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
孙歌，日本东京都立大学法学部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日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领域为日本政治思想史。中文主要著作有《主体弥散的空间》（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竹内好的悖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增订本，三联书店，2023）、《把握进入历史的瞬间》（台湾人间出版社，2010）、《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三联书店，2011）、《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历史与人：重新思考普遍性问题》（三联书店，2018）、《寻找亚洲：创造另一种认识世界的方式》（贵州人民出版社，2019）、《绝望与希望之外：鲁迅〈野草〉细读》（三联书店，2020）、《从那霸到上海》（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游走在边际》（商务印书馆，2021）等。
本书的底本，是2020年三联中读的音频课程《思想剧变中的日本》的录音稿。这是个仓促上马的操作，不仅课程内容我此前没有正面涉及过，有些部分缺少相应积累，而且录音课程这种形式，对于我这个“机器盲”来说也是一个崭新的尝试。
《戈迪乌斯绳结：思想巨变中的日本》，奇遇时刻|广西师范出版社，2026年3月1日
适逢新冠大流行，外面的世界突然变得深浅莫测，就连录音也不能如同从前那样由编辑坐在我的对面操作设备，我只管信口开河地讲下去了；由于疫情的关系，录音必须由我独立完成，我需要一边讲一边留意面前的手机，这种方式让我最初十分不适应。
但是我仍然要感谢三联中读给我创造了这样一个机会。编辑们热情的催促，推动我把多年来隐隐约约感觉到却从未清晰地通过语言成形的某些想法做了些整理。这门课程真正的受益者，或许首先是我自己。
也许正是疫情“帮”了忙。在社会活动大量减少，人们大多足不出户的时候，这才有了充裕的时间去做一些过去没有精力做的挑战性工作。其实真正的挑战还不在于如何笨拙地操作手机，而在于需要“深入浅出”地讲述那些有张力的学术问题。通俗易懂地讲述，却不失掉讨论的深度，这件事情真的很难。
虽然撰写学术著作也并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但那毕竟是在一个相对有限的领域内思考和讨论，面对的主要是相应的知识传统，拟想的读者也是学术圈内的同行；但面向一般听众的学术性讲座，不仅需要面对已有的知识传统，还要面对鲜活的生活经验，而且是千人千面的生活经验。事实上，那些完全不从事学术工作的读者和听众，其中不乏眼光锐利思维敏捷者，他们常常比学院里的书呆子更有头脑。
本书并不是所谓“普及读物”，我希望它可以呈现一些关键的思想课题，所以，开始着手之后，我发现，这真是一件需要下大力气的工作。
一
我选择了六位活跃于20世纪中叶和下半叶的思想人物，其中五位是日本人，还有一位是加拿大人——赫伯特·诺曼。最初，我并没有想好确定的主题，促使我想要做这次讲座的冲动，其实来源于二十多年前我对诺曼和鹤见俊辅的有限阅读。
记得大概是在1990年代末，我偶然地读了诺曼的《克里俄的面孔：历史随想集》（《クリオの顔——歴史随想集》，岩波书店，1956）。我对欧洲古典学毫无造诣，但是那个时候这组随笔却激发了我强烈的兴趣，尤其是那篇《克里俄的面孔》，让我突然在身体感觉上接近了“历史感”这个神秘的东西。
《克里俄的面孔：历史随想集》，岩波书店，1956
诺曼开篇谈到了亚历山大斩断戈迪乌斯绳结的故事：相传亚历山大率军攻入戈迪乌斯城的时候，在神庙里看到了著名的戈迪乌斯绳结。神谕说，谁能解开这个复杂的绳结，谁就会建立辉煌的伟业。亚历山大于是抽刀劈开了这个无人能解的复杂绳结。
后人把这个传说视为另辟蹊径、化繁为简的典范，而诺曼却说：“亚历山大干的这件事儿，恐怕不像后世著作家们吹捧的那么漂亮。”诺曼认为，这有点像是做一道高难度代数题时直接翻到习题集末尾查找答案一样。代数学的本质就存在于解题的过程之中，预先知道了答案，那还有什么趣味可言，更何况这种方式也不会促进学习的进步。
阅读这篇随笔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注意到诺曼1950年代末的悲剧。但是很快，我读到了另一篇谈到这个悲剧的评论，即鹤见俊辅的《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于是，这两位在日本战败之后思想重建时期发生过相当影响的人物，通过诺曼自杀事件，在我的内心发生了关联。这种关联预示了什么，我当时毫无所知，不过一旦某种关联性成立了，它就会慢慢发酵，在某一个时机，它就有可能转为思考的结构。
鹤见俊辅(1922—2015)
那之后的二十多年里，我几乎完全放下了这两位人物，但是他们留下的这两篇文字，却总是在我的研究遇到瓶颈的时候从内心深处浮起。我想，这大概是因为我也在不断面对思想史中的戈迪乌斯绳结吧！
二
我对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战后时期，即1945年日本战败之后到1960年代中期。之所以选择这个阶段，是因为这是日本现代史发生巨大转折的时期，而且与中国现当代历史密切相关。
