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1年的冬天，那个瘦小的女孩每天都会从书包里掏出三个窝头，悄悄塞到我手里。
她说她不饿，可我分明看见她中午只喝了一碗白开水。
二十四年后，我开着价值千万的劳斯莱斯穿过熟悉的街道,准备去参加一场商业晚宴。
红绿灯前，我无意间瞥见路边那个佝偻着身子炸油条的身影——那张脸，即使被岁月侵蚀得满是沧桑，我也不会认错。
我猛踩刹车，车子停在了她的摊位前。
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茫然，随即垂下了头。
我推开车门走向她，心跳如鼓。
当她战战兢兢地邀请我去她家坐坐时，我看见了那个改变一切的东西，整个人如遭雷击...
1981年的冬天，北风呼啸着穿过华北平原上的小村庄。
我们村子的小学是一排低矮的土坯房，窗户上糊着发黄的窗纸，冬天漏风得厉害。
教室里唯一的取暖设备是墙角那个用废铁桶改造的炉子，烧的是孩子们从家里带来的玉米秸秆。
我叫张建国，那年八岁，刚上小学二年级。父亲在村里的砖窑厂做工，一个月挣二十多块钱，要养活我和七岁的妹妹。
家里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一年到头吃不上几顿白面馒头，更别说肉了。
记得那是开学后的第三天，班主任王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新同桌——李秀珍。
她比我矮半个头，瘦得像根豆芽菜，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袖口和领口都打了好几个补丁。
她的眼睛很大，睫毛很长，但总是低着头，不爱说话。
第一次和李秀珍说话，是在一个飘着雪花的早晨。那天我起晚了，没来得及吃早饭就往学校跑。
到了教室，肚子饿得咕咕叫，我趴在桌子上，手按着肚子，难受得要命。
李秀珍侧过头看了我一眼，犹豫了一下，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用花布包着的东西。她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里面是三个玉米面窝头，还冒着热气。
“给你。”她把其中一个窝头塞到我手里，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我愣住了，看着手里还带着温度的窝头，闻着那股玉米面特有的香味，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可我知道，那年头家家都穷，谁家的粮食都不够吃，这窝头应该是她的早饭。
“我不要，你自己吃吧。”我把窝头推回去。
“我...我不饿。”李秀珍转过头，不看我，“你吃吧，要不凉了。”
我的肚子又咕噜叫了一声，李秀珍听见了，脸红了红，把窝头又往我这边推：“快吃吧，一会儿老师来了。”
那个窝头我记了一辈子。粗糙的玉米面里混着一点白面，应该是她妈妈特意这么做的，让窝头更筋道一些。我狼吞虎咽地吃完，整个身子都暖和起来了。
从那天起，李秀珍每天都会给我一个窝头。起初我还推辞，后来她就直接放在我桌子上，也不说话。
我知道她家里也不富裕，甚至比我家还要困难。她的父亲李大山在村东头的木匠铺做工，母亲常年有病，家里还有两个更小的弟弟。
按理说，她家的日子比我家还紧，可她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口粮分给我呢？
有一次，我忍不住问她：“秀珍，你为啥对我这么好？”
她愣了一下，眼神有些闪躲，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因为...因为我妈说了，同学之间要互相帮助。”
这个回答让我半信半疑。我观察了好几天，发现李秀珍每天中午都不在教室吃饭，而是跑到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
我悄悄跟过去，看见她蹲在一棵老槐树下，从书包里拿出一个窝头，掰成很小的块，一点一点地往嘴里送，然后就着雪水咽下去。
那天她只有两个窝头，第三个给了我。
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差点掉下来。从那以后，我每次接她的窝头时，心里都沉甸甸的。
我暗暗发誓，等我长大了，一定要好好报答李秀珍，让她过上好日子。
可那时的我太小，根本不知道，李秀珍对我的好，远远不是简单的同学情谊那么简单。那些窝头背后，藏着一个我做梦都想不到的秘密。
