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学早，比同班同学小两到三岁。十四岁时，我已初中毕业，考上位于呼和浩特的内蒙古水利学校，踏上了远离家乡的路程。姐姐大我两岁，也在呼和浩特读书。一九九三年秋季开学时，父亲借来一辆吉普车，天不亮就出发，带我俩到三十多里地之外的金宝屯镇火车站。我们先乘半小时火车到郑家屯车站，下车后再转乘两个多小时火车到通辽，抓紧时间到车站售票大厅排队买票。卧铺票不打折，我们从来不考虑，只买硬座票，凭学生证能半价。虽然票上写着硬座，但没有座位号，有空位就可以坐，没有就只能站着。
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内蒙古通辽火车站
草原列从海拉尔始发，终点站是呼和浩特，沿途经过黑龙江、吉林、山西、河北、北京、内蒙古六省区，在祖国北方的大地上划出一道大弧线。路远山遥，这趟车的乘客非常多。我们属于中途上车，正值学生返校潮，根本买不到座位号。市里的人尚可以提前买，我们只能当天买，哪敢想座位的事。
时间很紧，我们在站前匆忙吃了一碗面，就背着行李一路小跑。父亲买了一张站台票，领着我们走上月台，等待草原列的到来。
月台上挤满了背包罗伞的人，对面空荡荡的，一个人也没有。我想着即将开启的未知旅程，心头惶恐，真想逃离人群，跑到对面去。就在这时，耳鼓中传来一阵长长的汽笛声，一列火车驶来，黑色车头越来越近，轰隆隆地向上喷着白汽。所有人不自觉地向前迈了一步。铁路工人从月台边缘走过来，一边挥手一边严厉地喊：“站到安全线外头！”人群骚动起来，一些不听劝的人被他推到安全线外面。火车的“哐哧哐哧”声逐渐变缓，随即发出嘶鸣般的刹车声，一列长长的绿色火车停在了我们面前。
人潮瞬间涌动，向刚打开的车厢门挤去。我紧紧抓住父亲的手，这时姐姐被人流挤进了车，我跟不上，急得直跺脚。大人们扛着硕大的行李往前推着走，我身体瘦弱，被夹在中间，忍不住疼哭了。父亲担心我受伤，把我拽了出来。父亲本想把我们送到车上再下去，但看这阵势，他担心被人流包裹住下不来。车门处站着的人还在往里挤，可是里边已经挤不动了，月台上还有一堆人没上去车。这时，有人不顾劝阻，从车窗爬了进去。父亲也拉着我来到车窗前，对靠窗的一个女人说，“麻烦你帮我接一下孩子。”父亲一把把我举起来，塞进车窗，女人及时起身，抓住我的胳膊往里拽。我刚站稳，父亲接着把我和姐姐的行李也一股脑塞了进来。
等火车开动的时候，过道里挤挤挨挨，人贴着人。我用力把住小桌子，站在女人旁边，一步也动不了。车窗外的父亲向我挥手，我泪流满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就这么看着父亲从窗外消失。上车前，姐姐交代过我，如果我俩失散，让我千万不要动，她会过来找我。虽然我们相距不远，但谁也不知道谁在哪里。大概过了半个多小时，姐姐背着小包艰难地找了过来。火车驶过奈曼站，终于趁着有人下车，姐姐领着我，一步步到了车厢连接处。这里也挤满了人，但至少能站直了。就这样一直站着，到了赤峰，有很多乘客下去，又有很多乘客上来。在这个间隙，我们迅速地把行李取过来，放到车厢连接处，坐在上面不动了。
