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你数我呼吸做什么？”
黑暗中她的眼睛亮得惊人。我喉结滚动，还没想好怎么答，马棚里突然传来一声惨叫。
她拽住我衣角：“别去，可能是陷阱。”
我挣脱她的手，冲进风沙里。马三爷倒在血泊中，胸口插着刀。地上有血写的字，风沙正一寸寸掩埋。
我只看清半个。像是“林”。
身后，她的脚步声近了。
第一章：入套
十月的站台飘着煤渣味的细雨。我六点不到就到了，蛇皮袋里装着厂里开的介绍信、一沓空白合同纸，还有用油纸包着的四个馒头。馒头是食堂张姐塞的，她说小陈你路上吃，西北冷，硬东西扛饿。
候车室的木椅漆皮剥落，我挑了张靠柱子的坐下，把袋子搁在脚边。玻璃窗外，铁轨在灰蒙蒙的天色里泛着冷光。
六点四十，我看见了林雪梅。
她站在检票口旁边，没撑伞，细雨把她的蓝色工装打湿了一片。头发还是盘得一丝不苟，用一根黑色塑料簪子别住。脚边两只蛇皮袋，一只鼓得像要炸开，一只瘪下去一半。她正低头看一张报纸，报纸举得很高，挡住了半张脸。
我走过去，皮鞋跟敲在水磨石地面上，咔，咔，咔。她没抬头。
“科长。”
报纸边缘往下移了一寸，露出她的眼睛。眼尾有细纹，但眼珠很黑，像浸在水里的石子。
“厂里派你，”她说，“是觉得你能吃苦，还是觉得你便宜？”
我弯腰去拎那只鼓的袋子。拉链崩开了一道缝，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票据，蓝白红三种颜色，用橡皮筋捆成捆。袋子比我想象的重，压得我右肩往下一沉。
“我力气大。”
她这才把报纸折起来，塞进瘪下去的那只袋子。里面传来搪瓷缸子碰撞的声响，还有半瓶没喝完的凉白开。
“票。”她伸手。
我把两张硬座票递过去。她扫了一眼座位号，17排，靠窗和中间。她把靠窗的那张推还给我，自己留了中间。
“你坐外面。”她说，“我晕车。”
火车是绿皮车，车厢连接处漏风，吹得人膝盖发僵。林雪梅一上车就把两只袋子塞进座位底下，用脚尖抵住，然后闭上眼。她的睫毛在抖动，不是睡着了，是在忍。
我把自己那件劳保厂发的棉夹克脱下来，叠成方块，垫在她脑后与车窗玻璃之间。动作很轻，但她睁眼了。
“不用。”
“玻璃凉。”
她没再说话，重新闭上眼。我坐正，双腿分开，把过道占了大半。推餐车的过来，我挡了一下；卖瓜子的小贩过来，我又挡了一下。她呼吸渐渐绵长，是真的睡着了。
我数她的呼吸。数到两百七十三的时候，她忽然皱眉，头往一边歪。我用手掌抵住她那边的窗框，让她的额头靠在我手背上。她的皮肤很烫，额头有细密的汗，是晕车的症状。
这个姿势保持了四十七分钟。我的手背麻了，但不敢动。
车到郑州，她醒了。第一眼看见的是我的手，然后是我的脸。她坐直，用手背蹭了蹭额头，那里还留着我手背的压痕。
“到哪了？”
“郑州。还有十一站。”
她从座位底下掏出搪瓷缸子，拧开盖，喝了一口凉白开。然后递给我。
我摇头：“不渴。”
“不是让你喝，”她说，“是让你拧上。我手没劲。”
缸子上有她嘴唇碰过的痕迹，一圈淡红。我拧得很慢，金属螺纹咬合的时候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你晕车，”我说，“为什么还坐靠窗？”
她看着窗外飞逝的电线杆，一根，两根，三根。
“靠窗能趴着。”她说，“趴着吐，不丢人。”
我没接话。火车哐当一声，进了一个隧道。黑暗中有几秒钟，我听见她极轻地笑了一下，或者是叹气，我听不清。