根据思想史的通例，历史转折期正是思想家辈出的时期，会产生充满内在紧张的思想成果。当然，这个转折的脉络可以曲折地追踪到此前的另一个转折期，即明治维新前后，那也是一个思想家辈出的时代。把不同的历史转折期勾连起来讨论，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课题，只可惜，人的精力有限，要想同时穿透两个或者更多的历史转折期，从中谨慎地提炼出经得住学术检验的历史脉络，需要下长期的功夫。所以，我只能先从战后时期的日本思想史着手。
战后日本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当属1950年代。那个时候，在冷战的铁幕两侧，世界正在悄然地发生重组。而在这个动荡的时代里，那一代日本思想家正处在思想的鼎盛时期。不能不承认，思想史人物只有在他们的鼎盛时期，才能有效保持思想的内在张力，才把握得住缠绕成一团的戈迪乌斯绳结，并拒绝快刀斩乱麻的诱惑。
1950年代的日本，就面临着一个巨大而难解的绳结。象征着文明和自由的美国，以及由它主导的联合国及其军队，占领和操控了野蛮的法西斯国家日本。这个过程的确在日本社会内部推动了打破东亚霸主幻觉、实现民主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但是同时也把日本这个国家牢牢地捆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日本的进步思想家面对的难题在于，他们无法以亚历山大的方式挥刀斩断一团乱麻的现实。
事实上，美国和西方世界为日本带来了某些开放的契机，让日本人可以毫无忌惮地说出“自由”“平等”这类过去不能明言的词汇，至少为进步知识界的工作扫清了表层障碍；导入美式民主制度的结果，也为劳动者阶层争取自己的权益提供了合法的理由。这一切社会进步的要素，确实得益于这些外来的契机。
但是，契机只不过是契机，它能否有效地激发现实效应，却不取决于契机本身，而依赖于抓住契机进行创造的各种努力。这也正是战后那一代日本思想家为自己确定的课题。他们逐渐意识到，经历了短暂的蜜月期之后，美国和美国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日本进步人士的盟友和依靠，朝鲜战争和《旧金山和约》的签订，打破了美国独占文明的幻觉。但是因此全盘否定虽然来自美国乃至西方世界，却本该属于人类的优秀价值观，则是脱离实际的。
日本思想家需要两面作战：一方面揭露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称霸世界的野心；一方面利用来自西方的思想契机改造日本，并进而把这些因西方霸权而贬值了的优秀价值提升到人类的高度。这也正是竹内好在《作为方法的亚洲》结尾部分提出的课题构想。
《作为方法的亚洲》,創樹社,1978.10
毫无疑问，这个巨大的戈迪乌斯绳结，不仅要求他们在充满霸权的西方历史中提炼精良的思想工具，同时拒绝让这些思想工具拥有霸权性格，而且要求他们对曾经给自己带来深刻创伤的本土同时代史进行尖锐的批判，同时又植根于本土的思想风土，对其进行转化。
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美国、西欧还是本土日本，都不可能成为实体性的对象，它们必须被分解，必须被鞭辟入里地分析，然后才有可能重新组合成新的结构。而构成这个新结构的各种要素，已经不可能再回收到原有的国别单位中去了。不言而喻，以国别为单位，仅仅依靠正、负两种判断，无法完成这样的思想任务。
在鹤见俊辅的《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里，有一句话最为传神地描述了这个戈迪乌斯绳结：“美国具有一种‘奇妙’的性格：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
在民主主义被绝对化为正面价值的时代里，民主这个原本在政治学里仅仅作为一种制度程序的范畴，被赋予了与“自由”“平等”同样不可质疑的价值含义。问题的麻烦在于，尽管民主的价值化与冷战中西方世界的意识形态密不可分，但是对于刚刚从极权状态中挣脱出来的日本社会，把民主主义作为一种价值观加以倡导却仍然有其必要性。
战后的进步知识分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利用民主主义的意识形态对日本社会进行启蒙，但是他们无法回避鹤见提出的这个难题：假如民主主义真的是一种正面价值，那么，当它与法西斯主义结合的时候，该如何维护这种价值？
通行于战后日本社会的思维方式，在冷战意识形态的推动下，几乎不加思考地把民主视为西方阵营的特权性独占品，并在将其价值化之后再作为打人的大棒砸向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意义上，鹤见不仅仅揭示了这种思维方式脱离实际的空洞性，更推动人们在意识形态甚嚣尘上的时代里，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古典自由主义的课题意识，直视这些重要的课题如何变得面目全非的过程。
诺曼在日本乃至国际上的外交活动，诺曼对日本近代思想史的深入研究，都应该视为他对古典自由主义课题的思考与实践。甚至诺曼的自杀本身，也只有在他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浸润的程度上，才可能得到理解。正是自由主义在它方兴未艾的古典时期，才最诚实地直面了它的戈迪乌斯绳结：它为人类社会设计了以说服和争论为和谐基础的理想方案，却没有可能直接将其落实到具体的社会机制中去。
赫伯特·诺曼(1909-1957)