冬天过去，春天来了。李秀珍依然每天给我带窝头，有时候是玉米面的，有时候是高粱面的，偶尔还能吃到掺了一点白面的。
我注意到，她越来越瘦了，脸色也越来越苍白，走路时经常一阵踉跄，好像随时都会倒下去。
有一次上体育课，我们在操场上跑步，李秀珍跑着跑着突然倒在了地上。我和几个同学赶紧把她扶起来，她的嘴唇发白，额头上全是冷汗。
“秀珍，你怎么了？”我紧张地问。
“没...没事，就是有点头晕。”她虚弱地笑了笑，想要站起来，可腿一软又坐了下去。
班主任王老师赶过来，摸了摸她的额头，又看了看她的脸色，叹了口气：“这孩子，是不是又没吃饭？”
李秀珍低下头，不说话。
王老师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塞到她手里：“去小卖部买点吃的，别老饿着肚子，身体要紧。”
那天放学后，我看见李秀珍拿着那两毛钱，没有去小卖部，而是直接往家跑。第二天，她书包里多了半包玉米面，应该是用那两毛钱买的。
我越来越好奇，李秀珍家里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她宁可自己挨饿，也要每天给我带窝头？为什么她拿到钱不给自己买吃的，而是买粮食回家？
这个疑问在我心里越积越深，像一块石头压在胸口。我想问她，却又不知道该怎么开口。
李秀珍似乎察觉到了我的疑惑，每次我想问的时候，她就会赶紧转移话题，或者低头做作业，不给我问的机会。
进入三年级后，李秀珍依然是我的同桌。她的成绩特别好，尤其是语文和数学，每次考试都是班里的第一名。
王老师经常在课堂上表扬她，说她将来一定能考上好学校，有出息。
可是李秀珍听到这些话，从来不高兴。她只是淡淡地笑一笑，然后继续低头做作业。
有一次，王老师当着全班的面说：“李秀珍，你这么聪明，将来一定要好好读书，考上大学，给咱们村争光。”
李秀珍的眼圈突然红了，她咬着嘴唇，使劲点了点头，可眼泪还是掉了下来。我看见她偷偷用袖子擦眼泪，心里一阵难受。
那天放学后，我终于忍不住问她：“秀珍，你为啥哭了？老师表扬你，不是好事吗？”
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悲伤：“建国，你说，是不是所有人都能读书？”
“当然啊，只要想读，就能读。”我理所当然地说。
她摇了摇头：“不是的。有些人，就算再想读书，也读不了。”
“为什么？”
“因为...因为家里没钱。”她低下头，声音越来越小，“建国，你知道吗？我家里真的很穷很穷。我爸爸做木匠，一个月只能挣十几块钱，我妈妈又生病，家里还有两个弟弟。我妈说，等我上完小学，就得去城里打工挣钱，供弟弟们读书。”
我愣住了。我从来没想过，李秀珍有一天会不读书。
在我看来，她那么聪明，成绩那么好，肯定能一直读下去，考上县里的重点中学，然后考大学。
“那...那你不读书了，怎么办？”我结结巴巴地问。
“没办法。”她苦笑了一下，“我是女孩子，早晚要嫁人的。我弟弟们是男孩，得让他们读书，将来好养活爸妈。”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了为什么李秀珍总是那么忧伤。
她的未来已经被注定了，不管她多么努力，多么聪明，都改变不了要辍学打工的命运。
“秀珍，我以后挣了钱，一定帮你。”我认真地说。
她看着我，眼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最后还是笑了：“好，我等着。”
那个春天，李秀珍的身体越来越差。她经常在课堂上走神，有时候王老师叫她回答问题，她都没听见。
王老师开始担心她，几次找她谈话，问她是不是家里有什么困难，需不需要学校帮助。
李秀珍每次都摇头，说没事。可我知道，她在硬撑。
有一天中午，我又偷偷跟着她去了学校后面的小树林。
这次她没有吃窝头，而是把窝头掰碎了，喂给一个更小的孩子。那个孩子大概只有五六岁，穿着破破烂烂的衣服，光着脚，脸上脏兮兮的。
“姐姐，我饿。”小孩子抓着李秀珍的衣角，可怜巴巴地说。
“来，吃吧。”李秀珍把窝头全部给了他，自己只是拿着一个空碗，到水井边打了一碗水喝。
我躲在树后，看着这一幕，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李秀珍自己都吃不饱，却还要把仅有的食物分给别人。她到底是怎么想的？
我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李秀珍家里那么困难，却还要每天给我带窝头，还要帮助其他更小的孩子。
她的善良让我感动，也让我更加疑惑，她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个疑问一直藏在我心里，直到二十多年后，我才知道答案。