西北的县城比我想象的更灰。天空是浅白色的，像是被水洗过又晒褪色的蓝布。农机公司的院子很大，但空荡荡的，只有一辆拖拉机歪在墙角，轮胎瘪了，履带生锈。
周德贵站在办公楼门口，穿一件藏青色西装，袖口磨得发亮。他身后跟着两个年轻人，一个叼着烟，一个手里转着一串钥匙。
“林主任！”他张开双臂，像要拥抱，又在半空收住，改成握手，“稀客，稀客！这位是？”
“我科里同志，小陈。”林雪梅的手从他掌心里抽出来，“周经理，咱们那笔款子，厂里等着急用。”
“款子，款子，”周德贵搓着手，“林主任大驾光临，先进屋，进屋说。西北冷，冻坏了吧？”
屋里比外面还冷。暖气管道是温的，只比体温高一点点。周德贵让人沏茶，茶叶是陈年的，泡出来颜色发褐，一股霉味。
林雪梅没碰那杯茶。她从蛇皮袋里掏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推过去：“周经理，这是我们对账单，四十七万三千六，三年零四个月。您核对一下。”
周德贵没接信封。他端起自己的茶杯，吹了吹浮末，喝了一口，又放下。茶杯底磕在玻璃桌面上，声音很脆。
“林主任，”他说，“钱嘛，正在周转。您也知道，现在市场不好，农机卖不出去，我这儿也等着米下锅呢。”
“您等着米下锅，”林雪梅说，“我们厂三千职工等着发工资。周经理，这钱您欠了三年，利息我们没算，本金总得给吧？”
周德贵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左眼角有一条皱纹不动，像是假的。
“给，一定给。但得按新规矩。”
他从西装内袋掏出一张纸，拍在桌上。纸是油印的，标题是《购销合同补充协议》，甲方空白，乙方盖着鲜红的章。
“林主任，钱我可以给，但有个条件。你们厂再赊我两百台柴油机，这47万就当定金。柴油机卖出去，我立马结清尾款，一分不少。”
林雪梅的脸色没变，但我看见她的手指攥紧了信封边缘，骨节发白。
“周经理，”她说，“这是两码事。”
“一码事。”周德贵往后靠，椅子发出不堪重负的吱呀声，“现在钱都在账上趴着，动不了。您要不签，我也没办法。要不……您再等等？”
林雪梅站起来。她的椅子向后滑，刮过水泥地面，声音刺耳。
“周德贵，”她说，“三年前签合同的时候，你说月底结清。月底你推年底，年底你推明年。明年你说资金周转，后年你说市场不好。今年你倒好，想空手套白狼？”
周德贵还在笑：“林主任，话不能这么说……”
“这话就这么说。”
林雪梅抓起桌上的对账单，塞进信封，又塞回蛇皮袋。动作很快，但我看见她的手在抖。
我也站了起来。椅子没响，因为我根本没坐实。我的影子投在墙上，和她的影子挨在一起，肩并肩。
周德贵的目光移到我脸上，停留了两秒，又移开。他身后的两个年轻人不转钥匙了，也不叼烟了，站直了。
“这位小同志，”周德贵说，“火气不小啊。”
我没说话。林雪梅已经往门口走了，我跟上去，把她的蛇皮袋从座位底下拽出来，扛在肩上。袋子比来时轻了一些，但还是很重。
“林主任，”周德贵在身后喊，“考虑考虑！晚上我设宴，咱们再细聊！”
门在身后关上，风从门缝里挤出来，吹得我后颈发凉。
第二章：困局
招待所在农机公司后面，隔一条土路。说是招待所，其实是两层红砖楼，墙根长着青苔，窗户玻璃用塑料布糊着。前台是个中年女人，正在织毛衣，看见我们进来，针停住了。
“介绍信。”
林雪梅把机械厂的信递过去。女人对着光看了一会儿，又看我们，又看信。
“一间还是两间？”
“两间。”
“只剩一间了。”女人把信还回来，“周经理的人刚住满。你们要不……凑合一晚？”