自由主义于是面临一个艰难的处境，它不能直接实现自身，必须通过结盟，才能在现实中找到存在可能性。在诺曼事件中，鹤见俊辅看到的正是这样的一个无法简化的复杂局面：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结盟，还是与资本主义结盟，自由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连带，还是与右翼资产阶级结合，这一切都不是自明的。
三
在冷战意识形态抽象化、“新自由主义”笼罩了思想市场的当下，理解诺曼与鹤见面对的戈迪乌斯绳结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今天的时代风气，越来越像当年诺曼评论亚历山大刀劈戈迪乌斯绳结时的那个比喻：面对一道高难度的代数题，不去耐心地解题，而是翻到习题集末尾直接找到答案。于此，我们不能不思考诺曼的质疑：这样的方式，还有什么思想进步可言？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回首半个多世纪之前这六位思想人物的精神历程，对我们而言仍然是有所教益的。他们的思想取向虽然不尽相同，所在领域、工作方式也并不一致，但是都具备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把复杂的问题作为复杂的问题对待，绝不以亚历山大的方式快刀斩乱麻。
录制这个课程的几个月里，我跟随着六位人生经历、思想脉络、课题意识并不相同的人物，体验了六段各具特色的生命历程。在逐渐地进入他们的精神世界之后，他们在我眼前活了起来，一颦一笑一举一动，牵动的不仅是我的思绪，也牵动着我的情感。我在不知不觉间共享了他们的苦闷、烦恼乃至痛苦、绝望，这也拉近了我与他们之间的距离。在那些连小区的院子都难以走出去的日子里，与这六位人物的对话让我拥有了“突围”的感受。
在录制课程的时候，由于上线时间是确定的，我无法信马由缰地一直阅读下去，而且课程中有些史料当时难以立刻找到，所以不得不止步于浅尝辄止的程度。但是，每一个单元的录制都帮助我发现了一个不同的思想空间，而每一个空间都有深远的纵深。
不能不承认，最吸引我的有两位，一位是鹤见俊辅，一位是上原专禄。他们身后都有一个不可小觑的思维世界，在匆促上阵之时，我无法真正进入，而在录制结束之后，我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地把握他们思维世界的全貌。
上原专禄(1899-1975)
虚怀若谷的鹤见俊辅是我个人接触比较多的前辈学者，但是我却苦于找不到一条有效的路径进入他的精神世界。从轮廓上看，他反对体制化学术，对大众文化有自己的独特评价；他投身于社会实际运动，对改变惰性的知识状况有强烈的责任感。这一切都可圈可点，但是我依稀觉得自己还是无法有效进入他的精神世界。
直到这次为了准备课程进行进一步的系统阅读时，我才了解到，鹤见一生思想形成的时期，是他未成年时远渡重洋在哈佛大学苦读的那些年头，借用竹内好在《鲁迅》中的比喻，正如鲁迅在北京绍兴会馆抄古碑时形成了他一生的决定性时机一样，不妨说鹤见在哈佛死啃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那几年里，形成了自己一生的“黑洞”。要了解鹤见，就需要对实用主义哲学下功夫，我终于明白自己为什么在鹤见研究上不得其门而入了。
与此相对，上原专禄是我一向敬而远之的大学者，我一直不自信自己有能力、有精力研究这位德国中世纪经济史专家，更何况他还是一位有日莲教信仰的宗教思想家，所以，在过往的日子里，我只从他的著作中选择了与自己兴趣直接相关的几本，并没有购读他的全部著作，也从未想过有朝一日我会写作与上原相关的文字。
在录制课程时，我首先在手头有限的资料里获得了他人生的素描，随着他在我眼前活起来，原有的畏惧感不知不觉地被冲淡了。我不再惧怕上原处理的那些专业性极强的经济史学术问题，开始接近了他本人，试图理解他人生中那些最重要的时刻；这种理解反过来又帮助我把上原生平相辅相成的两件重大的事情——通过德国中世经济史研究把欧洲文明相对化的努力与他的日莲教信仰——结合在一起思考，从而初步打造出我的“上原世界史意象”。
课程录制结束之后，我开始了艰难的“补课”。在完成其他更紧急的写作任务的空隙，我开始阅读当年为鹤见提供思想营养的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的部分著作，阅读上原专禄那些我未及充分阅读的著述。我写作了关于鹤见的短篇评论，写作了关于上原的长篇论文，这些阶段性的读书笔记促使我产生了进一步充实本书的欲望。
故而，在尽可能节制的前提下，我对四年前录音整理稿的相关部分进行了补充和修正。特别想要得到读者谅解的，是我对上原专禄部分的大篇幅补充。为了尽可能与其他各章篇幅保持接近，我删掉了录音课中原有的上原对尼赫鲁访华事件和美国传媒对此反应的评论的部分，也大幅度地删节了对上原主编的《日本国民的世界史》的完整介绍，并对其他各节也尽量进行了压缩，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两节新的内容，它们是围绕着上原夫人的不幸病故展开的。
《日本国民的世界史》,岩波書店,1965
在录制课程时，我尚未读到上原的《生者·死者》，因此对上原夫人离世过程的痛苦与绝望无从把握。在阅读了这部分文字之后，上原精神世界中的“日莲”问题，由日莲激发出来的与亡妻的“回向”问题，由回向的精神历程转化而来的把死难的牺牲者导引到历史审判者位置上的问题，突然以鲜活的姿态呈现了出来。
《生者·死者》,未来社，1974
我这才意识到，在本书中唯一与诺曼毫无交集的上原，却以回向的方式为诺曼举行了庄重的祭奠仪式。而隐藏在各种问题背后的深层主题，也在这个祭奠中浮现：本书面对的，是生命与死亡蕴含的人类尊严问题。由此，我决定改变课程播出时的顺序，把上原的部分放到最后。至此，我才感觉到这个课程获得了比较合适的结构形式，它可以告一段落了。
四
本书的定稿，要感谢给我默默支持的朋友们。