三年级下学期，村里来了一个外地人，说是要收购木料。
李秀珍的父亲李大山接了一笔大单，要在一个月内做出二十套家具。那段时间，李大山每天从早忙到晚，连饭都顾不上吃。
李秀珍也跟着忙。她每天一放学就往木匠铺跑，帮父亲打下手，递工具、扫木屑、刷漆。她的手被木刺扎得到处是伤口，可她从来不喊疼。
有一次我去木匠铺找她，看见她蹲在地上，用一块破布包着手指，布上渗出了血。我问她疼不疼，她摇摇头说：“不疼，习惯了。”
可我分明看见她眼里含着泪。
那个月，李秀珍瘦得只剩一把骨头。她的脸颊凹陷下去，眼窝也深了，走路时脚步虚浮，好像一阵风就能把她吹倒。可她还是每天给我带窝头，一个都不少。
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有一天我把窝头还给她，说：“秀珍，你别给我带了，我家里有吃的。你自己吃吧，你都瘦成这样了。”
她愣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慌乱：“你...你是不是嫌弃我了？嫌我家穷？”
“不是！”我急忙解释，“我是看你太辛苦了，你自己都吃不饱，还要给我带。我...我心里难受。”
她沉默了很久，最后还是把窝头塞回我手里：“建国，你一定要吃。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将来考上大学，有出息。你答应我，好吗？”
她的语气那么认真，那么恳切，好像这是她最后的心愿。我不知道该怎么拒绝，只能点了点头。
那天晚上，我把窝头带回家，放在碗柜里。第二天早上，我把窝头热了热，硬着头皮吃了下去。
可这一次，窝头的味道变了，不再香甜，而是苦涩得让我想哭。
我不明白，李秀珍为什么对我这么好。我们只是同桌，只是普通的同学关系，她为什么愿意为我付出这么多？
这个谜团像一团乱麻，缠绕在我心里，怎么也解不开。
1983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三月底，村里的杏花就开了，粉白色的花瓣随风飘落，像下了一场花雨。
那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去学校，路过李秀珍家门口时，发现她家的大门紧闭着，院子里静悄悄的。
我有些奇怪，李秀珍平时都比我早到学校，今天怎么还没出门？我敲了敲门，喊了几声，没人应。我心里隐隐有种不好的预感，转身就往学校跑。
到了教室，李秀珍的座位空着。上课铃响了，她还是没来。王老师点名的时候，问我知不知道李秀珍去哪了，我摇了摇头。
整个上午，我都心神不宁，一个字都听不进去。中午放学后，我飞奔回村，直接冲到李秀珍家门口。
这次门开着，院子里站着几个村里的妇女，正在和李秀珍的母亲说着什么。
我走进院子，看见李秀珍蹲在墙角，怀里抱着一个破旧的行李卷。她的眼睛红肿着，脸上还有没擦干的泪痕。
“秀珍！”我跑过去，“你怎么没上学？”
她抬起头看我，眼泪又掉了下来：“建国，我...我不读书了。”
“什么？”我愣住了，“为什么？”
“家里...家里没钱了。”她哽咽着说，“我爸的腰伤复发了，干不了活。家里还要吃饭，还要给弟弟们交学费。我妈说，让我去城里打工，挣钱养家。”
我的脑子嗡的一声，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不行！你不能不读书！你成绩那么好，老师都说你能考上重点中学！”
“没用的。”她摇摇头，眼神里全是绝望，“建国，我知道你对我好。可我是女孩子，读再多书也没用。我得给弟弟们让路，他们才是这个家的希望。”
“那你呢？你的希望呢？”我大声问。
她没有回答，只是死死咬着嘴唇，眼泪一串串地掉。
那天下午，李秀珍的母亲帮她收拾好行李，准备第二天一早就送她去县城的纺织厂打工。
那是一家国营厂，虽然工资不高，但包吃包住,一个月能挣三十块钱。对李家来说，这三十块钱就是救命钱。
傍晚时分，我又去找李秀珍。她正坐在院子里的石磨上，呆呆地看着天空。夕阳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整个人显得特别孤单。
“秀珍，我舍不得你走。”我走到她身边，小声说。
“我也舍不得。”她转过头看我，眼里有太多的不舍和无奈，“建国，你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考上大学。答应我，好吗？”
“我答应你。”我用力点头，“等我长大了，挣了钱，一定让你过上好日子。”
她笑了，笑得很苦涩：“傻瓜，你不用管我。你只要好好的，比什么都重要。”
