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水产养殖产业中，对虾养殖凭借其极高的经济价值，成为支撑多国粮食安全与民生保障的核心产业之一。然而，最近的一系列研究明确指出，若想实现对虾养殖的长期稳健发展，我们必须彻底转变认知——将其视为一个生态、经济与社会过程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的复杂社会生态系统，而非仅仅是一项追求产量的简单生产活动。这种认知的转变，不仅关乎对虾养殖产业本身的存续，更深刻影响着全球水产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与沿海社区的长远福祉。
一、全球对虾产业费分布
从全球产业格局来看，对虾养殖的区域集中度极为显著，全球80%以上的虾产量集中在亚洲地区，中国、泰国、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家更是撑起了全球对虾产业的“半壁江山”。其中，越南作为全球重要的对虾出口国，虾类养殖产业的社会经济价值尤为突出，直接为约450万工人创造了生计来源，覆盖养殖、加工、运输、销售等全产业链，成为当地缓解贫困、促进乡村发展的关键支柱。广州海大集团等中国企业也纷纷布局越南市场，通过输出“饲料+种苗+动保”的全产业链模式，为当地养殖户提供技术支持，进一步推动了越南对虾养殖产业的规模化发展，也印证了该产业在区域经济中的重要地位。正是在这样的产业背景下，Kazi Atiah Taiyebi及其同事在近期的研究中，提出了一个极具现实意义的核心命题：对虾养殖不应被孤立地视为单一的水产生产活动，而应纳入社会生态系统的框架中，统筹考量其生态影响、经济价值与社会意义，这也是破解当前产业可持续发展困境的关键突破口。
对虾生产高度集中于亚洲的现状，使得该区域的各类风险具有极强的全球传导性。无论是大规模疫病爆发、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天气，还是土地与水资源利用冲突、政策调整带来的产业波动，都可能迅速蔓延至全球对虾市场，影响全球供应链的稳定与粮食安全。例如，近年来亚洲部分产虾国频发的对虾白斑综合征，不仅导致当地养殖产量大幅下滑，更推高了全球对虾价格，影响了多国消费者的权益。在此背景下，Kazi Atiah Taiyebi团队的系统综述进一步聚焦核心问题：当前的对虾养殖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社会变量与生态变量的协同考量？社会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又能为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哪些新的思路与支撑？
二、亚洲虾产业的现状
为解答这一问题，研究团队对113篇相关学术文章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梳理与分析，重点聚焦研究进展、知识差距与未来发展方向，核心结论直指社会生态系统方法在对虾养殖研究中的应用缺失。从研究地域分布来看，仅亚洲地区就有108项相关研究纳入分析范围，占比超过95%，这与全球对虾生产的区域集中度高度吻合。从研究类型划分，78%的研究属于实验性研究，主要聚焦于养殖技术优化、病害防控、水质调控等具体技术层面；其余22%则属于混合类别研究，涵盖政策分析、方法探索、概念阐释及应用实践等领域，其中就包括近年来兴起的生态养殖模式研究，如中国珠海探索的“渔草共生”模式、宁夏的循环水养殖模式等。
深入分析研究内容的侧重点可以发现，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亚洲对虾养殖研究始终呈现“重环境、轻社会经济”的失衡格局。其中，以水质变化、污染治理、生态破坏等为核心的环境视角研究占比高达56%，而关注养殖社区生计、利益分配、社会公平等议题的社会视角研究仅占21%，聚焦产业经济效益、市场波动、成本收益的经济视角研究占14%，纯粹围绕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生态视角研究更是低至9%。这种失衡的研究格局，导致我们对虾养殖产业的认知存在明显偏差——只看到了其生产属性带来的环境影响，却忽视了其作为社会经济活动的核心价值，以及社会因素对产业可持续性的深层影响。
从空间尺度来看，当前对虾养殖研究的分布同样存在明显局限。区域层面的研究占主导地位，达55%，主要聚焦于某一特定养殖区域的局部问题分析，如珠海斗门区“渔草共生”模式的区域实践效果；地方层面的研究占34%，多围绕单个养殖基地或村庄的具体情况展开，如清华教授段云岭在宁夏贺兰县的循环水养殖试点研究；而国家层面的宏观研究仅占8%，罕见能够覆盖全国养殖产业、追踪长期因果链条、为国家层面政策制定提供支撑的系统性研究。这种“重中间、轻两端”的空间研究格局，使得对虾养殖产业的发展缺乏顶层设计与长远规划，难以应对跨区域、长期性的生态与社会挑战。
图1：描述红树林地区养虾社会生态系统（SES）的复杂性，包括SES不同组成部分之间的反馈和相互作用。
研究方法的选择，进一步加剧了这种认知偏差。在纳入分析的研究中，定量研究占45%，混合方法研究占36%，而纯定性研究仅占18%。这种方法上的倾斜，与研究对象的特性密切相关：环境指标（如水质参数、污染物浓度）和技术指标（如养殖密度、饲料转化率）易于量化、测量成本低且标准化程度高，因此成为多数研究的核心对象；而社会变量，如养殖利益的分配机制、养殖户的土地与水资源获取权、弱势群体的讨价还价能力、政策执行中的动态博弈等，往往具有极强的复杂性和主观性，需要长期跟踪调研、收集定性数据，且涉及敏感的本地社会问题，数据获取难度大，因此难以被深入测量与分析。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导致社会变量在多数研究中仅被简单提及，未能与生态变量建立有效的关联分析，无法揭示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
