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曦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拍片。
不是医院那种拍片。是杂志社的封面大片,在城郊一个摄影棚里,模特穿着当季新款,站在灯光底下,摆出各种姿势。她是责任编辑,负责盯现场,手里拿着对讲机,眼睛盯着监视器。
手机震了。她看了一眼,是家里。
她按掉。
又震。还是家里。
她走到角落,接起来。
“曦曦,你爸……”
电话那头是厂里的会计,老刘,说话的声音在抖。
“刘叔,怎么了?”
“你爸在车间晕倒了,现在在抢救,你快回来。”
她挂了电话,站在原地,愣了两秒。然后扔下对讲机,往外跑。
身后有人在喊她,她没回头。
父亲没抢救过来。
脑溢血。从发病到走,不到六个小时。她赶到医院的时候,人已经推进太平间了。
她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门,浑身发抖。
母亲在旁边哭,哭声像一根针,一下一下扎在她心上。
她没哭。她只是站在那里,看着那扇门。
办完后事,她回了一趟杂志社。
主编把她叫进办公室,说了很多话。大意是:节哀,保重,等你调整好了再回来。她听着,点头,然后从包里掏出辞职信,放在桌上。
主编愣了一下。
“陈曦,你想清楚了?你在这个行业做了八年,好不容易做到这个位置……”
“想清楚了。”
她站起来,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机械加工厂在城郊,开了三十年。
父亲从一台旧车床干起,干到现在的规模:三十几个工人,两排厂房,年产值两千多万。在这座城市,不算大,但也算站住了脚。
但她从来没踏进去过。
小时候,父亲说车间危险,不让她去。长大了,她在城里上班,做时尚杂志,和那些机器隔着十万八千里。父亲偶尔打电话,问她在做什么,她说拍片子、看秀、采访明星。父亲听不懂,但每次都说好,说闺女有出息。
她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她会站在这里。
厂房的铁门开着,里面传来机器的轰鸣声。她走进去,那些声音一下子涌过来,震得耳膜发麻。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机油味,地上全是铁屑,踩上去嘎吱嘎吱响。
工人们正在干活,有人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下头去。
她往前走,走到车间中间,停下来。
一个老师傅正在车床旁边抽烟,看见她,把烟掐了。他上下打量了她一遍,从头到脚。她穿着从城里回来的那身衣服,大衣、高跟鞋、包上挂着一个小毛球。
老师傅没说话,但那个眼神她看懂了。
那眼神说:你来干什么?
她站了一会儿,开口:
“师傅,我姓陈,陈建国的女儿。”
老师傅点了点头。
“我知道。”
“以后厂里的事,我来管。”
老师傅又看了她一眼。这次打量得更久。然后他从兜里掏出烟盒,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
“女娃娃懂什么?”
他把烟灰弹在地上。
“我们这机器一响,黄金万两。你拿个指甲油瓶子来比划?”
旁边几个工人笑了起来。声音不大,但够她听见。
她站在那里,没动。
等笑完了,她说:
“师傅,明天我再来。”
她转身走了。
第二天,她换了身衣服。
牛仔裤、旧棉袄、一双从家里翻出来的劳保鞋。头发扎起来,脸上什么也没擦。她站在车间门口,对着那个老师傅说:
“从哪开始?”
老师傅看了她一眼,没说话,指了指墙角那台车床。
她走过去,站在那台机器面前。轰鸣声就在耳边,一下一下震着。她伸手摸了摸那个冰冷的铁家伙,指尖沾上一层灰。
老师傅走过来,站在她旁边,又点了一根烟。
“想学?”
“想学。”
他把烟叼在嘴上,开始讲。
那三个月,她没出过厂门。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和工人一起上班。中午在食堂吃饭,和工人坐一桌。晚上八点下班,回办公室继续看图纸。
图纸看不明白,就拿着去问。问老师傅,问年轻工人,问技术员。有人愿意教,有人不愿意。不愿意的,她就站一边看,看懂了再走。
手上的伤没断过。
第一天就被铁屑划了一道,血珠子冒出来,她用纸巾包住,继续干。后来是烫伤,是砸伤,是磨出来的水泡。那些伤一层叠一层,结痂、脱落、再结痂。
她的手变得粗糙了。指甲缝里总有洗不掉的机油。她看着那双手,有时候会想起以前的手,那些涂着护手霜、戴着戒指、在灯光底下翻杂志的手。
没什么可惜的。
三个月后,她站在那台数控机床前面,输入参数,按下启动键。机器开始运转,一切正常。
老师傅站在后面,看着。
她转过身,走到他面前。
“师傅,这台机器,我会开了。”
老师傅没说话,把烟掐了。
“图纸呢?”