火车继续前行。我们两个都想上厕所，尽管厕所就在旁边，但姐姐去的时候还是再三叮嘱我看好位置。许多人开始打瞌睡。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两手交叠趴在高高的椅背上摇摇晃晃。有一个男生钻到座位底下，不一会儿就传出呼噜声。列车员扫地时，扫到了他的头发，男生惊醒，“啊”地一声叫了出来，把列车员吓一跳，周围的人被笑醒了。我和姐姐也忍不住跟着大家笑起来。
列车在夜晚的原野上行进，窗外的远山和树木被夜色笼罩得严严实实，只有车轮与铁轨撞击的“哐哧哐哧”声单调而有节奏地响着，车厢里渐渐安静下来。我和姐姐从包里拿出饭盒，里面是母亲给我们烙的糖饼，还有煮熟的鸡蛋和炒好的咸菜。虽然饭菜已经凉透了，但吃起来还很香。姐姐让我慢点吃，尽量把吃饭时间拉长，这样不至于太难熬。一张糖饼、一个咸鸭蛋和一小块咸菜，我们吃了半个多小时。我和姐姐算计着，至少还得再吃三顿饭，才能到达呼和浩特。
吃完饭，我靠着姐姐的肩膀，姐姐靠着隔板，打起盹来。我们无法真正入睡，不时有人来这里抽烟。但最终，在强烈的困倦之下，我们还是陷入半睡半醒的状态。时值八月末，夜晚的天气已经很凉了。每过一站，车门打开的时候，一股股凉风不断灌进来，我们抱着胳膊挤在一起。
第二天上午，火车驶入北京地界，车窗外一片崇山峻岭，这一站停车时间比较长。即便这样，除了抽烟的人之外，许多人也不下车，唯恐位置被人占了。我和姐姐轮流下车透气。秋天的八达岭有些闷热，铁路旁是连绵的群山，山上绿茵茵地长满了树，传出各种鸟鸣。这里就是我们小学课本上学过的人字形铁路所在地吗？我看着眼前的铁轨，想着詹天佑的故事，很激动。上小学时觉得无比遥远，没想到此时我就站在这里。我第一次感觉到我和外面这个遥远又陌生的世界是有联系的。
站在月台上，面对幽幽的群山，我内心感到说不出的宁静，真不想再上火车了。
然而火车继续往前走。姐姐告诉我，旅途已经走了一多半，但还要再坐十几个小时。我一下子蔫了，刚刚的好心情也黯淡下来。草原列一路穿过群山、隧道、田野、河流，终于又驶进了内蒙古地界。晚上，列车开进灯火辉煌的首府呼和浩特。车厢里的人兴奋了，就连有坐票的人也站起来往外看。有的人从行李上拿行李，排队准备下车。
我和姐姐也下了车，正茫然间，看见姐姐的两个男同学站在出站口。原来他俩提前几天到了学校，这几天每个晚上都骑着自行车来车站逛，看看能不能接到同学，这晚正巧接到我们。他俩把行李压在车把中间，我和姐姐高兴地坐在车后座上，一路到了学校。
我就这样开始在呼和浩特读书，也逐渐适应了在外上学的生活。两年后姐姐毕业，我对草原列已经很熟悉了。这时，弟弟考上了呼和浩特的另一所学校，轮到我带着弟弟去上学了。还是父亲把我们送上了草原列。这一趟行程依然是没有悬念地拥挤。我们两个被人流挤上去后，往前再也挤不动了，就被人们夹在车厢连接处。一只脚抬起来就放不下去，得使劲跺脚才能让鞋底落地。人紧紧贴着人，像密密的树桩一样，几乎不透风。我们就这样站了十几个小时，我不敢看弟弟，看他一眼我就要流泪。我内心特别自责，怪自己没有照顾好他，可我无能为力，没有任何办法。弟弟很乖，一声不吭地站在人丛里，我更增难过。