我首先要感谢挚友小岛洁先生。多年以前，他邀请我为一本讨论上原专禄世界史的作品写作书评，我读完该书之后觉得自己的知识积累尚不足以有效讨论这个问题，到底未敢答应这个请求；后来，从岩波书店退休的小岛开始自己研究上原专禄，写作了三篇内容翔实的长篇论文，每一篇都在发表前电邮传给我征求意见。本书上原专禄那一章，无论是资料还是观点，我都从小岛的论文中获益良多，也同时感受到了他的又一次研究邀请。尽管我仍然不敢下决心研究上原专禄，但上原确实激发出我此前没有的课题意识。
我要感谢加藤周一研究专家鹫巢力先生。我过去并未自觉积累有关加藤周一的资料，是若干年前鹫巢先生邀请我加入加藤周一研究项目，推动了我对加藤的历史定位进行思考；在我探究加藤与诺曼的友谊时，鹫巢先生又在资料方面给予我热情的支援。
鹫巢力（1944-）
我还要感谢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杨洋，她在我想要细读上原的《生者·死者》之时鬼使神差地寄来一本。这本书对理解上原晚年的认识论结构有极大帮助。杨洋还在上原部分初稿草成之后反复细读并提出具体意见，她默契的支持让我收获良多。
感谢身边以各种方式支持我的朋友们。张志强、江湄、张炼红、薛毅、陈明、李志毓等朋友在第一时间同步收听了课程，及时给了我回馈和鼓励。
还要感谢三联中读的主编俞力莎的一路关照，感谢当时的编辑杨菲菲，菲菲为录音整理出了文字稿，并且细致地加上了大量的注释。虽然为了阅读效果，我删掉了其中的大部分注释，但是我仍然真心感谢她付出的劳动。
最后，我希望感谢曾诚与肖海鸥二位出版人，他们对这个课程表示了深刻的共鸣，这种共鸣让我们成为发自内心的对话者。在本书未截稿之前，曾诚作为读者阅读了其中部分内容，并坦率地建议我删掉上原部分过于学术化的讨论；这个建议唤起我作为作者的禁欲良知，帮助我下决心割舍掉那些本该写进学术论文的内容。樊超群作为本书的编辑付出了大量心血，他的细致的劳动怎么感谢都不过分。
当然，最需要感谢的，是课程播出时一路陪伴我到最后的那些不知名的听众朋友。三联中读在课程播出过程中，定时整理听众的信息发给我，这对我不断修正课程的讲授方式、调整内容的深浅程度有直接的助益，同时，也让我获得了交流的快乐。
我意识到，在学术圈以外的社会行业里，其实也是存在着深度思考要求的。为更广泛的读者和听众而写作和授课，对学人而言是一种特殊的历练。谢谢不知名的听众朋友们，你们的鼓励让我找到了一种重要的工作方式。时隔四年，那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总算尘埃落定，仅以此书献给在灾难中依然保持了尊严的朋友们。
2024年仲夏，于北京
序论 人类还没有走出1950年代
经常有朋友问我，研究日本战后思想史和日本的思想家对中国有什么用？对此，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回答。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日本朋友在捐赠物资的同时说过一句话，“山川异域，风月同天”，我想大家都还印象深刻。这句话给了我非常大的启示——其实这不就是个很好的回答吗？
思想家有国籍，思想史的问题有国界，但是思想能力是没有边界的，是人类共通的。从2020年开始直到现在，当面对新冠感染这样一个突发事件，并且发现病毒把全世界用一种奇特的方式连成一体的时候，当人类本该为战胜灾疫互助合作的时候，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了丛林法则对人类合作的破坏，看到了非正义势力对人类良知的践踏。因此不难理解，在人类社会中，“风月同天”并非玫瑰色的梦想，它总是在极尽坎坷、饱受磨难的时刻才能获得真实的含义。
我在从事日本思想史研究的过程中，亦深刻地体会到，只有能够跨出国界的思想才能获得“人类性”，但同时，真正有能力跨出国界的思想却必定会面对它所在那个社会的核心问题。换句话说，越是具有在地深度的思想生产，越是有可能与其他社会共享。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日本的历史脉络中发掘中国的问题，不但可行，而且必要。
一
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历史总是在危机饱和的时刻，突然展现它的真实面貌。不过这样的时刻永远是瞬间，如果你和它擦肩而过，你就永远无法进入历史。
这也是为什么我要在这个时刻和大家分享日本战后思想史的原因——那也是一段充满了危机的历史瞬间。
可能有的朋友会有疑问，为什么是日本战后思想史，而不是日本现代史或者是当代史呢？确实，中国的历史学没有“战后时代”这样一个历史区分，但是对于日本思想界，“战后”这一段历史时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段历史过程中，日本的思想家面对的问题，不仅仅是我们中国人最关心的战争责任，还包括了如何重建日本社会、日本这个国家要向什么样的方向发展，以及如何维护世界和平，如何防止日本重蹈当年发动侵略战争的覆辙等一系列的问题。
当时日本社会在这些问题上存在着多种可能性，今天回过头看，很多可能性虽然没有能够实现，但恰恰是因为战后那一代人曾经力争为这些可能性塑形，并且试图向实现它们的方向推进，才为防止日本再度法西斯化提供了潜在的牵制力量。
战后，在严格意义上说，应该指的是1945年到1955年这十年，从日本接受战败并接受以美国为首的盟军占领，到日本确立“五五年体制”（即名义上的两大对立政党执政和实质上的自民党一党执政），这十年间，日本政治经济处于混沌状态，也因此曾经让革新人士对日本的多种可能性拥有希望；即使在五五年体制确立之后，那一代人也仍然没有放弃改变日本的努力。