林雪梅接过信，没说话。我放下蛇皮袋，从裤兜里掏出我的工作证，还有五块钱，压在台面上。
“大姐，”我说，“我们科长女同志，不方便。您再想想办法？”
女人看看钱，又看看我，针在手里转了个圈。
“马棚后面有个杂物间，”她说，“没暖气，有张板床。要不？”
“要。”
林雪梅突然开口。她把五块钱推回去，又掏出五块，一共十块，拍在台上。
“那间我们要了，”她说，“再借您炉子用用，我们热点干粮。”
女人把钱收进抽屉，钥匙扔过来，铁质的，带着锈味。“二楼，203。杂物间钥匙在门框上挂着，自己取。”
203房间很小，一张单人床，一个脸盆架，门后贴着半张《人民日报》，日期是去年的。林雪梅把蛇皮袋扔在床尾，自己坐在床沿。床板发出不堪重负的呻吟。
“你下去，”她说，“热点馒头，我歇一会儿。”
我拎着两个油纸包下楼。炉子在前台旁边，煤块是碎的，火不好烧。我蹲在那儿扇了二十分钟，馒头才热透。油纸被蒸汽浸软了，揭下来的时候粘掉了一层皮。
回到203，门虚掩着。我推门，看见林雪梅和衣躺在床上，鞋没脱，一只脚悬在床沿。她的呼吸很轻，但眉头皱着，手指还攥着那只搪瓷缸子。
我把馒头搁在脸盆架上，轻轻带上门，坐在走廊的条凳上。条凳是松木的，坐上去往下沉。我对面是窗户，窗外天色正在变暗，从浅白变成灰黄，又变成橘红。远处的戈壁滩上，有风卷起细小的沙粒，在夕阳里像一层流动的金粉。
七点，楼道里传来脚步声，还有周德贵的声音：“林主任？林主任在吗？”
我从条凳上站起来。周德贵已经到203门口，身后跟着那两个年轻人，手里提着网兜，里面是罐头和酒瓶。
“哟，小陈同志，”他看见我，“怎么坐这儿？守门呢？”
我没让开：“科长累了，在休息。”
“休息也得吃饭啊，”周德贵去推门，“我特意让厨房做了几个菜，西北羊肉，滋补……”
门从里面插上了。周德贵推了两下，没推动，脸上的笑僵了一瞬。
“林主任？”
屋里没声音。
“林主任，”周德贵提高了声音，“您这是……不给面子？”
我往前站了一步，肩膀几乎碰到他的肩膀。他比我矮半个头，但身上的酒气已经熏过来了。
“周经理，”我说，“科长真的累了。有事明天说。”
周德贵看着我。他的眼睛在走廊的昏黄灯光下，颜色很浅，像是被水洗过太多次的玻璃珠。
“行，”他说，“明天。明天我亲自来接林主任，咱们去公司，把合同签了。”
他把网兜挂在门把手上，转身走了。两个年轻人跟在后面，其中一个回头看了我一眼，眼神很淡，像是在看一件家具。
我等到脚步声完全消失，才敲门：“科长，是我。”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她的半张脸。眼睛是红的，但声音很稳：“走了？”
“走了。”
她拉开门，让我进去，然后重新插上门闩。门闩是铁制的，很粗，插进去的时候发出沉闷的撞击声。
“他们扣了我们的证件。”她说。
“什么？”
“介绍信，你的工作证，我的身份证。”她坐在床沿，手指揉着太阳穴，“刚才你下楼的时候，那两个人进来，说核对身份。我把证件给他们，他们出去了，没还回来。”
我摸自己的裤兜，空的。又摸上衣内袋，也是空的。
“怎么办？”
“明天，”她说，“他们逼我们签合同。签了，证件还我们；不签……”她没说完，但意思很清楚。
窗外突然暗下来。不是天黑，是云，或者是沙，把最后一丝光线吞掉了。远处传来风声，起初很远，像有人在低语，然后越来越近，越来越响，最后变成某种巨大的、持续的轰鸣。
林雪梅走到窗边，用指甲划开一条塑料布的缝隙。她的指甲修剪得很短，边缘有细小的倒刺，是常年翻票据磨的。
“沙尘暴。”她说。
