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自上世纪70年代至今的美国霸权与之前欧洲殖民者占领殖民地获取生产原料和商品输出市场的最大区别是美元霸权，而美元霸权的支撑物即是石油。石油美元的建立支撑着美元霸权的基础，进而也是美式霸权的基础。这种基础就决定了美国对外战略的重点就在中东地区，同时也决定了谁要是敢于动摇这种基础，美国将不惜动用军事手段对其惩罚。这也是美国在中东发动历次战争的基本逻辑根源。但是正所谓“山川草木间，日月交替移”。世上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霸权的兴衰亦是如此。建立在石油美元之上的美式霸权使美国能够开动印钞机轻松收割世界财富的同时，也使美国在坐享不劳而获的过程中导致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实体经济的逐步萎缩，这种萎缩则不可避免的造成了美国在全球竞争力的下降，并使特朗普不得不以关税的手段加以制止和保护。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换言之，战争是服务于政治的。如果说昨天的美国发动历次中东战争，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石油美元的地位进而收割世界财富。那么今天走入“闭关锁国”并高呼“让美国再一次伟大”的特朗普所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所服务的对象，从性质上来说就不仅仅是为了维护石油美元霸权，更是配合美国内政改革和全球性战略收缩的关键举措。
一、 战争服从于战略，战略服从于政略
我们观察和分析一个国家外交政策的转变，一定要看国内政治的基本需求。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对外政策是为国内政治、经济、社会目标服务的，而不是“为了外交而外交”。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第二次入主白宫后，在国内进行了一系列的内政改革，而外交政策的转变则是配合着内政改革需求的转变。如果我们仅仅从对外政策的转变这一个方面来看特朗普的“新战略”极有可能会陷入一叶障目的窠臼之中。
特朗普内政改革的重点对象即是在美国实体经济萎缩过程中而大获其利的华尔街财团，如发布行政令将 SEC、CFTC 等独立金融监管机构纳入白宫监管。在这种“强硬干预”和“施压”的方式初见成效后，对外即开始推出新的关税新政。大规模向各国提高关税，提高关税的目的就是要以这种“自我保护”的方式倒逼和引导逐步萎缩的实体经济的复苏，进而提高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提升全球的竞争力。
从国内战略来看，特朗普政府的核心目标是重振美国实体经济、推动制造业回流、恢复工业竞争力。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华尔街金融资本集团的过度影响，降低美国对石油美元霸权的路径依赖，摆脱长期以来“金融化、虚拟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的困境。石油美元体系与华尔街资本的结合，长期导致美国资金过度流向金融投机领域，挤占了制造业发展空间，抬高了国内生产成本，因此弱化石油美元、减少中东战略消耗，成为美国实体经济复兴的必要前提。
当我们看到这个基本的大前提，再对特朗普政府此次对伊朗实施的军事打击进行分析，就能判断出大致的战略走向。此次特朗普政府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与布什政府在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进行比较，其在性质、目标与战略逻辑上存在本质区别。2003年伊拉克战争是美国为巩固石油美元体系、控制中东石油资源、推行新自由主义扩张而发动的全面占领式的战争；而当前特朗普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并非为维护石油美元，而是美国全球战略收缩背景下，为服务国内实体经济振兴、摆脱旧霸权束缚而采取的有限的军事行动。
有的同志可能会迷惑不解，既然是战略收缩，那么发动这场战争的意义在何处呢？一边战略收缩一边又要在万里之外开动战争机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收缩并不等于放弃中东，打击伊朗是为了稳住中东基本盘，不至于使美国收缩战略形成之后出现伊朗趁机在中东地区的扩张。也就像1973年1月27日，美越签订《巴黎和平协定》宣布了美国在越南的停火和撤军，而美国却在协定签字一个月前的1972年12月18日至29日发起了对越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轰炸。尼克松下令对越南进行史上最大规模的轰炸，其目的不是为了消灭北越政权，而是为了使身处巴黎的基辛格在与黎德寿的谈判中处于更有利的位置，进而使美国能够体面的从越南抽身。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也就基本可以判断出美国此次对伊朗动武的动机和性质，这种动机和性质也就决定了伊朗及中东未来局势的大体方向。这绝不是很多网络专家所说的“中东格局的颠覆”乃至“世界格局的重塑”之类的云云。昨天的小布什三军出动并动用了大量地面部队进入并占领了伊拉克，同时还扶持了亲美政权，最后是什么样的的结果大家也都看到了。更何况今天特朗普所动用的美军力量和规模与当年的小布什对伊拉克所动用的力量和规模相比，完全不在同一个层级之上。目标决定手段，这是最基本的常识。全副武装一个班的士兵去抢劫一个银行的储蓄所还说的过去，但要是去抢劫国家金库那不是天方夜谭是什么？如果这个班的某个士兵“很幸运”的用狙击枪远距离的射杀了国家金库的负责人，就能说成功颠覆或抢夺了国家金库，这同样不是荒谬之言又是什么？
