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AI时代来临，高通如何将通信领域的“秩序构建”经验复制到AI领域？
文｜胡嘉琦
ID | BMR2004
3月2日，在2026巴塞罗那世界移动通信大会（MWC）上，高通以“AI+连接+6G”为核心，集中发布X105调制解调器、WiFi 8全系列、Snapdragon Wear Elite、AI200机架系统、智能RAN五大类重磅新品，并联合全球近60家产业伙伴正式确立2029年6G商用路线图，全面开启AI原生连接时代。
高通公司总裁兼CEO安蒙会上表示：“6G不仅是无线通信演进的下一步，更是迈向AI原生未来的基础。这将把智能分布到终端、边缘和云端，并加速网络运营商向AI驱动型企业转型。”
成立于1985年的高通，是全球移动通信与半导体技术的重要参与者之一。从3G、4G、5G再到6G，高通长期深度参与无线通信标准的形成过程。当高通将6G定义为“AI原生未来的基础”，并抛出“AI+连接+6G”这样一个战略组合时，高通能否凭借其在连接领域的主导地位成功转型为智能时代的架构师？这不仅是对其技术整合能力的考验，更关乎它能否在新的竞争格局中，延续乃至重塑其行业引领者角色。
01
构建面向未来的技术壁垒
高通在6G的技术布局上持续推进，特别是在AI和关键通信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
近年来，高通通过一系列战略性收购，深度布局了AI、边缘计算、高速通信等多个前沿技术领域，这些收购不仅增强了其技术能力，还在专利层面构建了技术壁垒，进一步巩固了企业在全球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例如，在AI与边缘计算领域，高通通过收购Arduino、MovianAI和Edge Impulse等公司，成功获得了与AI算法、边缘设备智能化以及硬件加速相关的关键专利。这些专利涵盖了低功耗设备上的AI推理、模型优化和硬件加速等核心技术，使得高通在物联网和智能终端领域占据了显著优势。
此外，在高速通信与芯片互联领域，高通通过收购Alphawave Semi，获取了高速SerDes和芯片互联的核心技术及相关专利。这些技术和专利为即将到来的 6G时代对高速数据传输、大规模AI计算和数据中心互联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积极推动了高通在6G通信基础设施建设和AI领域的布局，确保了大规模AI计算、云计算和边缘计算的高效运行。
高通全球副总裁、高通中国研发负责人徐晧近期也公开指出，高通在6G的技术布局上持续推进，特别是在AI和关键通信技术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就。高通通过实现“终端侧训练”（on-device training），使得手机能够在本地进行自适应训练，从而在不同环境中保持模型性能，为未来网络的智能化提供了丰富的可能性。
在6G核心技术方面，高通聚焦于MIMO（大规模天线阵列）和扩展频谱带宽，以满足5G Advanced及未来6G快速增长的流量需求。徐晧表示，6G将引入 FR3频段（约7GHz-24GHz），通过将信道带宽从100MHz提升至 400~500MHz，从而大幅提升容量。
在频谱应用和网络部署策略上，高通将采用分层架构，低频段FDD用于全面覆盖区域；中频段和中高频段FDD/TDD应用于广域容量区域；更高频段的TDD则专门针对热点高流量区域。MIMO技术将使得高频段频谱得以高效运用并服务于实际生活。
此外，徐晧还提到，卫星通信和PAS（概率幅度整形）技术正成为6G的核心构成部分。高通在卫星通信领域的研究，特别是在卫星快速切换中的无缝衔接，正在为全球网络覆盖提供技术保障。而PAS技术通过引入更先进的调制解调方式，优化信号传输，已经在实际研发中实现了1.1至1.2dB的性能提升。
当下，高通重点布局的AI PC、XR、AI可穿戴设备、智能网联汽车等产品中，通过更强的6G连接能力，实现汽车与网络的实时交互，为6G时代更智能、更协同的终端形态打下了基础。
02
构建稳定的知识产权体系
随着2G、3G、4G乃至5G的代际更新，高通始终将技术创新与行业标准的制定紧密结合。
高通的技术创新和专利壁垒，依赖于全球稳定的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和标准化机制，这使得公司能够持续进行高强度研发。
据悉，高通自2006年以来，每年将税前收入的20%以上投入研发。截至2025年9月，高通的累计研发投入已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研发积累使得高通能够不断攻克复杂的系统级技术难题，许多关键发明甚至早在商业化之前就已完成。
如今，高通在全球拥有超过16万项授权专利，涵盖移动通信、5G、6G、AI等多个领域，并通过标准化机制将技术推广至全球产业链。高通的技术已成为全球移动通信生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高通的专利壁垒最早起步于其在CDMA（码分多址）等核心通信技术上的研发投入。此后，高通在移动通信技术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保持着高强度的技术研发投入，尤其是在数字通信、信号处理和无线传输技术方面。
此外，在3GPP等国际标准组织中，高通积极参与技术讨论，将自研技术成果转化为标准提案，并推动这些技术成为通信行业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中，高通的技术方案被纳入了通信标准，并在标准冻结后成为“标准必要专利”（SEP，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s）。这些专利是任何使用该通信标准的设备必须使用的技术，从而为高通带来了稳定的许可收入。