每一次有卖货的小推车经过，或有人走动时，人群就像被浪头打了一样向外涌去，我被这“浪头”打得直弯腰，喘不上气，感觉身体都要揉碎了。这时，有一个站在我旁边的瘦高个男人把手伸到旁边的隔板上。他的胳膊正好架在我和弟弟的背后，每次人流挤过来时，他就伸出手，在我和弟弟与人流之间隔离出了一个空隙。就是这小小的空隙，让我和弟弟得以轻松喘息。一直到北京，只要人流涌来，他都会用那条瘦弱但有力的胳膊拦挡住。他始终没跟我们说过一句话。我想表示感谢，却不知怎么开口，我记得他身穿深色工装，面容瘦削。到了北京，下车的人比较多，我和弟弟站了二十多个小时后，终于坐到了行李上。我感觉整个身体发胀，两条腿有点麻木。到了学校，我才发现，脚肿得像个发面馒头。
多年后我跟弟弟说起那趟旅程时，我问他脚有没有肿，他笑着说忘了。学期结束返程时，学校给学生们集体订票，都是带座位号的。虽然坐三十几个小时的火车，但因为有座位，回程感觉特别幸福。往东走的同学、老乡都在一趟列车，大家认识的、不认识的，同在一个车厢，聊得很开心。我们一起嗑瓜子、吃饭、打扑克，偶尔有人站起来为大家献歌，甚至一起玩击鼓传花的游戏。
那时呼和浩特有六十多所高校，开学时间差不多，放假时间一般会错开，所以回程时车厢里明显没有那么拥挤了。学生们热心，常给那些中途上车站着的人让座，大家轮流坐。有一次，在火车上吃饭的时候，一个男同学拿出一罐朝天椒，挑衅地对我说，你们女生敢吃这个吗？我说这有啥不敢吃的。他想看我出糗，便提议比赛吃辣椒，看谁吃得多。他一口吃了一根，我也一口吃了一根。他的脸有点胀红，看着我说，你还敢再吃一根吗？我又一口吃了一根。他有点犹豫，旁边的男生起哄，说不能输给女生啊。他又抓起一根吃完，立刻捂嘴弯腰往厕所跑了。他回来后，我当着他的面又吃了一根。他连连摆手说，我可服了。车厢里的人们都笑了。三十多个小时的旅程，在这样的氛围中，显得不那么漫长了。
那个时候坐火车要带的东西很多，除了必备的换季衣服以外，母亲还给我们带上洗衣粉、香皂、洗头膏等日常用品，易碎的水杯就放在衣服里夹着，这都是她从老家的乡村集市上买来的。母亲怕我们到异乡饮食不习惯，每次出门她都要炒肉酱、炒咸菜，到学校还能吃上一两个月。母亲知道我爱吃地瓜，提前用大锅烀熟一盆，一袋袋装好，放进行李。我平素比较挑食，吃得少，母亲从村西头大壕上抠来白沙子，炒出香脆的苞米花，嘱咐我如果饿了，就抓一把吃。有一年，村里一户人家托我和姐姐给他们远在呼和浩特的亲戚捎一桶黄豆酱，我和姐姐背着沉重的行李之余，带着那桶十多斤重的黄豆酱辗转乘车，送到了那户亲戚家。
我乘坐过四年的草原列，到现在已经过去二三十年了，每一段开学季旅程都充斥着拥挤和喧嚣，但也同样充满温暖，令我难忘。二〇二一年一月，我从新闻里听到草原列停运的消息，一时间有些恍惚。“从前的车马很慢，一生只够爱一人……”那时的草原列也很慢，从通辽到呼和浩特要两天一夜。火车上特有的方便面加火腿肠、咸菜的味道，过一个人都要人仰马翻的场面，好像还在昨天。而我现在在通辽市工作、生活，去北京乘坐高铁，只需要三个半小时。去呼和浩特已经不存在站票了，K字和T字打头的火车一天有八九趟，十几个小时就能到。因为省道修得好，开车自驾的也非常多，还有好多人选择乘坐飞机，一天有七八次航班，而且票价经常打折。
草原列停运到现在刚过五年，但好像已经是很遥远的事情了。那列绿色的火车驶进了时光深处，也带走了我的前半生。
原标题：《草原列，绿火车 | 周静》
栏目主编：舒明 文字编辑：谢娟
来源：作者：周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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