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要写自己的作品，本来不会触犯什么法律，但一些作家偏偏被逮捕，身陷囹圄。倘若因言获罪，那么这样的作家起码算是说了真话，而社会层面应该允许有不同意见的人存在，同时要采取这样的意见，要调整自身，为人民生活幸福而努力。可是有些社会并不是这样，而是实行集权统治，不仅会打压一些造反的农民，而且会让一些说了真话的作家身陷囹圄。由此来看，身陷囹圄的作家写的作品才是可贵的。
司马迁遭受宫刑的耻辱，身陷囹圄，最终发愤图强，写成了《史记》。虽然《史记》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完全可以当成文学作品来看。司马迁写到自己亲身经历的时候，字字血，声声泪。他在《报任安书》中写道：“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肤，受榜箠，幽于圜墙之中。当此之时，见狱吏则头抢地，视徒隶则心惕息。何者？积威约之势也。及以至是，言不辱者，所谓强颜耳，曷足贵乎！”虽然受辱，但他有着著史的精神，要写出足以传之后世的作品。为李陵的事辩护，最终让他受辱，而皇帝好大喜功，喜欢杀伐决断，却没有考虑具体情况，最终冤枉了司马迁。司马迁被囚禁之后，要发愤图强，要学古代的那些贤人，要写出别人写不出的历史。按理说，一个皇帝应该有博大的胸怀，不应该让知识分子因言获罪。可是在集权统治之下，知识分子说话总是容易出现问题，因为他们要秉持公平公正的理念，甚至要修齐治平，而权力始终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哪容他们来指手画脚？一般来说，作家要充当社会的良心，要说真话，办实事。即便他们当了官员，也仍然要为老百姓着想，但官场的运作是不可缺少的。倘若有官员不想与其他的官员同流合污，就有可能辞官不做，也有可能一边搞官场运作，一边为老百姓办些实事。当然他们也有可能给皇帝直接提意见，甚至是死谏。
春秋时期的鲁国史官左丘明做过牢，失明之后口述历史，由弟子记录成书，编订成《左传》一书，有人认为《国语》也是他写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战国时期楚国的诗人屈原被楚怀王疏远，流放，写下了《离骚》、《天问》、《九章》等不朽的诗篇。虽然他没有正式坐过牢，但被流放到荒蛮之地，就等于身陷囹圄。他们的作品一直流传到现在，算做历经千年而不衰。韩非在秦遭遇了囚禁，写下《说难》《孤愤》等著作，影响深远。唐代的诗人刘长卿做过朝廷的监察御史，后来又改为转运使判官，被人诬陷，在姑苏监狱坐过牢。宋代的苏轼也坐过牢，但写出来的作品比他没坐牢之前写出的要深刻得多。李清照坐过牢，是因为她再嫁张汝舟后，发现对方人品恶劣，为摆脱这段不幸婚姻，不惜揭发张汝舟科举舞弊的事实。按照宋代的法律，妻子告发丈夫，即便丈夫有罪，妻子也需同受刑罚，因此李清照入狱。她在狱中生活艰难，但凭借坚韧的意志挺了过来，这段经历也让她的人生更加传奇。她晚年写的词很有力度，不管是“凄凄惨惨戚戚”，还是“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都能说明当时的心绪，也能一语中的，点到很多读者的心里。唐伯虎三十岁进京考试，因科场试题泄露事件被怀疑作弊，遭下狱刑讯逼供。出狱之后，他似乎看透了世事，寄情于山水书画，创作了许多流传千古的作品。不管是他的《高木慈鸦图扇》，还是《贞寿堂图卷》，亦或是《毅庵图卷》，都算是当代收藏的精品。他写的诗也不错，“他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似乎有一种超凡脱俗的气息。
历朝历代都有对文化人的囚禁，让他们闭嘴，而不要让他们说出什么真相。在集权统治之下，文化人是不能畅所欲言的，或者说根本不能获得所谓的言论自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即便倡导所谓的民主，也仍然对文化人进行一定的打击，甚至囚禁不同政见者。艾青坐过牢，丁玲坐过牢，周立波坐过牢，艾芜、陈白尘、陈荒煤、舒群、罗锋、彭家煌、楼适夷、洪灵菲、潘漠华、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金丁、雪苇、草明、吴奚如等都坐过牢，甚至他们的作品有了牢狱叙事的模式。20世纪80年代，艾芜对此仍耿耿于怀。在《出狱以后》一文中写道：“……左联的领导也没有使我‘左上来’……文艺评论第一句，左上来，并不确实。”这里的“领导”指的是丁玲和周扬。这些作家不是要秉笔直书，要宣扬革命思想，就会被国民党当局反对，当然容易被抓捕。真正的民主是要人民当家作主，是要作家畅所欲言，而不是限制言论自由，不是让作家去坐牢。作家坐牢以后，会体会到囚犯的生活，当然思想会受到一定的冲击，在出狱之后写的作品会有一定的深度和力度。当然也有的作家出狱之后，并不搞原来的创作，而是写闲淡的散文。
台湾的柏杨坐过牢，但他的杂文很有力度。他宣传的思想被国民党当局认为是反动的思想，于是他遭遇逮捕，遭遇坐牢。可是他要秉笔直书，要写自己认识的世界，要写自己认识的人和事，当然并不可能完全失掉个性，不可能总是为当时的政治大唱赞歌。越是这样，作家的思想和精神就越是可贵，写出来的作品当然会锋芒毕露。而国民党当局并不喜欢锋芒毕露的作品，总是要横加打压，当然就要让作家坐牢了。不能禁止他们的言论，就限制他们人身自由，当然他们的言论也就不可能继续起作用了。因言获罪的历史总是有的，而到了现在，似乎文化管制比较开放，不会轻易让某个作家去坐牢，除非作家仍然宣传反动思想，而这种反动思想也是统治阶级定义的。不管是正常的媒体还是自媒体，只要宣传谣言，就会被治罪，而所谓的谣言也只是统治阶级制定的。一个开放的社会应该允许人们畅所欲言，而不应该总是对言论加以限制。倘若作家因言获罪，坐了牢之后，就很可能出现道路以目的情况。即便如此，当权者仍然不肯放下手中挥舞的权力大棒，而是要实时审核，要让作家们都唱赞歌，让作家们写一些庸俗的事，不让他们写阶级差距，也不让他们写特权阶级的胡作非为，而是让他们写一些都市纸醉金迷的生活，写一些玄幻、猎奇或修真之类的作品，当然也就算是适当引导，让他们不再说出事实真相了。
审视整个历史，尤其要审视那些坐过牢的作家以及他们的作品，会发现他们对社会和人生的认识更加深刻，尤其是他们出狱之后写的作品，简直力透纸背。至于坐牢之前的作品，就等而下之了。当然，并不是说伟大的作家需要坐牢，而是作家坐牢没必要。一旦作家坐牢，就会凸显极权主义的危害，会凸显控制言论的手段，当然也就没有什么公平和正义可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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