二、 美以“生死同盟”掩盖下的战略对立
可能有些同志会发出这样的疑问，即使美国为了自身的国家战略而在中东进行战略上的收缩，与其命运与共的以色列会轻易放其收缩吗？抑或是美国为了这位唇亡齿寒的盟友会轻易收缩吗？这里我们就要看一看美以两国究竟是不是“命运与共”和“唇亡齿寒”的关系。
现在很多同志在讨论以色列和美国的关系时，总认为他们是天然的“生死同盟”以及犹太资本对美国的控制，使得美国为了以色列可以得罪全世界，更有甚者把以色列和美国定义为“父子关系”。其实，这都没有抓住美以两国关系的本质。
1948年以色列建国，美国虽然承认其独立但并未直接提供军事援助。因为这时的美国对中东的战略主要是排除英法等传统的欧洲势力在此区域的影响，所以在1956年爆发的第二次中东战争即苏伊士运河战争中，不惜拉上冷战时期的对手即社会主义阵营的总司令苏联一起携手把英法和以色列组成的“三国联盟”逐出了该地区，使以色列想依靠英法的力量控制西奈半岛的野心成为了泡影。关于这一点，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有过丰富斗争经验的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看得非常清楚。他说：“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争夺市场的斗争以及它们想把自己的竞争者淹死的愿望，在实践上是比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更为剧烈”。【1】斯大林的这句话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深刻揭露，也是指导我们研究和分析帝国主义国家所谓“盟友”本质的理论基础。
我们不能忽视这一事件对中东格局乃至世界格局的影响。这次事件使得中东霸权从此彻底从欧洲转移交到了美国的手中。通过这次事件也让以色列认识到没有美国的支持，以色列则无法在中东长期立足。更使英法意识到仅凭自身的实力再也无力单独主导国际事务，必须走联合自强的道路，因此推动了后来欧共体乃至于欧盟最终的形成。
美国与以色列真正的“生死同盟”关系，是从1973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建立的，因为这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和石油美元建立的时间节点。随着支撑美国霸权的支柱转向了石油，美国核心战略力量的重点方向也就从欧洲和亚太转向了中东。石油美元的建立支撑着美元霸权的基础，也是美式霸权的基础，更是美国中东战略的基础。
那么怎样维护这种基础呢？美国除了与部分中东国家——比如沙特和卡塔尔——建立盟友关系，同时鉴于阿拉伯世界自身复杂的民族和宗教派别之间的关系，美国需要在中东地区再扶植一个既能维护美国利益，又能监督和威慑上述盟友以防背离美国利益的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以色列。
这样我们也就明白了以色列在美国全球霸权中的地位和作用，这也是美国宁可在极端孤立的情况下也要坚决支持以色列的主要原因，因为这事关能否支撑美元霸权的核心利益。一个需要在支撑其霸权支柱的核心地区有一个“打手”和“监工”，一个想借助其霸权力量实现在中东地区进一步巩固和扩张，二者利益的高度一致性使其产生了“共生共荣”的利益共同体。
但是，需要指出的是，美国和以色列上述“生死同盟”关系的产生和维持，是建立在两国战略利益不变甚至加深的基础上。倘若一国的战略利益出现了变化，这种所谓的“生死同盟”还会永远的坚如磐石吗？美国为了加强实体产业而被迫进行战略收缩，对于这种战略收缩美国以“就近原则”攫取资源为补偿，能够把昔日关系最为紧密的“盟国”并以美国为“萧规曹随”的加拿大定位为吞并的猎物。难道在美以两国核心利益相左的情况下，今天在加拿大身上发生的情况不会在明天以不同的方式在以色列身上重现吗？
与美元霸权这种核心利益“共生共荣”的以色列最清楚现今美国的“身体状况”。在美国国力出现大幅度下降，在全球出现战略收缩之际，抓住落日的余辉实现其在中东的进一步巩固和扩张，则是以色列需要堵上国运也要实施的关键一招。这就是以色列借助“阿克萨洪水”行动以来，加大对巴勒斯坦的攻击并逐步拆解抵抗之弧进而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的基本逻辑。
明乎此，我们就知道美以两国所谓“生死同盟”这种含金量的成色为几何，也就进一步的明晰了美国涉足此次对伊朗军事行动的程度。而这种程度也就决定了此次战争对中东地缘政治产生的变量是有限的，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的变量则更是相对有限。
三、在百年变局中实现祖国的完整统一