说着，她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东西，塞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看，是一条手工编织的红绳手链，编得很粗糙，但能看出来很用心。
“这是我昨天晚上熬夜编的，送给你。”她说，“你戴着它，就像我还在你身边一样。以后遇到困难的时候，就看看这个手链，想想我对你说的话——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有出息。”
我握着手链，眼泪再也忍不住，哗哗地流下来。
第二天一大早，李秀珍就要走了。我起得很早，站在村口等她。
天还没完全亮，空气中带着露水的湿气。不一会儿，我看见李秀珍和她母亲走过来，她背着一个用花布包裹的行李卷，走得很慢。
“建国。”她走到我面前，停下脚步。
“秀珍。”我的声音在颤抖。
她看着我，眼里有太多的话想说，可最后只是说了一句：“保重。”
“你也保重。”
她转身要走，我突然叫住她：“秀珍，我会去找你的！等我长大了，一定去城里找你！”
她回过头，冲我笑了笑，可那笑容里全是泪水。然后她就跟着母亲走了，越走越远，最后消失在晨雾中。
那一刻，我感觉心里空了一块。我不知道，这一别就是二十二年。
这二十二年里，我无数次想起李秀珍，想起她给我的窝头，想起她的善良和牺牲。我发誓要找到她，报答她的恩情。
可我永远不会想到，真相会是那样的残酷和震撼。
李秀珍走后，我每天都戴着她送我的红绳手链。手链很快就被汗水浸得发黑，可我舍不得摘下来。
每次看到它，我就会想起李秀珍。
那年秋天，我拼了命地学习。每天天不亮就起来背书,晚上点着煤油灯做作业做到深夜。父亲看我这么拼，也支持我，省吃俭用给我买练习本和铅笔。
期末考试，我考了全班第一，全年级第三。王老师高兴坏了，说我这样下去，将来一定能考上县重点中学。
那天晚上，我把成绩单举在手里，对着天空说：“秀珍，你看到了吗？我考了第一名。我会一直努力下去，一定不辜负你的期望。”
那段时间，我托人打听李秀珍的消息。有人说她在县城的纺织厂上班，一个月能挣三十块钱。还有人说她很辛苦，每天要工作十几个小时，手都磨出了茧子。
我想写信给她，可不知道地址。我想去看她，可县城离村里有五十多里路，我一个小孩子去不了。我只能把对她的思念埋在心里，化成学习的动力。
1985年，我小学毕业，以全县第五名的成绩考进了县重点中学。
那天拿到录取通知书，我激动得一晚上没睡着。我多么希望李秀珍能在我身边，能看到我考上了重点中学。
可她不在。她在遥远的城市里，为了一家人的生计辛苦劳作。
初中三年，我依然拼命学习。我把李秀珍的话当成座右铭，时刻提醒自己不能松懈。
每当我累了、想放弃的时候，就会摸摸手腕上的红绳手链，想起李秀珍瘦弱的身影和她期待的眼神。
1988年，我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省重点高中。那是一所百年名校，每年都有几十个学生考上名牌大学。
父亲高兴地喝了一斤白酒，逢人就说我将来一定有出息。
高中的课程很重，竞争也很激烈。可我不怕，我知道李秀珍在等着我的好消息。我要让她知道，她的牺牲没有白费，她帮助过的男孩，没有让她失望。
这期间，我一直在打听李秀珍的消息。有一次，我托人在县城的纺织厂找她，可得到的消息是她早就不在那里了。
有人说她去了南方打工，也有人说她嫁人了，具体去了哪里，谁也不知道。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李秀珍就像从人间蒸发了一样，再也找不到任何线索。我只能把她的音容笑貌刻在心里，默默祝福她一切安好。
1991年，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京城的一所名牌大学，学的是经济管理专业。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我在宿舍里哭了一整夜。我多么希望李秀珍能知道这个消息，能知道那个曾经吃她窝头的小男孩，真的考上了大学。
大学四年，我依然刻苦学习，同时开始关注商业和创业。
那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时期，到处都是机会。我利用课余时间做家教、摆地摊、倒卖商品，赚了人生的第一桶金——三千块钱。
这三千块钱，我一分都没舍得花。我把它存起来，想着将来找到李秀珍的时候，能帮她做点什么。
1995年大学毕业，我没有选择安稳的工作，而是跟几个同学一起创业，做起了电子产品贸易。
那时候电脑刚刚开始普及，市场潜力巨大。我们从深圳进货，在北京销售，利润很可观。
第一年，我们就赚了二十万。第二年，赚了一百万。到了1998年，公司的年营业额已经突破了一千万。
