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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安全战略中，有一部分内容如今看来显得极不合时宜，那便是关于中东的论述。在这份文件中，人们读到：“那种中东主宰美国外交政策——无论是长期规划还是日常执行——的时代已经幸而结束。”当时的美国官方学说信誓旦旦地保证，中东不再是过去那种“不断的摩擦源头和迫在眉睫的灾难”，而是一个“充满伙伴关系、友谊与投资的地方”。然而，自2月28日以来的局势演变，让这一愿景显得格外讽刺。
在五角大楼，负责撰写国家武装力量国防战略的官员显然并未被前述文件中的华丽辞藻所打动，表现得更为谨慎。尽管如此，他当时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主要盟友以色列有能力在华盛顿“关键但有限的支持”下实现自卫。他还乐观地估计，在海湾地区，美国的伙伴们“越来越有意愿且有能力采取更多行动，以抵御伊朗及其代理人的威胁”。现实证明，这种预判与当下的境况相去甚远。
除去2025年6月那场短暂的冲突外，当前这场战争就其规模和动员的力量而言，是近40年来美国总统在这一地区发动的第三场大规模战争。1990年，为了将伊拉克军队驱逐出被其入侵的科威特，第一场战争以维护国际法准则为由打响。那次行动依托于广泛的国际联盟以及联合国决议，该决议授权成员国采取“一切必要手段”以实现既定目标。当时的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总统恪守了这一授权边界，并未进一步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及其在巴格达的政权。
第二场战争，即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所获得的国际支持则大幅缩减。在缺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行动转而依靠美国国会通过的“武力使用授权”。这场战争建立在关于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谎言之上，并许诺通过有序的政权更迭建立一个平和且民主的伊拉克。然而，事与愿违，它反而开启了长期的动荡与混沌。
在这两场正式战争之外，还有自“911”恐袭后开启的“反恐战争”框架下，在向中东地区发动的数百次空袭。从2009年到2020年，无论是巴拉克·奥巴马还是唐纳德·特朗普，都曾延续这一策略。讽刺的是，这两位总统的上台都伴随着终结中东与阿富汗“无止境战争”的承诺。前者曾睿智地指出：“不能因为手中握有一把最好的锤子，就将所有问题都视作钉子。”而后者在2025年重返白宫时，曾在就职演说中宣称，其成功的标准将取决于“美国所阻止的战争，以及或许更重要的，美国所没有发动的战争”。如今，这位总统显然认为，锤子的质量本身就可以替代战略。 这也正是这场第三次战争的独特性所在。
这在像美国这样的强权国家历史上属于罕见案例：轰炸行动本身似乎抢在了对其目标的定义与解释之前。一种名为“历史性削弱伊朗”的诱人机会压倒了其他考量。事实上，这些战略目标在开战后的头几天里不断演变。最初的意图似乎是要加速德黑兰的政权更迭，其标志是对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进行的战术上令人震惊的刺杀——此举旨在消灭这个血腥政权的仇恨象征。随后，目标又收缩为更为具体的精准打击，即彻底摧毁伊朗的弹道导弹库。
这场由美以“双人组”共同主导的战争，既没有获得国际社会的绿灯，也没有得到美国国会的授权。它再次建立在关于美国利益遭受“迫在眉睫威胁”的谎言基础之上。对唐纳德·特朗普而言，这正演变成一场速度的赛跑。他深知美国公众长期以来对陷入中东泥潭风险的厌恶，并曾长期利用这种民意。此外，对伊朗领土持续的高强度轰炸可能会对美国的武器储备造成压力，正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丹·凯恩在袭击开始前所适时透露的那样。对伊朗政权而言，当下的策略则是尽可能延长战争，以期扭转其成本与收益的比例。
当前冲突与以往冲突的另一个显著区别，在于关于中东“后战事时代”的安排。1991年的第一次战争之后，美国曾以前所未有的力度介入该地区最古老的纠纷之一：巴以冲突。同年马德里国际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开启和平进程的首次尝试，尽管这导致了以色列与美国之间的剧烈摩擦，但仍为两年后的奥斯陆协议扫清了障碍。2002年，在第二次伊拉克战争步步逼近之际，乔治·沃克·布什也曾试图重整奄奄一息的和平进程。就在几个月前，他成为了首位提及在以色列身旁建立巴勒斯坦国的美国总统。
相比之下，目前这场第三次战争是由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共同驾驶”的。这给予了后者前所未有的操作空间，使其能够完全根据以色列的战略利益来重塑近东和中东格局。而在内塔尼亚胡的信条中，阻碍任何形式的巴勒斯坦国建立，是一条不可逾越的原则。
作者：吉勒·帕里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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