三、社会与生态成分存在脱节现象
该系统综述最引人关注的发现，是对虾养殖研究中社会与生态成分之间存在的明显“脱节”现象——这也是制约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瓶颈。
一方面，大多数研究将焦点集中在生态层面，过度关注养殖活动对水体、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影响，却忽视了社会因素对生态保护的制约作用；
另一方面，仅关注社会因素的研究占比极低，即便有研究提及社会因素，也多停留在描述性层面，未能阐明其与生态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事实上，这种脱节背后有着深刻的现实逻辑：环境变量的测量的便捷性、低成本与标准化，使其成为研究的“易选项”；而可持续发展的实现，往往卡在社会层面的瓶颈上——利益分配不均导致养殖户缺乏生态保护的动力，信息不对称使得小养殖户难以适应绿色养殖标准，对监管机构的信任不足导致环保政策难以落地，这些社会问题都直接影响着生态保护措施的成效。
图2：已发表的亚洲对虾养殖研究论文的地理分布
在环境与社会的交叉层面，对虾养殖带来的系统性损失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现实。据世界自然基金会（WWF）统计，过去20年，全球主要产虾国约有238319公顷的红树林被改建为虾塘，这一面积相当于全球红树林总面积的38%。而全球红树林联盟（GMA）与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发布的《2024年世界红树林状况》报告进一步指出，水产养殖是全球红树林面积减少的首要人为因素，占比达26.7%。红树林的大面积消失，不仅破坏了沿海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作为“蓝碳”储存的重要载体，每公顷红树林可储存394吨碳，其消失会加剧气候变化；同时还导致土壤盐碱化、生物多样性下降，进而引发稻田被挤占、贫困群体劳动条件恶化、资源获取困难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例如，东南亚作为全球红树林损失最严重的地区，因红树林被改为虾塘，导致依赖红树林生存的1/3野生鱼类失去栖息地，沿海社区的防洪能力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生态与民生危机。而社会生态系统方法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能够清晰揭示对虾养殖价值链中市场、政策、环境与社会风险之间的反馈循环，找到生态保护与社会发展的平衡点。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尽管社会生态系统（SES）的概念自2000年代中期以来就已逐步发展完善，成为解析复杂系统关键要素与相互作用的重要工具，但其在对虾养殖研究中的应用仍然极为有限。《生态学报》相关研究指出，SES框架虽已广泛应用于系统属性研究、综合治理分析等领域，但在对虾养殖领域的整合应用仍存在明显不足。在亚洲地区，几乎没有研究能够完全整合社会生态系统方法，多数研究仅停留在概念引用层面；即便将研究范围扩展至全球，符合标准的系统性研究也寥寥无几，且这些研究多聚焦于反馈机制、因果关系等单个系统属性，未能运用系统动力学模型，全面描述对虾养殖社会生态系统随时间推移的动态演化过程与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
研究团队进一步分析指出，社会生态系统方法在对虾养殖研究中的“缺席”，并非因为其适用性不足，而是受到多重现实因素的制约。首先，实施成本高、数据要求复杂是核心障碍——以系统为导向的研究，需要收集长期、多来源、多层次的数据，覆盖从养殖家庭、社区到供应链、治理机构的各个环节，仅数据收集与整理就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与时间投入。其次，当前对虾养殖研究多受到资助期限短、技术目标导向明确、跨学科能力不足的限制：多数科研项目的资助周期仅为1-3年，难以支撑长期的系统跟踪研究；研究团队多以水产技术、环境科学领域的学者为主，缺乏社会学、经济学、政策科学等学科的交叉协作，难以完成对社会生态系统的全面解析。此外，社交数据的可获得性差也是重要制约因素——涉及土地权属、利益分配、政策执行等敏感问题的社会数据，往往难以通过常规调研获取，进一步阻碍了社会生态系统方法的应用。
