙铁。每一种刑罚都足以让人痛不欲生。可张志忠咬紧牙关,一个字都不说。

特务们审讯了一天又一天,一个月又一个月。

张志忠的身体被折磨得不成样子,肋骨断了好几根,十个手指的指甲被拔掉了七个,手指头都被电焦了。可他始终不肯供出任何同志的名字,不肯交代任何组织线索。

谷正文见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让人把张志忠的妻子季沄带到审讯室,用妻子的性命威胁张志忠。可张志忠依然不为所动。他知道,一旦开口,会有更多的同志遭殃。

与张志忠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他一些被捕的人。

有人进了审讯室就跪地求饶,有人经不住几天刑讯就招供了,还有人为了活命出卖了所有的同志。可张志忠不一样,他从第一天被捕起,就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更让谷正文震惊的是,张志忠在明知许多联络点的情况下,故意给特务指了几个已经废弃的地址。特务扑空的时候,那些同志已经趁机转移了。

从被捕到1954年被处决,整整四年时间,张志忠没有供出一个人的名字,没有交代一件组织的事情。他用自己的沉默,保护了许多同志的生命。

狱中的日子一天天过去。1950年11月,张志忠的妻子季沄被拉出监狱,押赴刑场执行枪决。那一天,张志忠听到了枪声,他知道妻子走了。

年仅29岁的季沄,就这样永远地离开了。他们3岁的儿子杨扬,从此成了孤儿。

1951年3月,张志忠被判处死刑。可执行的日期一拖再拖。保密局还想从他嘴里撬出点什么来。

蒋经国曾两次亲自到监狱探视张志忠,试图劝说他转变立场。可得到的回答让蒋经国无言以对:"你要真想帮助我,就让我快死。"

张志忠在监狱里度过了四年多的时光。四年里,他每天都在承受着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折磨。可他的意志从未动摇。

他在牢房里教难友唱革命歌曲,在墙壁上刻下血书,鼓舞大家的士气。狱吏都对他很尊敬,说他是真正的硬骨头。

到了1954年3月,保密局终于决定对张志忠执行死刑。此时距离他被捕,已经过去了整整四年。这四年里,张志忠究竟承受了多少折磨,外人无法想象。

可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依然没有屈服。当刑期确定的消息传来时,监听张志忠的谷正文听到了牢房里传来的歌声,那是《国际歌》的旋律。

而就在执行前的最后时刻,发生的一幕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