因此，在我的定义里，日本的战后时期伴随着从战争中走出来的一两代人开始，并随着他们退出思想领袖位置而结束。换句话说，日本的战后时期，在现实政治中可以说到1955年就结束了，但在思想和精神领域，直到1960年代前半期大众社会形成基本格局才宣告结束。
我把本书的时代背景设定在这个广义上的“战后时期”，是因为我关注的正是思想与精神领域里的时代课题。在这样一段历史时期，国际上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在某种意义上，这些历史事件暗示了其后人类历史发展的基本走向。
在正文中，我将首先给大家讲述1957年发生的加拿大外交官赫伯特·诺曼（E. Herbert Norman，1909—1957）自杀事件，它对国际社会，尤其是日本的知识界乃至社会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当时，日本的代表性知识分子大都对这一事件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会从中选择五位比较有代表性的思想人物，以他们的思想活动为线索，力图呈现一个思想巨变中的日本。
关于诺曼自杀的前因后果，我会在正文再详细给大家做介绍。不过本书的重点，不在于这个事件本身。如果我们只去关注这样一个事件本身，也许它会变成一个和我们每个人没有什么直接关系的、过去的老故事。
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这个老故事虽然发生在北美，其后续效应也主要在日本，看上去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其中透露的很多信息，对我们却是很有启发的。
它迫使我们思考，当时代发生巨大变化，我们习惯的那些判断方式和表达方式可能已经没有办法准确把握现实，我们应该如何调整自己的认识？这是跟我们每一个现代人息息相关的问题。
二
让我们先来简单回顾一下1950年代的时代背景。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不仅造成了朝鲜半岛南北对立的格局，也给美国长期把军事力量留在东北亚创造了条件。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之后，驻韩美军不仅并未撤离，还与韩国政府签订合约，于1954年起长期驻留。这样，连同驻冲绳美军基地（1945年冲绳岛战役后，美国占领并接管了冲绳的施政权），一直到今天，仍然还是美国称霸世界的重要立脚点。伊拉克战争时用贫铀弹轰炸伊拉克的美军飞机，就是从冲绳基地起飞的。
与此同时，日本投降后，由美国操纵的盟国占领军总司令部（General Headquarters，GHQ）更是接管了日本本土的最高指挥权。直到1952年4月结束占领为止，日本政府实行的其实是一种“间接统治”，并不能直接掌握国家权力；即使在1952年之后，日本的政治首脑仍然要在事实上听命于美国的意志。
这期间，发生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事情。为了防止日本“赤化”，美国给日本导入了美式民主机制，并操控了《日本国宪法》的制定。在这部宪法里，不仅包括著名的“宪法第九条”（规定日本必须放弃战争，否定军备和交战权），也包括当时连美国都没有实施过的一些条文，比如妇女享受平等的社会权利等。
这些字面上的条文虽然给日本进步势力提供了一些革新的条件，却并不如人意；事实上，以麦克阿瑟为首的占领军总司令部仅仅是为了对抗共产主义阵营而推行这一套美式民主，一遇到关键问题，日本民众的要求立刻就会被弃之不顾，比如战后对日和约处理。在和约应该与所有被侵略国家签订，还是仅仅在冷战格局西方一侧内部签订这个重大问题上，尽管日本进步知识分子发动了强大的“全面和解”攻势，在社会上营造了相应的氛围，但《旧金山和约》却仅仅完成了西方一侧的内和解。
在这样的冷战氛围里，美国国内出现了“麦卡锡主义”。麦卡锡是美国国会议员，一个坚定的反共主义者，利用各种手段动员美国的国家机器对美国内部乃至和美国有关的一些地区的共产党人与进步人士，进行残酷的政治迫害。
朝鲜战争和麦卡锡主义的盛行，让全世界的进步人士感到惊愕和不解，但1950年代也还有一些振奋人心的大事件发生。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1955年万隆会议的召开。万隆会议宣布了亚非弱小国家的独立，表述了这些国家相互间建立团结合作关系的意志。同时，万隆会议也明确宣布，它不加入冷战结构规划出来的国际格局。
1955年万隆会议
1956年，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印度总理尼赫鲁和埃及总统纳赛尔在南斯拉夫的布里俄尼岛举行会谈，正式提出了“反对一边倒”的声明。这个会谈也被视为1961年兴起的亚非国家不结盟运动的雏形。
二战结束之后，国际上形成的冷战格局是由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两大阵营支撑的。主导资本主义阵营的国家是美国，主导共产主义阵营的国家是苏联。当时两个国家在主导性方面都具有某种绝对性。
万隆会议精神明确地显示，在冷战的对立格局之间，形成了由亚非国家组成的中间地带。布里俄尼岛会谈则进一步强化了拒绝在冷战格局中结盟的意志。中国在当时虽然仍然采取“一边倒”的政治态度，也就是维护苏联在共产主义阵营的主导地位，但在1954年周恩来访问印度和缅甸时发表的联合声明，都确认了关于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而次年万隆会议提出的十项原则，可以说是以此为基础的进一步延伸和扩展。