我也凑过去看。天是橙红色的，不是夕阳的那种红，是浑浊的、愤怒的红。沙粒像密集的蝗虫，在窗外横着飞，撞击玻璃，发出细碎的噼啪声。
“今晚走不了。”她说。
“那明天……”
“明天他们也走不了。”她放下塑料布，“但风暴一停，他们就会来。我们必须在这之前离开。”
“证件……”
“不要了。”她说，“回城再补办。先走。”
凌晨三点，我翻窗下去，先落地，然后接她。她的高跟鞋在墙头绊了一下，我伸手托住她的腰，把她放下来。她的腰很细，但肌肉是紧的，不是那种柔软的细。
“马棚后面，”她低声说，“杂物间，取钥匙。”
我们贴着墙根走，沙粒打在脸上，像细小的针。我让她走在内侧，自己挡着风。她的头发散开了，塑料簪子不知道掉在哪里，发丝抽在我手背上，痒，但不敢挠。
杂物间的钥匙果然在门框上，用铁丝挂着。我摸黑开锁，门轴生锈，推开的时候发出刺耳的尖叫。我闪身进去，拉她进来，然后关上门。
里面很黑，但有股干草的味道，还有马粪的气味，不算难闻。我打开手机电筒，照见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一张羊皮，羊皮上都是虱子咬的洞。
“睡一会儿，”我说，“天亮前走。”
她没说话，坐在床沿，开始脱鞋。高跟鞋的跟断了，她掰了一下，掰不掉，干脆整个踢掉。赤脚站在泥地上，脚趾蜷缩着。
“冷。”她说。
我把羊皮扯下来，抖了抖，盖在她腿上。然后我坐在床尾，背靠着墙，听着外面的风声。
“你也睡。”她说。
“我守着。”
“两个人都困死，”她说，“谁走路？”
我想了想，和衣躺下，和她脚对脚。羊皮不够大，盖不住两个人，我把它全推给她，自己蜷缩着。床板很硬，有根木刺扎在我肩胛骨下面，我调整了一下姿势，没出声。
风声渐渐小了，但不是停了，是转了一个方向，从呼啸变成呜咽，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哭。
我数她的呼吸。数到一百多的时候，她忽然开口：“小陈。”
“嗯？”
“你为什么来厂里？”
“退伍分配。”
“我知道。我是问，为什么当业务员。你侦察连出来的，应该去保卫科。”
我沉默了一会儿。黑暗中有她的呼吸声，还有羊皮摩擦的窸窣声。
“我舅舅在厂里，”我说，“供销科。他让我来的。”
“你舅舅？”
“去年去世了。心脏病，倒在仓库里。”
她没说话。风声又大了一些，像是在应和什么。
“我接他的班，”我说，“他的客户，他的路线，他的……”我顿了顿，“他的欠条。四十七万，就是他在的时候欠下的。我来，是替他把账要回来。”
羊皮摩擦的声音停了。然后是她坐起来的声音，床板吱呀一声。
“所以你才跟来？”
“是。”
“不是因为……”她没说完，又躺下了。床板又吱呀一声。
“因为什么？”
“没什么。”她说，“睡吧。四点我叫你。”
但我睡不着。那根木刺还在扎我，更重要的是，她的呼吸变了，变得轻而快，不是睡着了，是在想事情。
四点，她准时叫我。我们摸黑出门，沿着马棚后面的小路走。天还是黑的，但东边有一丝鱼肚白，沙暴过后的天空格外干净，星星很亮，像被人擦过。
小路通向公路，但公路上空无一人。我们走了半个小时，没有车，没有人，只有我们的影子被晨光拉得很长，然后渐渐缩短。
“拦车，”她说，“去县城，找长途汽车站。”
但拦不到车。西北的公路很荒凉，半小时过去，只有一辆拖拉机经过，突突突地响，驾驶员是个老汉，看了我们一眼，没停。
太阳升起来，很快变得很毒。林雪梅的嘴唇开始干裂，她舔了一下，又舔一下。我把军用水壶递给她，她喝了一小口，又递回来。
“你喝。”
“我不渴。”
“你嘴唇也裂了。”