在此基础上，高通已形成了一套以全球统一许可为核心的商业化路径。通过这一路径，高通一方面通过芯片产品参与终端市场竞争，另一方面通过专利许可将技术价值嵌入整个产业链。这种“产品+许可”并行的模式，使高通的知识产权体系不仅服务于自身业务扩展，也为通信产业的大规模协作与技术扩散提供了重要的制度支点。
03
AI打破标准必要专利的平衡
原有专利许可体系正承受“双重挤压”：一边是定价权向少数主体集中，另一边是计价基础和技术认定方式本身变得不再稳定。
需要注意的是，高通所在的通信产业经过数十年博弈形成的专利与许可体系，正在遭遇一次由新技术变量带来的“压力测试”。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胡开忠指出，生成式AI带来的技术形态变化，正在冲击传统专利制度中对“现有技术”和“技术贡献”的判断方式。技术迭代更快、信息规模更大，使专利审查和比对的复杂度明显上升，也增加了低质量专利混入许可体系的风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教授曹新明向记者回顾，移动通信产业的基本路径是技术创新通过标准组织沉淀为行业规则，再通过FRAND（公平、合理、无歧视）许可机制（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的核心原则）在全球扩散。这套制度并非天生完善，而是在多轮技术迭代与产业博弈中逐步形成的一种“动态平衡”。但这种平衡，建立在一个长期被默认的技术前提之上：技术主要以硬件形态落地，实施主体清晰，价值可以围绕具体设备来估算。
如今，这一前提正在同时被两股力量打破：一是标准必要专利持续向少数技术领先企业集中，二是生成式AI让越来越多技术从“嵌入终端设备”转向“运行在云端服务”。在曹新明看来，这意味着高通原有专利许可体系正承受“双重挤压”：一边是定价权向少数主体集中，另一边是计价基础和技术认定方式本身变得不再稳定。
曹新明提出，在移动通信时代，专利收费模式简单而稳定：一部手机里用了相关专利，就按终端数量收取费用，清晰、可核算、可谈判。但到了人工智能时代，这套逻辑突然失去了着力点。模型运行在云端服务器，用户通过网页或 API调用服务，技术不再嵌入某一件“看得见、摸得着”的终端产品。如果模型在训练阶段接触过包含SEP的代码，或者在推理过程中调用了相关专利技术，专利权人究竟该向谁收费？是按模型训练时间计费，还是按调用次数收费？抑或按照最终生成内容（如一张图片、一段文字）所创造的商业价值来分成？这些问题在现行FRAND框架中几乎找不到对应答案。结果是，权利人难以建立可执行的定价模型，而实施方则担心成本无法预估，双方在谈判一开始就陷入僵局。
其次是权属边界的模糊。生成式AI的能力，建立在对海量数据的学习之上，而这些数据的来源极其复杂，可能混杂着他人的专利图纸、代码片段或技术文档。专利持有人会认为，如果其核心技术被用于训练并最终帮助模型形成商业能力，这种使用就不能被视为“中性行为”，理应获得补偿。
FRAND原则原本建立在一个前提之上：某项标准技术被明确实施，因此可以据此谈判费率。但在AI的“黑箱”机制中，很难说清模型的某个能力是否来源于某项具体专利，更难证明某次输出与某项技术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这种不确定性，让权利人担心授权后无法有效收费，也让AI企业因潜在风险而举棋不定。
最后是责任主体的游移。在传统硬件时代，侵权判断往往直观而直接：拆解设备，若其中包含受专利保护的技术方案，制造商就是明确的责任主体。而在生成式AI体系中，链条被大大拉长。模型由平台训练和提供，应用开发者在其之上搭建服务，终端用户通过提示语触发具体输出。如果一张AI生成的图片被认定侵犯了外观设计专利，随着技术边界变得模糊，责任边界也随之模糊，模型开发者、平台运营方、企业客户与终端用户之间的角色分工，使许可义务的归属不再像传统制造链条那样清晰。曹新明判断，直接结果是相关诉讼和合规争议不断增加，而初创企业在高额且不确定的专利成本与AI研发投入之间，面临更大的生存压力。FRAND原则的演进因此不再只是理论问题，而成为监管机构、法院与产业界必须回应的现实议题。
04
新秩序的探索
当少数企业手中掌握大量关键专利时，仅靠企业之间“私下谈”已难以维持稳定预期，制度层面的调节变得更加重要。
面对变化，产业界和法律界并未停留在争论层面，而是开始寻找制度缓冲。
曹新明指出，一种被多次提及的方向，是让标准化组织发挥更强的协调作用。通过更透明的专利池和集中许可平台，减少企业之间一对一谈判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博弈成本；同时，让费率形成机制更加公开、可预期，以缓解专利高度集中带来的谈判失衡。这也意味着，当少数企业手中掌握大量关键专利时，仅靠企业之间“私下谈”已难以维持稳定预期，制度层面的调节变得更加重要。
司法体系的态度同样趋于谨慎。近年来，各国法院在处理FRAND费率和禁令问题时，越来越注意判决可能带来的全球连锁反应，因此在是否轻易发出禁令、是否确定“全球统一费率”等问题上更加克制。这背后，是在避免司法裁决被当作谈判中的施压工具，从而放大“专利劫持”的风险。
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副研究员吕磊指出，高通等企业通过标准参与、全球许可与跨国合作构建的上一轮通信技术周期制度框架，并没有失效，而是正在被新的技术现实推入“深水区”。各司法辖区在专利保护规则上的差异相对有限，但在反垄断执法理念和监管重点上的差异却日益突出。不同国家基于各自的产业结构和发展目标，对市场支配地位、竞争损害以及技术与数据要素的监管态度并不一致。这意味着，对于一些深度参与全球标准与技术许可体系的企业来说，挑战已不再只是专利是否有效，而是其商业模式在不同市场是否会被认定为影响竞争结构。在新一轮技术周期中，高通式的全球专利与标准战略，必须与更精细的区域合规策略同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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