我成了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可我一点都不快乐。因为李秀珍还是找不到。我托了无数关系，找了无数人，甚至花钱请私家侦探,可就是找不到她的下落。
有时候我会想，李秀珍是不是出什么事了？是不是生活得不好？每当这样想，我就会心痛得无法呼吸。我发誓，只要找到她，我愿意倾尽所有帮助她，让她过上好日子。
1999年，我抓住了互联网兴起的机会，成立了一家软件公司。那时候国内的软件行业还很落后，市场几乎被国外公司垄断。我带着团队没日没夜地研发，终于在2000年推出了第一款国产办公软件。
这款软件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市场的热烈欢迎。
短短一年时间，销售额突破了五千万。2001年，公司拿到了第一笔风险投资——两千万美元。
那一年，我二十八岁，身家已经过亿。
可我依然没有忘记李秀珍。我在公司成立了一个专门的部门，负责寻找她的下落。我提供了我能想到的所有线索——她的名字、年龄、老家地址、曾经工作过的纺织厂...可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有一次，我收到消息说在南方某个城市的工厂里发现了一个叫李秀珍的女工。我立刻飞过去，可见面后发现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人。那一刻的失望，几乎把我击垮。
2003年，公司在香港成功上市。上市当天，股价暴涨，我的身家达到了五十亿。媒体蜂拥而至，各种采访、报道铺天盖地。大家都说我是年轻有为的企业家，是创业的楷模。
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心里有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洞。那个空洞里，住着一个瘦小的女孩，她每天给我带三个窝头,告诉我要好好读书。
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经常会提到李秀珍的故事。
我说，如果没有她的帮助和鼓励，就没有今天的我。我公开表示，如果有人知道李秀珍的下落，请一定告诉我，我愿意拿出一千万作为酬谢。
这个消息一经发布，各种线索蜂拥而至。可经过一一核实，全都是假的。
有人冒充李秀珍来骗钱，有人提供虚假线索想拿酬金，甚至还有人伪造身份证想冒领奖金。
我失望透顶，可我不能放弃。李秀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之一，我必须找到她。
2004年，公司进行了重大重组和扩张，业务范围扩展到了云计算、人工智能等领域。那一年，公司的市值突破了两百亿。
我个人的财富也随之暴涨，福布斯富豪榜把我排在了第三十八位,身家达到了二百亿。
可这些数字对我来说，毫无意义。我真正在乎的,是那个叫李秀珍的女孩过得好不好。
2005年初，我做了一个决定——回老家建一所希望小学，以李秀珍的名字命名。
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有一个叫李秀珍的女孩，她善良、无私、伟大。她改变了一个男孩的命运，这个男孩想要用一生来报答她。
小学建成的那天，我站在“秀珍希望小学”的牌子下，泪流满面。我对着天空说：“秀珍，不管你在哪里，我都会一直找你。这辈子，我欠你的，一定要还。”
可我永远不会想到，就在几个月后，我会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与她重逢。
而那次重逢，会彻底颠覆我对过去二十四年的所有认知。
2005年下半年，公司再次融资成功，估值突破三百亿。我的个人财富也达到了二百九十三亿，成为了国内最年轻的超级富豪之一。
那段时间，各种社交活动、商业晚宴接踵而至。我厌倦了那些觥筹交错、虚与委蛇，可作为公司的CEO，我不得不参加。
12月的一个傍晚，我开着刚买的劳斯莱斯幻影，准备去参加一场重要的商业晚宴。那是一场融资洽谈会，关系到公司明年的发展规划。
车子穿过熟悉的街道，经过我曾经读过书的中学、曾经租住过的筒子楼、曾经摆过地摊的天桥...这座城市见证了我的成长和奋斗，可它却藏起了我最想找的那个人。
红灯亮起，车子在十字路口停下。我随意地看向窗外，目光落在了路边的一个油条摊上。一个佝偻着身子的女人正在忙碌着，她穿着洗得发白的围裙，头发花白，脸上满是皱纹。
我的心突然猛地一跳。
那个身影，那个侧脸，那个习惯性低着头的动作...我太熟悉了。
“停车！”我对司机喊道。
司机吓了一跳：“张总，还没到地方呢...”