她拿起一张图纸,摊开,指着上面的几个地方,一条一条讲。尺寸、公差、材料、工艺。讲完了,抬起头。
老师傅看着她,眼神和三个月前不一样了。
“谁教的?”
“你们。”
他笑了一下。是那种很短的笑,刚露出来就收回去了。
“还行。”
他转身走了。
后来她才知道,那是老师傅这辈子夸人的最高级别。
厂里最大的订单丢了,是在第六个月。
客户是个老客户,合作了十几年。突然说不续约了,问为什么,那边支支吾吾,最后传过来的消息是:被隔壁市那家厂抢走了,价格比我们低三成。
订单没了,厂里三分之一的活没了。
工人开始闲下来,有人坐在车间里发呆,有人凑在一起抽烟。老师傅站在门口,看着外面的天,一根接一根地抽。
陈曦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对着电脑,看了三天。
第四天,她出来,找到老师傅。
“师傅,我要去趟德国。”
老师傅愣了一下。
“德国?去干嘛?”
“谈客户。”
她把电脑转过去,给他看屏幕上的资料。全是英文的,他看不懂。但他看见了那个logo,蓝底白字,世界500强。
“你认识人家?”
“不认识。”
“那怎么谈?”
“先去了再说。”
老师傅看了她很久。烟烧到手指,他才回过神来,把烟头扔了。
“什么时候走?”
“明天。”
“一个人?”
“一个人。”
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后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
德国那趟,她待了十天。
十天里,她见了三拨人。第一拨拒绝了,第二拨犹豫了,第三拨,终于肯坐下来谈。她拿着资料,一份一份讲,从生产能力讲到技术参数,从质量控制讲到交货周期。英语流利,数据扎实,态度不卑不亢。
最后一轮谈判,对方问了一个问题:
“你们厂,最大的优势是什么?”
她想了想,说:
“我父亲做这个做了三十年。我从去年开始接手。我们厂的工人,有二十年的老师傅,也有刚毕业的大学生。机器是最新的,技术是过硬的。但最大的优势,是我。”
对方看着她。
“因为我站在这里,就代表我不会放弃。”
签合同那天,她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不是以前的那些,是在德国临时买的,一件白衬衫,一条黑裤子。简单,但干净。
她飞回来,落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她没回家,直接去了厂里。
车间还亮着灯。工人们都没走,站在门口等着。老师傅站在最前面,手里还夹着烟,看见她下车,把烟掐了。
她走过去,站在他们面前。
没人说话。
她从包里掏出那份合同,打开,举起来给他们看。上面是德文,他们看不懂,但那个logo他们认识——蓝底白字,世界500强。
有人开始鼓掌。一个人,两个人,然后所有人。
老师傅站在那里,没动。
她走过去,站到他面前。
“师傅。”
他看着她。
“这机器响的,”她说,“以后不只是黄金万两。”
她顿了一下。
“还有星辰大海。”
老师傅没说话。他看着她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他把手伸进兜里,掏出烟盒,递到她面前。
“抽吗?”
她摇了摇头。
他自己点上一根,吸了一口,慢慢吐出来。
“你爸要是还在,”他说,“肯定得喝两杯。”
她笑了一下。
那天晚上,她一个人坐在车间里。
机器都停了,安静得很。只有头顶的灯还亮着,照在地上,照在那些铁家伙上。她坐在一张旧椅子上,看着那些机器,看了很久。
手机响了。是母亲发来的微信:
“回来了吗?饭在锅里热着。”
她回:马上。
站起来,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
那些机器安静地站在那里,一排一排的,在灯光底下泛着冷光。她想起父亲说过的话:机器是有感情的,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好。
她转过身,走出门去。
外面是黑夜。厂房的灯还亮着,在黑暗中照出一小片光。她站在光里,抬起头,看了一眼天。
天上有星星。
很多。密密麻麻的。
她看了很久,然后低下头,往家的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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