万隆会议闭幕后的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按照惯例，各国共产党均派自己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但是在会议结束之后，苏联又召开了一个只有苏共中央委员参加的关门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赫鲁晓夫宣读了他的秘密报告。这时距离斯大林逝世已经有三年时间，而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核心内容就是全盘否定斯大林执政期间的所作所为，特别是对他晚期开展的政治大清洗进行了严厉的指控。
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赫鲁晓夫的论述逻辑是：苏维埃时期在斯大林领导下取得的全部成就，应该归功于苏维埃政党的正确领导和苏联人民的不懈努力；而这个时期所犯的那些严重的错误，应该归咎于斯大林个人的残暴、独裁和多疑。这也是“去斯大林化”的开始。
但在苏共二十大的开幕式上，赫鲁晓夫面对与会的世界各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当然也面对全体苏维埃的成员，做的却是另外一个致辞。在致辞里，他仍然延续以往的说法，热情洋溢地赞扬苏维埃之所以走到今天，都是因为斯大林同志的正确领导。
因此，在同一个会议的开幕式和闭幕之后的关门会上，赫鲁晓夫发表的两个演讲的基调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这是一个不能忽略的事实，它说明，一方面对斯大林的批判没有循序渐进地获得全世界共产党的共识就突然发生了，另一方面也显示了苏联高层内部的复杂纠葛。
当然，这是一个需要史料求证才能分析的复杂事件，不是本书能够处理的问题。我这里仅仅是想指出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被泄露之后，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阵营的震惊，各国共产党都对这个事件表现出严重关注。
与此同时，在1956年下半年，也就是苏共二十大召开的同一年年底，发生了“波匈事件”——波兰和匈牙利宣布要从苏联的直接掌控中摆脱出来，确立自己的政治主导权。“波匈事件”导致了苏联的直接出兵：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出兵镇压东欧的两个兄弟国家。这件事情本身也引起了全世界的震惊和非难。
在斯大林批判事件发生之后，虽然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并没有因此而瓦解，但它不再是原来那种“铁板一块”的样子了。所以应该说，1956年的斯大林批判，也是这十年里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概而言之，对于整个世界，1950年代都是关键的十年。这个时期，美苏开始重新布局。美国介入了朝鲜战争，在太平洋的比基尼岛反复进行核试验；苏联的斯大林批判引发了“波匈事件”，共产主义阵营发生分裂，美苏的对抗结构显在化。就美苏各自的内部格局而言，“麦卡锡主义”显示了美国的日益右倾化，“去斯大林化”显示了苏联改革的最初动向。
在这个格局形成的同时，亚非独立运动作为中间地带，奠定了冷战格局解体的基础。中苏关系也正是在1950年代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其后中国摆脱苏联控制独立发展奠定了艰苦的起点。
历史走到今天，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当年的中间地带日益发展壮大，南方国家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的重要力量。美苏各自在其后经历的历史变化，经济全球化与美国霸权的内在张力，使得冷战时期形成的权力金字塔出现了重重裂缝。
但是这个1950年代形成的基本的结构关系还是依稀可辨的，特别是在俄乌战争爆发之后日益显在化的西方世界维护自身霸权的意愿，对俄罗斯的打击以及对中国的压制，使得已经解体的冷战结构以另一种不同的方式又一次复活。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人类还没有完全走出1950年代。
三
如前文所述，本书将从赫伯特·诺曼的自杀事件切入，选择包括诺曼在内的六位日本战后思想史的重要人物，并以他们的思想活动为线索，串起每一章的内容。
这六位思想家分别是赫伯特·诺曼（1909—1957）、鹤见俊辅（1922—2015）、加藤周一（1919—2008）、丸山真男（1914—1996）、竹内好（1910—1977）和上原专禄（1899—1975）。
赫伯特·诺曼，“诺曼事件”的当事人，加拿大外交官和日本史专家，在战后日本社会重建和思想重建上，均发挥过重要的功能。
鹤见俊辅，在战后日本以“大众文化”作为基本视野的实践性知识分子，也是一位出色的社会运动组织者。他早年在美国接受过实用主义哲学训练，继承了实用主义的思想精髓，成了一个“反哲学的哲学家”。
鹤见俊辅(1922—2015)
加藤周一，深谙西欧文化的文学评论家和学者，同时也是一位医生；具有深厚的人道情怀，知识面广博，与多个领域的学者进行跨学科对话，从事有深度的合作研究，是活跃在战后日本思想界的重要人物。
加藤周一（1919-2008）
丸山真男，一位立志于成为“在野的业余政治家”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从强烈的现实关怀出发，在日本思想史的脉络里重构了欧洲政治思想的基本要素，对战后日本发挥了极大的影响力。
