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全球领导人共同描绘了一幅宏大的融资蓝图。近日，《经济学家》杂志刊文回顾指出，由于对投资风险判断失准，全球社会资本并未流向最贫困的非洲国家。要破解当前困局，亟需改革国际金融风险评估体系，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全球发展治理架构。
编译 |薛梓涵 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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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各国领导人就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达成共识，涵盖消除饥饿、保障体面工作等领域，承载着全球对美好未来的期许。当时，世界银行及其他多边贷款机构提出，以少量公共资金引导，撬动规模远超公共资金的社会资本，让富裕国家的养老金、保险资金成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但现实很快浇灭了这一设想。当前，发展公共融资深陷危机：几乎所有主要双边援助国都削减了对外援助，非洲约三分之二的国家因债务缠身而缩减开支。这些国家迫切寻求社会融资填补缺口，却大多徒劳无功，“以数十亿撬动数万亿美元”的目标从未实现。
“这一口号初衷虽好，但很难落地。”为发展中国家项目提供资金支持的私人基础设施发展集团负责人菲利普·瓦拉胡（Philippe Valahu）表示。多边开发银行或双边金融机构希望通过承担部分风险吸引社会资本合作，提供低成本启动资金或违约担保。据估算，2023年它们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调动了880亿美元社会融资，虽较以往有所增长，但问题十分突出：仅有200亿美元流向撒哈拉以南非洲，最贫穷国家仅获得100亿美元。而该地区当年获得的援助资金达620亿美元，可见社会融资不仅规模更小，分配也极不均衡。
2018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工作组曾设想每投入1美元公共资金可撬动2美元以上社会资本，但这一比例鲜有实现。伦敦智库ODI全球（ODI Global）即将发布的研究显示，截至2021年，撒哈拉以南非洲每1美元公共资金仅吸引约59美分社会联合融资，其他地区也仅为70美分。此外，过度关注杠杆比例扭曲了发展优先序：吸引社会资本最简便的方式是选择环境安全的简易项目，而资金需求最迫切的高风险地区反而成为投资者避之不及的领域。
如今流入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外国投资，比这一口号提出时更少，基础设施领域的社会投资大幅下滑。2020年以来，非洲各国政府与社会债权人之间的资金流动出现逆转，银行和债券持有人收到的还款及利息比新发放的贷款多出360亿美元。全球利率上升导致资本大量流出非洲，让当地的融资困境雪上加霜。
对此，世界银行内部已开始反思。资金问题仍是核心症结。过去十年的教训值得深思：瓦拉胡认为，此前的错误在于想当然地认为富裕国家的机构投资者会蜂拥购买非洲基建资产，却忽视了尼日利亚养老基金等本地资本池的潜力；事实上，投资者因高估非洲投资风险而却步。与此同时，投资者也抱怨无处投放资金。联合国估算，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每年需新增4万亿美元投入，但现成的可投资项目却寥寥无几——五分之四的非洲基础设施计划在可行性研究或商业计划阶段便宣告失败。而吸引社会资本还可能适得其反：政府为保障投资者收益，往往会陷入两难困境。以加纳为例，该国因与私营能源企业签订包销协议，需为未消纳的电力支付数亿美元，同时又因低价售电持续亏损。在贫困人口众多的国家，既要让公共事业企业实现盈利，又要确保民众能够用得起相关服务，着实难以兼顾。
曾在世界银行负责非洲公私合作项目的詹姆斯·莱格兰（James Leigland）指出，对市场手段的“意识形态化信仰”蒙蔽了政策制定者，使其忽视了这种方式存在的缺陷。既然非洲95%的基础设施支出源于公共财政，为何不更高效地利用这些资金，反而徒劳地追逐社会融资的幻梦？
联合国数据显示，截至2030年目标期限，仅有17%的可持续发展目标指标有望达成。现实的困境是，社会资本远离资金紧缺地区，传统公共援助也陷入规模萎缩、分配失衡的危机。要破解这一困局，需要国际金融体系改革风险评估机制，推动主要经济体摒弃零和博弈思维，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塑全球发展治理架构，唯有如此，可持续发展的愿景才能落地生根。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990期第7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程鑫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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