“我说停车！”我几乎是吼出来的。
车子猛地停在路边。我推开车门，不顾司机的惊讶，大步走向那个油条摊。
走近了，我看清了她的脸。二十二年的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痕迹，可那双眼睛，那个鼻子，那张嘴,我绝对不会认错。
“李...李秀珍？”我的声音在颤抖。
她抬起头，浑浊的眼睛里闪过一丝茫然。她看着我,看着我身后那辆价值千万的劳斯莱斯，又看看自己满是油污的双手，眼神里全是自卑和局促。
“你...你是...”她小心翼翼地问。
“我是张建国。”我的眼泪已经控制不住，“秀珍，你还记得我吗？我是建国啊！”
她愣住了，手里的油条筛子掉在地上，热油溅起来，烫到了她的手。可她似乎感觉不到疼，只是死死地盯着我，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掉。
“建国...真的是你吗？”她的声音在颤抖，“你...你长这么大了...”
“是我，秀珍，真的是我！”我走上前，想要握住她的手，可看到她手上的老茧和伤疤，我的心像被刀割一样疼。
我这些年过得那么好，住豪宅、开豪车、身家百亿。可她呢？她还在街边炸油条，手上全是伤疤，头发都白了。
她才四十九岁啊，看起来却像六十多岁的老太太。
“秀珍，你...你这些年过得怎么样？”我哽咽着问。
她低下头，避开我的目光：“还...还行。就是做点小生意,勉强糊口。”
“你住在哪里？家里还有谁？”
她犹豫了一下，说：“就我一个人。租了个小房子，离这儿不远。”
我看着她憔悴的面容，心如刀绞。这么多年，我一直在找她，想要报答她的恩情。可现在找到了，看到她过得这么辛苦，我却恨自己来得太晚。
“秀珍，今天的生意别做了，跟我走吧。”我说，“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
她慌乱地摆手：“不...不行，我还要卖油条呢。而且你看我这一身油污，怎么能跟你走呢？你现在这么有钱，我...我配不上你这样的朋友。”
“别说傻话！”我急了，“你永远是我最重要的人。走吧,我送你回家，咱们好好聊聊。”
她看着我,眼里有太多的复杂情绪——惊讶、欣慰、自卑、还有一种我看不懂的悲伤。最后，她还是点了头。
我帮她收拾摊位，然后扶着她上了车。司机惊讶地看着这一幕,但什么都没说。车子缓缓启动，李秀珍坐在真皮座椅上，浑身不自在，一直用手摸着座椅,好像怕把座椅弄脏了。
“秀珍，别紧张，放松点。”我安慰她。
她苦笑了一下：“建国，你现在可真有出息了。我...我真为你高兴。”
“这都是你的功劳。”我认真地说，“如果不是你当年每天给我带窝头，鼓励我好好读书，就没有今天的我。秀珍，我找了你二十多年，终于找到了。”
她的眼泪又掉了下来：“你...你还记得我？”
“我怎么会忘？”我给她看手腕上的红绳手链，“你送我的手链，我一直戴着。这么多年，每当我想放弃的时候，就会看看它，想起你的话——一定要好好读书，一定要有出息。我做到了，秀珍。”
她看着那条已经发黑、快要烂掉的手链，泣不成声：“建国，你是个好孩子...你一直都是个好孩子...”
车子很快到了她说的地方，一片老旧的居民区，房子都是七八十年代建的，墙皮剥落，楼道阴暗。
李秀珍住在一楼,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单间。
“就是这儿了。”她有些难为情，“房子很小很破，你...你别嫌弃。”
“怎么会？”我跟着她下了车，“能再见到你，我高兴还来不及呢。”
她用钥匙打开了门，我跟着她走了进去...
我跟着李秀珍走进那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出租屋，屋内的陈设简陋得让人心酸。
一张破旧的木板床，几件洗得发白的衣服搭在绳子上，墙角堆着卖剩的面粉和油桶。她局促不安地给我倒水，手一直在发抖。
“你先坐，我去给你倒茶...”她慌乱地转身。
就在这时，我的目光落在了床头那个落满灰尘的木盒子上。那个盒子的样式让我心头一震。
我浑身的血液仿佛在这一刻凝固了，双腿像灌了铅一样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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