丸山真男（1914-1996）
竹内好，中国文学研究者，尤其在日本的鲁迅研究方面做出了独到的贡献；他的影响力并不限于中国文学研究，更是一位以亚洲作为方法的独创性思想家。竹内好的思想原点是鲁迅，从鲁迅出发的思想历程，缔造了他特有的历史与思想观念。
竹内好（1908—1977）
上原专禄，日本史学界享有盛名的学术泰斗，同时也是把欧洲相对化的世界史建构者。他在事业鼎盛期退出了日本知识界，相当严厉地批判了日益商业化的知识状况，并与其保持距离；到晚年，上原点化了传统日莲教的精髓，以独特的方式创造了“作为回向的世界史”这一意味深长的认识论。
上原专禄(1899-1975)
这六位思想家彼此之间有很多差异（后文会详述），不过，我们这里需要先交代一下他们之间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全都经历了日本的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三位还曾经在太平洋战争时期有过短暂的被迫从军经历。作为战争的亲历者，这六位思想家都认清了天皇制的危害，战后在反对天皇制这一点上，他们有强烈的共识。
战败后，美国直接主导了《日本国宪法》的制定，由此日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从法西斯国家向现代民主国家的制度转型。在盟国占领军进入后不久，日本就实行了全社会的“言论自由”，释放了战争时期一直被关在监狱里的日本共产党人。所有这些变化都是在非常短的时期内发生的，可以说，日本是借助于外力完成了艰难的社会转型。
当时有一位文学评论家曾经对这种状况进行过讽刺，他说：“我们在获得配给食物的同时，也获得了被配给的自由。”
美国的干预，其实出于现实的冷战目的，只不过为了防止日本可能发生社会主义运动，美国才刻意输入了“美式民主制度”。而日本的精英阶层，也很愿意借助这个外力使日本社会摆脱战争时期那种法西斯管控形态。不过精英与民众很快就发现，制度上规定的自由，在社会生活里并不能真正兑现。
战后的日本可以说是完全绑在了美国的战车上。如前文所述，《旧金山和约》仅仅完成了日本与西方一侧的内和解，所以日本的进步社会力量，特别是思想界，在这个合约签署之前一直试图推动全面和谈，即同时完成与中、苏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解，但是没有成功。接下来，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等都逐步受到了政府各种形式的干预，而日本政府的背后，是以麦克阿瑟为表象的美国意志。
《旧金山和约》
在美国国内刮起“麦卡锡旋风”的时候，日本进步知识分子正在推动思想自由与民主习惯的形成。他们抓住了美国输入民主制度这一契机，试图把它转化为日本人主体性的政治意识。这当然非常艰难，但不容否认，这是一个根本性的课题，而这一代知识分子的努力，虽然不可能一步到位，却仍然在历史中留下了宝贵的痕迹。
丸山真男曾经说过，他不做政府的智囊，要做一个在野的业余政治家。也就是说，他不想以现实政治为业，而是以自己的政治学学识，为普通日本国民提供思想营养。比如，他具体分析什么是政治、什么才叫作在社会当中履行自己的政治责任……这些分析都不是政治学课本上的概念，而是每个人都可以进行的判断。
可以说，除了诺曼之外，我们将要认识的这五位日本思想家都是在野的业余政治家，他们都不从事体制内政治活动，也基本上不以社会活动为业，但是他们的思考对日本社会产生了很大影响。
包括诺曼在内，本书涉及的六位思想家都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大多认真阅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并且有相当程度的理解。同时，在政治立场上，他们也并不全都是自由主义者，可是他们对自由、理性、平等、博爱等价值观，也都有很强烈的认同。他们和马克思主义者建立了密切的合作关系，而且密切关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变化。
这至少说明两个问题：自由主义立场本身，并不能独占它所宣扬的价值理念。同时自由主义本身包含了多样的立场，比如有左翼自由主义者，也有右翼自由主义者，虽然都是自由主义者，但他们之间是对立的，其对立往往更甚于左翼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的对立。
另一个问题是，在战后的一段时期内，自由主义的政治理念与资本主义的社会制度并没有捆绑在一起。自由主义左翼不仅不与社会主义对立，而且在对抗法西斯主义的意义上与后者是盟友。同时，与社会主义有具体制度形态这一点很不一样，自由主义没有找到可以落实的、特定的制度形态。
某种程度上，自由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结盟，也可以与社会主义结盟。因为真正的自由理念，它的敌人是法西斯主义。在这个意义上，需要对自由主义的立场和它的古典政治理念进行区分，两者不能简单地划等号。
为什么是这样呢？因为自由主义政治观崇尚辩论和说服，认为人类在拥有理性的情况下，是可以通过辩论来决定公共事务的。它认为在辩论过程当中，通过说服，可以让所有人服从全局。在自由主义政治观里，权力是实现公共意志的媒介，它本身不能具有价值——这样的政治观很难在现实政治中落实，所以自由主义没有现成的制度形式。
还要补充的一点，就是今天与垄断资本主义密切结合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主张的是市场竞争、优胜劣汰的逻辑，与经典的自由主义理念是相悖的。故而，本书涉及的自由主义，需要排除掉“新自由主义”的观念。