我这才意识到，确实裂了，有血丝渗出来，咸的。我喝了一小口，水很凉，从喉咙滑下去的时候，能感觉到它的形状。
十点，林雪梅中暑了。她走着走着，突然蹲下去，手撑在膝盖上，头低着。我走过去，看见她的脸色发白，额头全是汗。
“科长？”
“没事，”她说，“走急了，缓一下。”
但她站不起来。我蹲下去，把水壶盖拧开，往她后颈倒水。水很快蒸发，留下一圈白色的盐渍。
“我背您。”
“不用。”
“前面有土坯房，”我指着远处，“看见了吗？背您过去，休息。”
她抬头看了一眼。土坯房在戈壁深处，很小，像一块被风化的石头。
“那是……什么？”
“有人住。”我说，“有烟。”
确实有烟，很淡，从土坯房的某个缝隙里飘出来，被风吹散，又聚起来。
她犹豫了一秒，然后趴在我背上。她的重量比我想象的轻，但体温很高，透过两层衣服传过来。我一手托着她的膝弯，一手拎着蛇皮袋，一步一步往土坯房走。
沙粒灌进我的布鞋里，每走一步都磨脚。但我没停，数着自己的呼吸，一百，两百，三百。她的头发散在我颈侧，被汗水粘住，痒，但我不敢挠。
土坯房越来越近，我看清了它的样子：墙是土黄色的，用干草和泥夯成，屋顶铺着石板，有一块塌了，用塑料布盖着。门是木头的，漆早就剥光了，露出里面的纹理，像老人的手。
我敲门。没有回应。
又敲。里面传来一个声音，很哑，像砂纸磨过木头：“谁？”
“过路的，”我说，“有人中暑了，求口水喝。”
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只眼睛。然后是半张脸，皱纹很深，皮肤是戈壁特有的那种红褐色，像是被太阳烤透了。那只眼睛是完好的，另一只……没有眼珠，只剩下一个凹陷的坑，周围的皮肉皱缩着。
“逃债的？”那只眼睛打量我们。
“不是，”我说，“公家出差，遇到沙暴，走迷了路。”
“公家？”门缝又窄了一些，“公家人最脏。我这儿不藏脏东西。”
林雪梅在我背上动了一下，像是想下来。我托紧了她，然后跪下。
膝盖磕在沙地上，疼，但顾不上。我把蛇皮袋放在脚边，双手撑地，额头几乎碰到门槛。
“大爷，”我说，“她快不行了。您要赶人，赶我一个。让她喝口水，喘口气，她走她的，我留下。”
门缝里的那只眼睛看着我，看了很久。风从门缝里挤出来，带着一股酒气，还有干草和马粪的味道，和杂物间很像，但更浓。
门开了。
“进来吧。”那只眼睛的主人侧身让开，“沙尘暴要来了。三天三夜，你们哪儿也去不了。”
我这才看清他的全貌：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穿一件看不出颜色的棉袄，袖口磨得发亮。他的右手缺了两根手指，剩下的三根握着门边，骨节粗大。
屋里比我想象的亮。南面有一扇小窗，玻璃是毛边的，但透进足够的光。屋里只有一盘土炕，炕上铺着一张席子，席子上有补丁。一张破桌，桌腿用铁丝绑着。桌上有半瓶烧刀子，标签早就烂了，但酒是满的。
“马三爷，”他说，“这儿的守夜人。你们呢？”
我把林雪梅放在炕沿，她软软地坐着，头低着，还在喘。我回答：“市机械厂的，来追款，遇到点麻烦。”
“麻烦？”马三爷走到桌边，拿起烧刀子，没喝，只是晃了晃，“什么麻烦？”
“欠款方扣了我们证件，逼我们签合同。我们逃出来的。”
马三爷笑了。他的笑声很哑，和说话一样，像砂纸。
“逃？”他说，“往哪儿逃？这戈壁滩，没车没水，走出去是死，走不出去也是死。”
他走到窗边，用那根缺了手指的手划开一道缝隙。外面天色正在变，从鱼肚白变成灰黄，又变成橘红。和昨天一样，但更深，更浊。
