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以色列之前，我没想到安检会那么严。

特拉维夫机场，一个年轻姑娘把我拦下来，问了我二十分钟。去哪儿？干什么？跟谁去？为什么去？行李谁收拾的？有没有人让你带东西？问完一遍，换个人又问一遍。我站在那儿，看着旁边背枪的年轻人走来走去，心里有点发毛。

后来我才知道，这不是针对中国人。他们问谁都这样。

出了机场，租了辆车，往耶路撒冷开。路上风景挺干，山是黄的，石头是黄的，房子也是黄的。开了一个多小时，看见一座城，城墙老高老高的，石头砌的，太阳底下泛着光。

耶路撒冷。

第一天没什么事，就是在老城里转。石头路窄窄的，两边是店铺，卖什么的都有。有个卖陶罐的老头看见我，用英语问从哪儿来。我说中国。他眼睛亮了一下，放下手里的罐子，把我让进店里。

“中国人，”他说，“我知道上海。”

他从柜台底下翻出一个相框，里头是张发黄的黑白照片。照片上是一条窄窄的弄堂，晾着衣服，有人站在门口。他指着照片说：“我父亲。1940年代。上海。”

他说他父亲是德国犹太人，二战时候跑出来的。那时候很多国家不让进，中国让进。他父亲在上海待了七年，后来来了以色列。走的时候带了一张照片，就是这张。

“中国人善良。”他说，“我父亲一直这么说。”

我站在那儿，看着那张照片，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拍了拍我的肩膀，送了我一个小陶罐，说不要钱。

出来以后我在巷子里站了一会儿。阳光挺好的，照在石头上，暖暖的。

后来几天，我去了不少地方。死海，马萨达，加利利湖。碰到的人也多了起来。

有个基布兹的老人，坐在树底下晒太阳，看见我走过去，招招手让我坐。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中国。他说他知道中国，他知道哈尔滨，知道上海，知道开封。他说开封有犹太人，很久以前就有了，后来慢慢跟当地人一样了。

“你们不赶我们走。”他说，“这在历史上不多见。”

我说我没听说过开封有犹太人。他笑了笑，说没关系，很多人不知道。

他问我信什么教。我说没什么教，可能就是信点这个信点那个，说不清。他愣了一下，说那你怎么知道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

我想了想，说小时候爸妈教的，长大了自己琢磨的。他点点头，说那也行。

过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们没有上帝不行。上帝给我们规矩，我们照着做。安息日不工作，不吃不该吃的东西，男孩要割礼。这些规矩让我们知道自己是谁。

我说我知道，安息日我住的那个酒店电梯都不动了，专门有个“安息日电梯”一层一层慢慢挪。

他笑了，说对，就是这个意思。

后来我去特拉维夫，见了个做生意的年轻人。他在一家科技公司上班，跟中国有合作。说起中国，他话挺多。

“你们中国人太能干了。”他说，“我们这边安息日，你们还在开会。我们这边放假，你们还在加班。我们这边睡觉，你们那边已经上班了。”

我说那叫卷。

他听不懂，我解释了一下。他听完点点头，说对对对，就是卷。我们这边不行，安息日就是安息日，电都不能开，别说干活了。

他顿了顿，又说：“但有时候我也羡慕你们。你们什么都不信，就信自己。什么都敢干，什么都能干成。”

我说也不是什么都不信，信的东西不一样。

他说对，不一样。

临走那天，我在雅法古城转了转。一个古董店老板看见我，又聊起来了。他说他有个朋友，以前在上海做生意，后来不做了。我问为什么。他说那个朋友说中国人太聪明了，做生意比犹太人还厉害，跟中国人做生意得打起十二分精神。

我不知道他这是夸还是骂，就没接话。

他看了我一眼，又补了一句：“但你们不坏。就是太聪明。”

回去的飞机上，我想起这一路上遇到的人。那个送陶罐的老头，那个说我们没规矩不行的老人，那个说我羡慕你们的年轻人，还有那个说我太聪明的古董商。

他们好像都在说同一件事——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

有人记得我们好。有人觉得我们怪。有人想学我们。有人怕我们。

但有一点他们好像都同意：中国人跟他们不一样。

不是好不好的那种不一样，是根上的不一样。我们有我们的活法，他们有他们的活法。我们靠的是自己，他们靠的是上帝。我们什么事都能商量，他们有些事没得商量。

飞机落地的时候天黑了。我拖着箱子往外走，忽然想起那个基布兹老人说的话。

他说：“你们中国人，像水。我们像石头。水流来流去，能绕过去，能渗进去，能一直流下去。石头不会动，但水走了石头还在。”

我当时没听懂。

现在好像懂了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