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富贵 | 中科院知产硕士
今年两会关于“打工人”权益的话题成为焦点。
全国总工会办公厅原主任吕国泉,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对准了当前职场中普遍存在的超时工作问题。吕国泉明确提出,应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保障职工每周工作时长不超过44小时,特别是要重点解决中小微企业、互联网大厂及服务业中长期存在的单休、大小周以及无偿加班现象。陆铭则从宏观经济的角度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建议,指出缩短劳动时间、限制加班时长不仅是保障劳动者权益,更是开启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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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卷的职场生态
目前国内的超时劳动已经是普遍现象。
根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企业人均劳动时长已达到每周48.6小时,约38.7% 的人几乎每天都在加班。如果按照标准的8小时工作制计算,这相当于每个劳动者平均每周工作超过6天,远超我国法定标准。
更可怕的是,很多人深陷隐形加班的漩涡。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工作与生活的物理边界被逐渐打破。下班后的微信工作群消息、节假日的临时线上会议、居家期间的stand by,这些被包装成扁平化管理或敏捷办公的操作,实际上对劳动者休息时间进行了无限度的蚕食。
很多企业将这种随时在线视为理所应当,甚至将其美化为奋斗文化。陆铭教授表示,当下,加班已经成为一种“文化”或者“约定俗成”。但是这种“表演式加班”和“内卷式竞争”并没有带来相应的生产力提升。反而在这种高压环境下,劳动者的身心健康面临巨大挑战。长期超负荷运转直接导致了过劳、亚健康、失眠焦虑等问题频发,极端的新闻也屡屡冲上热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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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是再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
依据马克思主义原理,工人休息是再生产必不可少的环节,而列宁有更形象的阐述“不会休息的人也不会工作”。
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习惯于将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超长的劳动时间视为竞争优势,认为这是制造业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动力源。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这种模式已经显露出明显的局限性。陆铭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依赖“劳动密集型+出口导向”的追赶期,当人均GDP达到一定水平后,经济增长的瓶颈不再是生产能力不足,而是消费需求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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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需要两个基本的要素:钱和时间。现在的情况是,许多职场人也许有一定的收入积累,却因为严重的“时间贫困”而无法进行消费。无论是旅游、餐饮、文化娱乐还是体育健身,都需要消费者投入大块的闲暇时间。当所有人都被困在写字楼和工厂里加班时,服务业的市场需求就被人为地抑制了。
限制加班、落实双休,本质上是在释放巨大的内需潜力。如果劳动者拥有完整的周末和合理的下班时间,他们就会走出家门,去餐馆吃饭、去商场购物、去景点旅游、去健身房锻炼。这种消费需求的释放,会直接带动服务业和相关制造业的增长,从而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和就业岗位,形成“有闲消费—需求增长—企业盈利—增加就业”的经济良性循环。
此外,缩短工时对劳动力的素质提升至关重要。在产业升级的背景下,简单的重复劳动价值越来越低,创新和技能提升成为关键。而这恰恰需要学习的时间。如果一个员工每天加班到深夜,回家只能倒头大睡,他根本没有精力去学习新技术、新语言或提升学历。
长时间的机械性劳作会磨灭人的创造力和学习能力,最终导致人力资本的贬值。正如陆铭所言,真正的竞争力依靠的是高效协作与技术创新,而非无底线地消耗人力。让劳动者从繁重的加班中解脱出来,拥有自我提升的时间,从长远看是为国家储备更高质量的人才资源。
严格执法,提高企业违规成本
解决加班问题不能靠企业“良心发现”,需要法律的刚性约束。
吕国泉和陆铭两位委员提出的方案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吕国泉建议严格按照《劳动法》规定,规定每周工作时间不超过44小时的上限,对当前普遍存在的大小周和单休制度进行清理。陆铭则建议严格落实加班费支付制度,如果超出劳动时间还不能下班,就必须支付高额的加班费,用经济手段倒逼企业提高效率。对于“隐形加班”的界定需要更加清晰,将非工作时间的线上工作明确纳入劳动时间范畴,让“随时待命”也有价可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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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目前的严控加班并非推行缩短工时,《劳动法》早就将8小时工作制写入其中,现在要做不过是将把纸面上的落实到现实中。告别“内卷式”加班,让职场回归理性,让劳动者回归生活,这不仅是对个体权益的尊重,也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途径。#头条精选-薪火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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