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三路东征日本奇谋：趁其羽翼未丰，为何最终胎死腹中|大清|日本|水师|沙俄|清军|清廷

大清光绪七年九月十七日，湘军出身63岁的云贵总督刘长佑给在北京的慈禧上了一封秘奏，名为《熟审边情敬陈管见疏》，大概意思是：“趁日本羽翼未丰，分三路出兵东征、收复琉球，一劳永逸地解决东顾之忧”。核心是以攻为守、直捣日本本土、收复琉球。从今天的角度来首，这封奏报的战略性无比正确，绝对超前，绝对伟大，也绝对正确，但问题是因时机不对，导致这一计划胎死腹中，悄然湮没于清宫浩繁的档案之中。

大清之所以没有实施者这一计划除了没有战略眼光之外，其中最关键一点就是包括财政短缺，动员体系的落后，军事素质的缺乏，个人战斗意志的弱化，以及统治阶层与时代发展之间难以逾越的结构性认知鸿沟。

刘长佑的这份作战计划今天看来依旧不落后，在战术设计上颇具巧思，三路进攻作战计划是海陆协同作战：

一，北路：（陆军主力，牵制日本北方），兵力以八旗为主从东北出兵，自松花江出海，渡海攻占库页岛和北海道，目的是打击日本北方薄弱区，迫使其从琉球、朝鲜分兵回援。

二，中路：（陆军，朝鲜方向，扼其西）部队以淮军为主，自鸭绿江出兵、借道朝鲜，直扑日本九州岛，目的是切断日本与大陆联系，从西侧威胁日本本土，形成战略包围

三，南路（水师主力，主攻日本南部），以南洋水师为主力从宁波、定海出发，北上直攻日本工业基地长崎，切断其海上补给。

向全世界揭露日本吞并琉球的非法性，争取国际道义支持，并全面断绝日本海上贸易通道，使其 “坐困”，不战而屈人之，同时争取琉球遗民响应，作为内应配合清军行动，最终设想三路大军会攻东京，彻底解决日本威胁。此举可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份底气藏着传统士大夫对“天朝上国”的固有认知。

可问题是，理想很美好现实很骨感。

这份计划之所以没有成行，甚至讨论都没有，核心原因就是大清没钱了，光绪七年前后恰恰是晚清财政最为窘迫的时期之一。此前不久，左宗棠收复新疆的战事已耗费军饷数千万两，清廷为填补亏空，不得不挪用海防经费、大举举借外债，早已陷入“饷竭源穷”的困境。

又加上而慈禧太后的颐和园工程又即将大规模启动，进一步挤占财政开支。当时清政府年财政收入约8000万两，但各项支出浩繁，仅维持国家日常运转已属不易。而刘长佑的三路远征计划，粗略估算需银3000万两以上，这笔开支属于额外支出，无法通过常规赋税筹措。而且耗费巨大，仅补给一项，就需征用数万民夫，满清政府根本无力承担。

更致命的是，当时的满清政府缺乏金融知识，彼时的日本明治政府，可通过发行公债、动员民间资本，全力支持军备扩张；而清廷仍停留在“量入为出”的传统财政框架内，战争经费全靠临时摊派、横征暴敛，百姓负担已达极限。刘长佑在奏折中，竟未提及任何军饷筹措方案，完全忽视了晚清财政的现实困境。

除此之外，晚清军事动员体系无法承担这一巨大的军事计划，国家没有统一军队和后勤，八旗与绿营已经彻底瓦解，曾国藩湘军和李鸿章淮军也已经不复当年之勇，国家部队是被拆解为各省防军、练军的碎片化武装，派系林立，互不统属。

刘长佑身为云贵总督，理论上可调动云贵驻军约3万人，但所部的军队装备落后，战斗力低下，而且需防备法国对越南的侵略，这部分兵力根本无法抽调。而计划中提及的东三省联军、李鸿章麾下的淮军，以及南洋水师，分属不同派系，彼此之间存在深深的利益鸿沟，缺乏协同作战的基础，即便是慈禧也无法动员和指挥。

刘长佑的三路并进计划，需要同时调动十万以上兵力，即便成行，如果没有统一的参谋本部，各军之间“将不相识、兵不相习”，一旦遭遇日军恐怕难以取胜。

反观日本，其动员体系早已实现近代化。早在光绪元年就颁布《征兵令》，建立起近代全民兵役制度，虽平时仅维持4万常备军，却拥有完善的预备役体系，战时可迅速动员至数十万人，兵力补充高效且有序。

况且当时的清朝海军，根本无力执行从宁波进攻长崎的任务：北洋水师还没有完成建制尚在襁褓之中，仅有“超勇”“扬威”两艘撞击巡洋舰，，战斗力薄弱；南洋水师虽有17艘舰艇，却多为木壳旧船，防御力极差，从未进行过联合演练。以这样的舰队，去面对日本坚固的岸防炮台，无异于以卵击石。

除此之外，刘长佑的作战计划，还存在至少三重致命误判，应该是异想天开。

其一，北路军计划从松花江流域出发，在当时的后勤条件下，根本无法成行，中路军借道朝鲜，却忽视了李氏王朝对清军的抵触情绪，借道之路未必顺畅；南路水师则严重低估了日本九州的防御体系，对敌情缺乏任何细致斟酌，纯属纸上谈兵。

其二，是对近代海权的误解。刘长佑试图复制传统宗藩战争的模式，认为仅凭一纸布告，就能让西方各国放弃与日本的贸易往来。列强不可能因清廷的声明就放弃对日贸易。相反，若清军贸然进攻日本本土，反而可能触动列强在东亚的利益，招致列国干预，让清廷陷入更被动的境地。

其三，当时正是中法越南矛盾激化、战争一触即发的前夜。清廷战略重心在西南，不可能同时开辟对日战场。沙俄在东北虎视眈眈，北路出兵库页岛，直接刺激沙俄，可能引发更大的北方危机。

最关键一点就是对手与自身的误判，刘长佑只看到日本“蕞尔小国”的外观，却未察觉其明治维新后形成的制度性优势，没有看到自己国力空虚，军事实力落后的客观事实。

再从核心决策层来看，无论是慈禧，还是恭亲王奕訢、以及李鸿章都没有预感到日本是自己的最大敌人，当时慈禧专注于巩固自身权位，无心顾及东南海疆；李鸿章则忙于与俄国谈判伊犁问题，更重要的是，清廷早已丧失了战略进攻的意志：连续数十年的国内战争，已让统治集团精疲力竭，“保境息民”成为当时的主流思潮，无人愿意再开启一场大规模的对外战争。

所以这份计划终究只是悬浮于时代断层之上的一场幻觉。直到甲午战争惨败，才痛苦地意识到，那个被他们视为“蕞尔小国”的日本，竟拥有远超清朝的军事与工业实力，而且彻底击败了大清的北洋水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