“看见了吗？”他说，“沙墙。三里地外，正往这儿走。你们运气好，再晚半个时辰，就埋在外面了。”
林雪梅抬起头。她的脸色还是白的，但眼睛有了神采，盯着那道缝隙。
“您是……守夜人？”
“以前是地质队的，”马三爷放下酒瓶，“三十年前，罗布泊，全队覆没，我独活。后来这儿建了补给站，我守着，守了三十年。”
“补给站？”
“废弃了。”他说，“现在就是个土窝。但沙暴来的时候，这儿能活命。”
他转身看着我们，那只完好的眼睛很亮，另一只眼窝深陷，像一口枯井。
“你们睡外间，”他说，“我睡里间。水省着喝，粮省着吃。三天，或者五天，风暴停了，你们走你们的，我守我的。”
林雪梅想说什么，被我按住肩膀。我点头：“谢谢大爷。”
“别谢我，”马三爷往里间走，脚步很重，“我不是为你们。我是为那小子跪的那一下。三十年了，没人给我跪过。”
里间的门关上，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外间只剩下我们，和那盘土炕。
林雪梅躺下去，和衣，靠墙。我坐在门边，背对她，听着窗外的风声。它还很远，但正在逼近，像某种巨大的、缓慢的呼吸。
床板吱呀一声。她在翻身。
“小陈。”
“嗯？”
“你为什么要跪？”
我看着自己的膝盖，裤子上有沙土的痕迹，还有一小块暗红，是磕破皮渗的血。
“不跪，”我说，“您就死了。”
她没说话。风声更近了，开始撞击窗户，塑料布发出噼啪的声响。
“我不怕死。”她说，声音很轻，像是对自己说。
“我怕。”我说，“我怕您死。”
风声吞掉了我的后半句话，或者她听见了，但没有回应。床板又吱呀一声，然后是绵长的呼吸，这次是真的睡着了。
我坐了一夜，数她的呼吸，数窗外的沙粒声，数自己的心跳。数到两千多的时候，天亮了，但外面是橙红色的，不是光，是沙，整个世界被埋在一层流动的金粉里。
马三爷从里间出来，手里端着一只铁锅，锅里是面糊糊，颜色发灰。
“吃，”他说，“然后睡觉。白天也睡，晚上也睡，保存体力。这风暴，长着呢。”
我把面糊糊端给林雪梅。她坐起来，用手捧着锅，喝了一口，眉头皱了一下，但没停，全部喝完。然后她把锅递给我，锅底还有一层残渣。
“你喝。”
“我……”
“喝。”
我喝了。面糊糊是凉的，有股碱味，但确实扛饿。喝完，我把锅递给马三爷，他接过去，没洗，直接搁在桌上。
“睡吧，”他说，“我守夜。”
他卷着一床破棉被，坐在门边，和我们昨晚的姿势一样。那只完好的眼睛半睁着，另一只眼窝对着我们，像某种审视。
林雪梅躺下，我也躺下，脚对脚，和昨晚一样。羊皮盖在她身上，我蜷缩着，背对着她，背对着马三爷，面对着墙。墙是土黄色的，有裂缝，裂缝里嵌着干草，像某种古老的文字。
我睡不着。那根木刺还在，在记忆里的床板上，扎着我的肩胛骨。但更重要的是，她的呼吸就在身后，轻而绵长，带着面糊糊的碱味，还有她发间的雪花膏味。
上海牌。我母亲生前也用。
第三章：试探
第一夜，马三爷睡里间，外间炕上，林雪梅靠墙，我靠门，中间能躺两个人。她合衣而卧，呼吸绵长。我背对她坐了一夜，听风沙拍打窗户，像无数细小的手指在抓挠。
凌晨，风声稍歇。我活动僵硬的肩膀，转头看她。她的脸朝着墙，头发散在枕上，黑色里夹着几根白的，在土黄色的墙面前很明显。她的工装领口解了一颗扣子，露出锁骨下方的一颗小痣，我以前没见过。
我移开目光，看向马三爷。他坐在门边，棉被滑到腰际，手里握着那只酒瓶，没喝，只是握着。那只完好的眼睛闭着，但另一只眼窝对着我，黑洞洞的，不知是否在看我。
“睡。”他说，眼睛没睁。
“睡不着。”
“睡不着也躺着。”他说，“保存体力。这风暴，三天是短的。”
