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让生态修复从法律条款转化为具体司法行动

□ 张志辽

重庆立足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建设核心使命，以执法司法协同为抓手，探索出劳务代偿、以碳代偿、“技改抵扣”等生态修复新方式，构建起专业化审判、跨区域协作、一体化检察等司法保护新机制，助力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在实践中落地生根，更从法律适用空白填补、制度体系细化、流域治理协同等维度，为我国生态环境法典编纂与生态环境法律体系迭代完善，提供了鲜活的地方实践样本，推动生态环境法律从原则性规定向精细化实操、从“单一惩戒”向“惩修并重”、从“区域分治”向“流域共治”转型。

我国现行生态环境法律对替代性生态修复、“双碳”目标下生态责任承担等新场景的规定多为原则性条款，缺乏具体适用标准和操作流程。重庆以个案探索填补了法律适用空白：以碳代偿实践将碳汇减排量纳入生态损害替代性修复范畴，明确其适用条件、核算标准与交易流程，让“生态服务功能损失”成为可量化、可执行的法律责任；“技改抵扣”制度开创“环保投入抵偿生态损害”司法先例，相关案例入选最高法指导性案例；劳务代偿机制则丰富了生态责任承担方式，弥补了传统“植树补绿”在山地、库区等场景的局限性，让修复责任更贴合基层治理实际。

现行生态环境法律体系对生态修复义务规定笼统，在执行中容易出现“罚了就放、只罚不修”的问题。重庆的司法实践紧扣“保护生态、修复环境”的立法核心，让生态修复从法律条款转化为具体司法行动。一方面，通过劳务代偿、以碳代偿、司法修复林建设等多元方式，落实“谁破坏、谁修复”原则，推动生态破坏者从违法者转变为环境守护者；另一方面，将生态修复与案件审理、裁判执行深度融合，把修复完成情况作为量刑、缓刑适用的重要考量因素，强化修复义务的法律约束力。这些实践让生态环境法律的价值取向向“实质性修复生态”转变，为生态修复制度的体系化构建，明确了“多样性、适配性、实效性”的实践范式。

长江流域生态保护的整体性、跨区域性，与“区域司法标准不一、部门衔接不畅、流域治理分散”的问题形成矛盾，导致“上下游不同判、行刑衔接有缝隙”等问题。重庆以“全域协同护江”为核心的司法创新，打破了地域和部门壁垒：构建公检法行刑衔接机制，通过线索移送等方式，明确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的衔接标准，破解“以罚代刑”难题；打造“长江生态检察官”制度，实现公益诉讼检察为主导的刑事、民事、行政检察一体化履职，将保护范畴拓展至“生态+人文”双重保护；推进跨区域司法协作，与湖北、四川、湖南等地法院建立协作机制，出台“锰三角”司法碳汇跨省协作规则等，破解流域生态治理碎片化问题，为生态环境法典中流域生态协同保护制度的设立提供了实践支撑。

环境资源案件的专业性、复合性，对司法审判专业化提出更高要求。重庆在全国率先建立三级法院纵向全覆盖的环境资源审判组织体系，成立环境资源法庭实现全市环境资源要素全流域集中管辖，从制度层面破解难题：通过专业化审判统一区域内案件裁判尺度，提升了法律适用的确定性；将司法保护延伸至特殊生态资源领域，创新千年古树司法守护人制度，建立“属地+属案”协同保护机制，细化了生物多样性、自然人文生态资源的保护规则，为生态环境法典中环境资源案件管辖规则、裁判标准的统一提供了地方经验。

生态环境法典（草案）将在十四届全国人大第四次会议上进行审议，这必定是我国法治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里程碑事件，对固化包括重庆环境司法探索在内的诸多实践成果，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发挥着奠基性和统领性作用。

重庆作为长江上游生态屏障关键区域，其司法实践直面三峡库区消落带治理、长江十年禁渔、“双碳”目标下企业绿色转型等本土化难题，所有创新做法均源于实际治理需求。这些扎根实际的探索，为生态环境法典编纂提供了本土化、场景化的实践素材，推动法典条款从“普适性规定”向“分区域、分场景的精细化规则”发展，提升了生态环境法律体系的实操性和本土化适配性。

（作者系国家首批一流本科课程环境资源法学负责人，西南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生态法学院）教授）（张志辽）

（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