这种研究层面的失衡，对全球对虾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产生了深远的负面影响。要知道，亚洲地区的对虾产量约占全球的82%，该区域的养殖模式与发展路径，直接决定了全球对虾产业的可持续水平。实践已经证明，单纯依靠技术手段或生态保护措施，难以实现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可持续标准的落地、环境影响的减少，必须辅以完善的社会机制，如建立公平的利益分享体系，让小养殖户也能从生态养殖中获得收益；提高小养殖群体的话语权，使其能够参与到产业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中；增强信息透明度，为养殖户提供技术、市场、政策等方面的精准信息；加强跨部门协调，打破环保、农业、渔业等部门之间的壁垒，形成治理合力。而社会生态系统方法的核心价值，就在于能够将研究与实践的重点，从“减少单个养殖环节的环境影响”转向“提升整个对虾养殖系统的韧性”，实现生态保护、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的协同推进。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对虾养殖研究还存在一个明显的短板：大多数研究集中在地方或区域尺度，缺乏长期的跟踪随访研究，无法揭示对虾养殖社会生态系统随时间的演化规律。例如，珠海的“渔草共生”模式虽已取得显著成效，实现了尾水达标率提升20%-30%、养殖户增收超8000万元的良好效益，但目前的研究多聚焦于短期效果，缺乏对该模式长期生态影响、社会适应性、经济可持续性的跟踪分析。同时，在涉及生计保障、市场波动、土地利用冲突、养殖户行为等社会因素时，现有研究未能清晰解析社会因素与生态因素之间的双向互动关系——既没有阐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生态保护的成效，也没有揭示生态变化如何反作用于社区生计与产业发展。这种研究短板，导致当前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建议，往往是孤立的、以技术或管理为导向的，缺乏对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关联性的综合考量，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产业实际，也难以真正落地见效。
图3：对虾养殖社会生态系统组成部分（社会、生态和社会生态）的关键变量以及亚洲可持续对虾养殖管理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
针对上述知识差距与研究短板，该研究明确提出了未来对虾养殖研究与实践的核心方向——构建更具综合性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推动研究与实践的转型升级。首先，未来的研究必须打破学科壁垒，加强社会学、经济学、环境科学、水产科学等多学科的交叉协作，将虾农、养殖社区、产业链利益相关者的声音纳入研究与评估过程，避免“自上而下”的单一研究视角。其次，要强化社会学与跨学科研究方法的应用，增加定性研究的比例，通过长期跟踪调研、深度访谈、案例分析等方式，深入解析社会变量与生态变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机制，填补当前研究的空白。再次，要立足不同养殖区域的具体实际，构建差异化的研究数据体系，充分考虑各地区生态条件、养殖模式、社会结构、政策环境的多样性，避免“一刀切”的研究思路与解决方案。例如，针对内陆缺水地区，可重点研究宁夏循环水养殖模式的推广应用；针对沿海地区，可聚焦“渔草共生”“虾稻轮作”等生态模式的优化，以及红树林保护与对虾养殖的协同发展路径。
四、对虾产业未来的走向
研究提出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为未来的研究与实践提供了清晰的指引——该框架能够全面识别对虾养殖社会生态系统的核心组成部分，从养殖区域的生态条件、疫病风险、环境承载力，到产业制度、市场机制、政策环境，再到养殖社区的生计模式、社会结构、利益诉求，实现对整个系统的全方位解析。在此基础上，能够针对性地制定更具可行性、可操作性的解决方案，推动对虾养殖产业从“单一生产导向”向“生态-经济-社会协同导向”转型。例如，汕头大学等科研机构探索的多营养层级综合养殖模式（IMTA），通过整合鱼类、甲壳类、藻类等养殖物种，实现了能量循环利用与废物减排，正是社会生态系统方法在实践中的具体应用，为产业绿色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归根结底，对虾养殖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对社会生态系统的综合管理。这意味着，我们不能再仅仅将目光局限于池塘改造、品种改良、饲料优化等单一技术环节，而必须统筹兼顾生产活动、资源利用、社区发展与政策协调之间的内在关联。唯有将对虾养殖视为一个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通过多学科交叉研究、完善社会机制、强化跨部门协同，才能破解当前产业面临的生态破坏、社会失衡、可持续性不足等困境，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统一。
在全球粮食安全面临严峻挑战、气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的背景下，对虾养殖作为重要的蛋白质来源产业，其可持续发展不仅关乎产业自身的未来，更关乎全球生态安全与人类福祉。推动对虾养殖研究与实践向社会生态系统视角转型，不仅是Kazi Atiah Taiyebi团队的研究呼吁，更是全球对虾养殖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未来，随着社会生态系统方法的广泛应用，以及多学科协作的不断深化，我们有望逐步构建起更加可持续、更具韧性的对虾养殖体系，让这一产业在保障粮食安全、促进乡村发展、保护生态环境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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