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都熟读过烈士赵一曼的英勇事迹，却极少有人了解她唯一的儿子陈掖贤，走完了怎样坎坷的一生。1960年，这个顶着烈士后代身份的普通人，给毛主席寄了一封措辞尖锐的信，任谁都觉得他这下肯定要出事，没想到结果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
陈掖贤刚满周岁就被赵一曼托付给兄长抚养，赵一曼奔赴抗日战场之后，他一直跟着姑姑生活。那时候任弼时夫妇刚好住在同一片区域，他从小跟着堂兄摸爬滚打长大，姑姑忙工作抽不开身，他还能帮着家里干些杂活。直到赵一曼牺牲好几年，他才从父亲陈达邦嘴里得知母亲已经牺牲，连尸骨都没能找回来。
父亲那时候忙着干工作，没功夫多陪他，没过多久就去了法国，还组建了新的家庭，父子俩从此联系少得可怜。他踏踏实实读书考学，最后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外交系，毕业前夕去北京东北烈士纪念馆参观，才第一次看到母亲留给他的遗书。确认自己身世之后，他特意用钢针在胳膊上刺下了母亲的名字，这份对母亲的念想，贯穿了他的一辈子。
毕业之后他没有从事外交相关的工作，反而去了北京工业学校当政治老师，没多久就和张友莲结婚，生下了一个女儿，后来因为生活琐事离了婚。离婚之后张友莲精神出了问题需要长期住院，他也没不管不顾，时不时还会抽时间去医院探视。1960年春天，他收到老家湖北宜昌寄来的信，说当地闹饥荒，老百姓日子过得特别苦。
刚好那段时间父亲带他去政协食堂吃饭，桌上大鱼大肉管够，对比老家传来的坏消息，他坐在饭桌上怎么吃都不是滋味。后来单位组织烈士子女聚会，大家聚在一起只说些场面话，压根没人提老百姓正在挨饿的事，他当场压不住火，甩脸就离开了聚会。回去之后他用忆秦娥的词牌填了一首词，直指当时存在的公私不分问题，整理好之后就直接寄给了毛主席。
这封信辗转了好几个月，同年八月才送到毛主席的案头，毛主席刚看到信的时候挺生气，当场就问秘书写信的人是谁。秘书一说这是烈士赵一曼的亲儿子，毛主席沉默着想了一会儿，缓缓说出了六个字：算了，不追究了。他也真的没因为这件事受到任何清算，之后照常回学校教书，日子该怎么过还怎么过。
同年他就被下放到朝阳区楼梓庄公社劳动，白天干一天农活晚上还要开会，每天能吃的只有窝头杂粮，他也没喊过一句苦一句累。后来学校党委看出他精神状态不对，安排他去医院治疗抑郁症，住了几个月出院之后，他选择和张友莲复婚，之后还又生下了一个小女儿。张友莲的病情一直反反复复，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医院，两个女儿主要靠岳母帮忙照顾，他有空就会过去看看孩子。
后来父亲陈达邦去世，他去墓地送了父亲最后一程，没几年北京工业学校解散，他被分到第六机床厂当普通工人。从前站在讲台教书育人的老师，变成了车间里操作机器装配零件的工人，日子一下子变得单调又枯燥，他也安安静静接受了这份变动。妻子住院要花不少钱，处处都要用钱，他的工资不够用，平时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花，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1974年夏天，同事发现他在宿舍躺了好几天起不来，居然是饿到没力气出门，大家赶紧给他喂了东西才把人救回来。之后他就办了病退，一直住在单位的单身宿舍，直到1981年单位建家属楼，他才分到了一层的一套单元房，总算有了完全属于自己的安稳小窝。1982年八月，同事见他好几天没露面，上门找他才发现他已经自缢身亡，终年五十三岁，屋里只留下赵一曼的照片和几页纸。
陈掖贤这辈子，从记事起就寄人篱下，哪怕姑姑和任弼时夫妇对他都很不错，他骨子里还是带着挥不去的疏离感。知道自己母亲是赵一曼之后，他心里固然有一份荣耀，但更多的是让原本内向的他，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他从来没借着母亲烈士的身份索要过什么优待，一辈子都靠着自己干活吃饭，说白了就是个心里藏不住事的直性子。
他见不得底层老百姓吃苦，有问题就直说，压根没想过写信会不会给自己带来麻烦。这辈子他被命运磋磨了大半辈子，从小没享受过父母的疼爱，长大之后家庭负担重，工作几经变动，最后还是没撑下去。但他这份心直口快、心里装着百姓的劲儿，到现在想来也挺让人唏嘘的。
参考资料：人民网 赵一曼之子陈掖贤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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