我躺下，和衣，面朝上。炕席很硬，有草茎刺穿补丁，扎在我背上。我数自己的呼吸，数到三百，听见林雪梅翻身，床板吱呀一声。
“小陈。”
“嗯？”
“你睡了吗？”
“快了。”
她笑了一下，很轻，像呼吸的一部分。“骗人。你呼吸不对。”
我没说话。风沙又起了，撞击窗户，塑料布噼啪作响。她往墙边缩了缩，给我让出一点位置。
“躺过来，”她说，“中间漏风。”
我挪过去，肩膀几乎碰到她的肩膀。她的体温透过两层衣服传过来，比炕席暖和。我们并肩躺着，像两根并排的木头，中间没有缝隙，也没有接触。
“你恨我吗？”她突然问。
“什么？”
“恨我带你来。恨我点名要你。”
我看着屋顶。石板之间有裂缝，漏进橙红色的光，是外面的沙暴，把白天变成了黄昏。
“不恨。”
“为什么？”
“厂里要裁员，”我说，“我舅舅的账要不回来，我在名单上。您带我，是给我机会。”
她沉默了一会儿。风沙声中，她的呼吸变了，变得轻而快，不是睡着了，是在想事情。
“不是因为这个。”她说。
“什么？”
她没回答。床板吱呀一声，她翻身朝墙，背对着我。她的头发扫过我手背，痒，但我没动。
“睡吧，”她说，“明天还要省水。”
第二天，水只剩半桶。马三爷用一只生锈的铁勺舀水，舀了三勺，倒进搪瓷缸子，推给林雪梅。
“你的。”
又舀两勺，推给我。“你的。”
桶里还有浅浅一层底。马三爷把桶倾斜，让水流到角落，然后用舌头舔了舔桶沿。他的舌头很红，和褐色的脸形成对比。
“我的。”他说。
林雪梅用湿毛巾擦脸。毛巾是她自己的，叠成方块，从蛇皮袋里掏出来的。她擦得很慢，从额头到鼻梁，到脸颊，到下巴，每个部位都擦三遍。然后她把毛巾递给我。
“你用。”
我摇头：“您用。”
“我用完了。”
我接过毛巾，是温的，带着她的体温。我擦自己的脸，从下巴开始，往上，避开眼睛。毛巾上有她的味道，雪花膏混着汗，还有一丝面糊糊的碱味。
“小陈，”她说，“你怕看我？”
我耳根烧红，毛巾停在脸上。“科长……”
“怕什么？”
我把毛巾拿开，叠好，还给她。她的眼睛在看着我，黑而亮，像浸在水里的石子，和火车站台上一样。
“不怕。”我说。
她笑了一下，不是开心的笑，是某种了然。“你脸红了。”
马三爷突然咳嗽，很响，像砂纸磨过木头。他走到桌边，拿起猎刀，刀身有锈迹，但刃口发亮。他从墙角拖出一只麻袋，解开，里面是一只冻硬的沙鼠，毛皮和肉冻在一起，像一块石头。
“你们公家人，”他说，“吃过这个吗？”
林雪梅面不改色。她走过去，蹲下来，从马三爷手里接过刀，剁下一只后腿。肉很硬，刀砍下去，发出沉闷的撞击声。她把后腿举到嘴边，撕下一块，生肉，筋络还在颤动。
我抢过来。“我先试。”
她在看我，马三爷也在看我。我把肉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咽下去。生肉的味道很腥，但我在部队吃过，演习的时候，断粮三天，连长让我们分吃一只野兔，也是生的。
“能吃。”我说，把后腿还给她。
她没接，自己从沙鼠身上剁下另一块，前腿，更小，但肉更嫩。她撕着吃，很慢，像在品尝什么。马三爷看着我们，那只完好的眼睛眯起来，另一只眼窝对着火光，如果里间有火的话。
“侦察连的？”他问。
“是。”
“哪年？”
“八五年入伍，九零年退伍。”
“打过仗？”
“没有。”我说，“但演习的时候，埋过沙。”
马三爷把酒瓶举到嘴边，喝了一口，然后递给我。我摇头，他递给林雪梅，她也摇头。
“你们公家人，”他说，“没意思。”
但他笑了，笑声很哑，和昨晚一样。他坐下来，用缺了手指的手撕沙鼠肉，撕一块，吃一块，撕一块，吃一块。油从他嘴角流下来，滴在棉袄上，和之前的油渍混在一起，形成某种图案。