1959年3月4日，毛泽东主席同美国共产党中央书记杰克逊谈话时说：美帝国主义看来好像很强，实际上也是帝国主义中最强的，但也很弱。它扩张得大，力量就越分散，反对的人也就越多，这样，事情就会向它的意愿的反面发展了。美国就好像一个用双手抱着一大堆鸡蛋的人一样，鸡蛋堆得满满的，可是一动都动不得，稍一动鸡蛋就掉下来了。【2】
请注意，毛泽东主席说这段话的时候正是美国国力如日中天之时。此时的美国可曾想到十年后即1969年上台的曾经极端反共的尼克松总统会因美国国力的衰落和越战的泥潭所困，能“屈尊”来北京与昔日的敌人毛泽东进行握手言和？
今天的特朗普估计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看到了美国所展现出的这种战略窘境。2025年5月13日，特朗普在沙特首都利雅得演讲时说：“近年来对于美国人来说，历届总统总是有一种观念，就是喜欢调查外国领导人的灵魂，总喜欢用我们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伸张正义”。而“审判是上帝的工作，而我作为总统的工作，是捍卫美国，促进稳定、繁荣与和平的根本利益”。
特朗普所谓的“审判”和“上帝的工作”就是多年来造成美国衰落的主要原因。而他所谓的“总统的工作”其内容的潜台词就是与美国国力相匹配的战略收缩。这里顺便说一句，极有可能以色列及其内塔尼亚胡嗅出了特朗普在利雅得这段讲话的玄外之音，而开始着手做好相关准备并于一个月之后的6月13日凌晨，对伊朗进行了代号为“狮子的力量”的大规模空中袭击。以此来拉住美国在中东的持续投入。而最近伊朗骚乱于2026年1月初达到顶峰，并与爱泼斯坦文件于2026年1月底大规模解密时间的高度同步，不得不让人产生深度的联想，同时也就不难分析出此次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有多少比例是出自美国决策层的自愿。中国有句古话：“强扭的瓜不甜”。而以色列递来的这根“苦瓜”实在是“寒性太重”，吃的适量问题不大，过量食用则会让美国“脾胃受伤、犯恶心、拉肚子”最后“病来如山倒”。
不仅如此，作为美国曾经的盟友，在2025年9月22日纽约联合国总部召开的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落实“两国方案”高级别国际会议上，法国、比利时、卢森堡等6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而就在一天前，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葡萄牙也一致作出了同样的决定。这次欧洲携手承认巴勒斯坦国，不仅是对衰落的美国进行的一次集体跳反，更是对1956年苏伊士运河事件中美苏携手将英法驱逐出中东的历史报复。
如今天不假年同时又内外交困的特朗普，一边在得罪美国“深层政府”即华尔街资本集团，一边又在得罪“欧洲盟友”，同时又被所谓的“生死同盟”的以色列所深度裹挟的情况下。唯一可选择的正确方向就是与中俄这样的大国改善关系并加强战略互信，是美国可以跳出困局的正确之道。否则，美国的前景是非常不妙的。我想这也是特朗普在众多场合所公开表达出急于访华的原因所在。
当然，这样的方式必须是尼克松当年对待毛泽东的方式才行。而不能像张伯伦对待斯大林那样既想占便宜又不愿“让利”，抱着小利不放的滑头心态。张伯伦这种既要联苏反德，又在《慕尼黑协定》中出卖苏联，既要苏联担责，又不给予苏联同等的安全关切。这种既要还要的“小聪明”做派使得反德同盟彻底破产，使英国最先在孤立中独自面对德国的军事打击。
与尼克松当年一样，相对务实且规矩的与毛泽东打交道，使美国得以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抽身以及面对苏联扩张的从容。今天的特朗普也需要在与中国寻求合作的交往中，理解和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与合理关切。汲取张伯伦当年对苏联两面三刀的滑头做派而使英帝国产生颠覆性灾难的历史教训。不要当面说着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背后又给极右翼势力执政的日本进行“战略松绑”。
特朗普只要稍微了解一下亚太地区这一百年的历史就会明白，真正主动向美国宣战并用欺骗的阴谋手段甚至打进美国领土的国家就是这位看似听话和忠诚的“盟友”日本。可以想象，美国如果一旦出现如上所说的“病来如山倒”又或是在亚洲和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类似上世纪初有利于日本而不利于中国的地缘政治态势，那么甩开“盟友”身份的束缚并再次向美国发难和报复的一定还是日本。
而中国则要在这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抓住机遇，发扬中国共产党人的伟大历史主动精神，实现祖国的完整统一，以更加雄健的姿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注释：
【1】 斯大林：《对于一九五一年十一月讨论会有关的经济问题的意见》，《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65页。
【2】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6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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