1950年代，正是美国背叛古典自由主义理念的“白色恐怖时期”，而这六位思想家遭遇的“诺曼事件”，就集中呈现了这个时期历史过程的变化特征。
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惠灵市的共和党妇女俱乐部演讲中，宣称手握一份205人的共产党和间谍名单
四
人都是在历史状况中进行选择。后来者回顾前人的时候，往往会觉得选择是很容易的事情。但是对于当事人来说，选择是非常艰难的。当人遇到现实困境的时候，一切相互矛盾的要素都纠缠在一起，很难准确判断下一步事态将如何发展。很多看似光鲜的事物，可能过不了多久就腐败变质；很多不起眼的事物，却可能在过眼烟云中留下来。
思想史研究不可以用事后诸葛亮的态度分析前人的选择，更不可以用居高临下的态度裁断前人。因为所有当事人在面对现实事态的时候，是看不到后来人可以看到的结局的。过去的人如此，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如何进行现实选择，如何进行思想评价，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
我希望在本书里和读者朋友分享这样一个基本的问题意识：人在大时代里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认识，不能简单套用现成观念去绑架现实。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需要掌握丰富和准确的知识与信息，更需要不断砥砺有效的思想武器，否则，我们根本无法处理所面对的大量知识和信息，只能把它们塞进那些已经没有思想功能的通行观念中，从而导致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无法产生新的可能性。
正是在这样不断砥砺的过程中，通过对历史中那些优秀思想家及其著作的研读，我们能够获得最宝贵的思考能力。应该说，思想家从来不提供现成的分析工具，每个后来者都需要自己锻造。而思想史，就是这样的一门学问，它帮助我们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并且，假如我们愿意，就可以在思想史的研习中不断打造自己的认识论，并且因此而品尝“发现”的快乐。
金句摘录
- 历史总是在危机饱和的时刻，突然展现它的真实面貌。不过这样的时刻永远是瞬间，如果你和它擦肩而过，你就永远无法进入历史。
- 在鹤见俊辅的《自由主义者的试金石》里，有一句话最为传神地描述了这个戈迪乌斯绳结：“美国具有一种‘奇妙’的性格：它是法西斯主义的，同时又是民主主义的。”
- 在被迫卷入侵略战争之后，实际上是日本的农民实际上代替政府给他国的国民套上奴隶的枷锁。在《日本的士兵与农民》中，诺曼写下了这样的一句话：“要把他人变成奴隶，‘自由人’是做不到的。相反，最残忍、最无耻的奴隶，会成为他人自由的最无情、最暴力的剥夺者。”
- 通观鹤见这篇论文，他跨越政治立场的差异对日共的分析表示赞赏，正显示了他的政治取向——后文将要涉及到，鹤见认为自由主义在现代世界并没有找到自我实现的体制，它需要在体制上选择合作伙伴。在都留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之一，正在于自由主义者如何选择自己的盟友，这个问题我们将在后面展开。
- 都留事件是一个重要的契机，它引发的思考对于我们当代中国人而言也同样具有现实意义。从鹤见俊辅的讨论里，我们学习到了一种态度——以同样会犯错的心情去分析别人的错误。舆论界习惯于要么指责、要么追捧，这种习惯只能造就读者群肤浅的消费心理，不可能形成思想积累。
- 鹤见曾经援引过实用主义法学的代表人物霍姆斯的一句话：“八卦”和哲学是从同一个日常生活的素材中产生的，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处理相同的素材时，视野的深浅程度。
- 加藤从来不从概念出发讨论问题，他忠实于生活中的实际感觉。加藤有很多别开生面的想法，比如他这样解释爱国主义：很多人是因为不爱他自己的邻居，所以才去热爱他的国家。他也这样来解释自己批判军国主义的动机：“我不是因为要批判军国主义才讨厌这些东西，而是因为我本来就讨厌这些东西，所以才要批判军国主义”。
- 加藤分析说，人在面对残酷现实而且无能为力的时候，通常会有两种态度：一种认为既然无能为力，那就不必要知道了，只关心自己眼前的那一部分生活就可以了；但是另一种人认为就算自己无能为力，也必须要知道眼前发生的一切，并且追究它的根源——加藤认为自己属于后一种人。
- 有尊严地生活，有智慧地思考。
- 竹内好提出了一个假说，他认为人的一生有一个决定性的时机，这个时机往往呈现为一种“黑洞状态”。什么意思呢？竹内好做了个比喻：华丽的舞场里有很多人起舞，其中混杂了一个“骷髅”，不是所有人都能够看到它，但是一旦看到它了，就不可能再假装它不存在，就不可能再无视它。最后，那些实体性的活人舞者有可能不再被看到，你眼里唯一的实体，就是这个“骷髅”。这个“骷髅”是什么呢？它就是人一生形成自己个性的契机，在这个契机到来之前，人生的所有历练都为它而准备，在这个契机到来之后，此后的人生都由它决定。
- 上原在他犀利的追问中与十三世纪的日莲发生了共鸣。他从日莲“舍我其谁”的决绝态度中读出了回向的实践性格，并且从绝望中奋起，获得了活下去并抗争下去的勇气。在这一挣扎过程中，上原发自内心地感到，其实回向的主体并不是自己，而是带着无限遗憾和悲凉离世的亡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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