晚上，马三爷喝了酒，话多起来。他说三十年前的地质队，说罗布泊，说那只失踪的骆驼，说那个为了救新兵而把自己埋进沙里的队长。
“他把我推出去，”马三爷说，“说'小马，你轻，你爬'。我爬了，爬了三天三夜，爬到补给站。他们问我队长呢，我说埋了。他们问我其他人呢，我说都埋了。”
他举起酒瓶，对着灯光看。酒瓶是透明的，酒是浑浊的，有悬浮物。
“那新兵后来当了官，”他说，“年年给我寄钱，寄粮票，寄布票。我不敢花，我怕他忘了我，又怕他记得我。”
林雪梅突然落泪。我没看她，但听见了，呼吸声中夹杂着极轻的抽气，像漏气的风箱。她的脸朝着墙，肩膀在抖。
马三爷没看见，或者看见了，但没说。他继续喝酒，继续说，说那个新兵的名字，说他的职务，说他去年寄来的最后一封信，说信里提到要来接他出去，住楼房，享清福。
“我不去，”马三爷说，“我出去了，谁守他们？”
他指着地下，或者指着某个方向，罗布泊的方向。那只完好的眼睛很亮，另一只眼窝深陷，像一口枯井，但此刻似乎也有光。
“三十个人，”他说，“都在下面。我走了，他们就真的没了。”
林雪梅的抽气声停了。她用手背擦眼睛，动作很快，然后转过来，面对我们。她的眼眶是红的，但表情很平静，像在会议室里听汇报。
“您恨他吗？”她问，“那个新兵？”
马三爷把酒瓶放下，很重，桌面发出闷响。“恨什么？”
“恨他活着，恨他当官，恨他……”她顿了顿，“忘了您？”
马三爷看着她，看了很久。风沙撞击窗户，塑料布噼啪作响，像某种应和。
“他不记得我，”他说，“才好。”
第三夜，气温骤降。马三爷的炕塌了一角，是他自己踩的，起夜的时候，木板腐朽，承受不住他的重量。他骂了一句，不是脏话，是某种方言，我听不懂。
“半边睡了，”他说，“另外半边，你们挤挤。”
他卷着铺盖去了马棚。门在身后关上，风沙声中，他的脚步渐渐远去，然后是马棚的门响，然后是马的鼻息，然后是寂静。
外间只剩下半边炕，一张席子，一床羊皮。林雪梅坐在炕沿，没动。我坐在门边，也没动。
“睡吧，”她说，“我靠墙，你靠外。”
我躺下，和前两夜一样，和衣，蜷缩。她躺下，和前两夜一样，背对着我。但这一次，中间没有缝隙，炕席的宽度只够并排，不够间隔。
她的头发扫过我肩膀，痒。她的体温传过来，比羊皮暖和。她的呼吸就在我耳后，轻而绵长，但偶尔会变快，像在想事情。
我数她的呼吸。数到一百，她翻身，面朝我。数到两百，我翻身，面朝她。我们的鼻尖相距一拳，能闻到彼此的呼吸，面糊糊的碱味，沙鼠肉的腥味，还有她发间的雪花膏味。
“小陈。”
“嗯？”
“你数我呼吸做什么？”
我喉结滚动，还没想好怎么答。她的眼睛在黑暗中发亮，不是反光，是某种内在的光，像浸在水里的石子被捞起来，暴露在空气中。
“我……”
“别说话。”她说。
她闭上眼睛，但睫毛在抖。她的嘴唇干裂，有血丝渗出来，但她没舔。她的手在被子里移动，找到我的手，握住。她的手指很凉，但掌心有汗。
“就今晚，”她说，“就这儿。我不是科长，你不是科员。”
她的唇几乎碰到我的耳廓，气息温热，带着生肉的腥味。“你知道我为什么点名带你来？”
马棚传来一声惨叫。
不是马的叫声，是人的，很哑，像砂纸磨过木头，但更高，更尖。我翻身下炕，林雪梅拽住我衣角：“别去！可能是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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