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日本在战后以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确立了以“专守防卫”为基本原则的所谓“和平国家”定位。该宪法也因此被称为“和平宪法”。
“无核三原则”、严格限制武器出口以及不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制度安排，一度被视为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反思成果，也是其向国际社会作出的重要政治承诺，更是日本可以在战后维持和平的安身立命之法。
近年来日本防卫政策持续发生结构性转变，相关政策边界不断被突破。自高市早苗出任首相以来，日本加快重塑战后防卫政策框架的步伐，不仅在理念层面淡化“和平宪法”的约束意义，更在制度与预算层面系统推进军事能力扩张。
围绕日本政府2026财年军费预算案、核政策讨论变化、“反击能力”建设以及防卫装备出口制度调整四个方面的最新进展，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趋势的递进路径。
日本政府在去年12月底敲定的2026财年预算案，总规模达122.3092万亿日元，创下历史新高，其中防卫费达到9.0353万亿日元，同样为史上最高水平。
而防卫费预算突出强调了远程打击与跨区域作战能力建设，具体措施包括加快引进具备“防区外打击能力”的新型制导导弹和高超音速武器体系，推进陆、海、空多领域通用的无人作战平台研发，持续加强对下一代战斗机项目的财政投入等等。
还强调通过提升陆上自卫队编制等级、新设专门机构用以系统研究太平洋防卫体系等措施，同步强化日本本土“西南方向”及太平洋方向的防卫部署，其针对中国的战略意图已相当明显。
在社会保障支出不断增长与国债利息负担显著上升的背景下，日本仍将防卫费置于优先位置，财政资源在军事领域的持续倾斜，反映出日本战略重心的根本性转变。
与防卫预算同步变化的，是日本国内围绕拥核政策的讨论。
据悉，在2月举行的众议院选举中，由于执政党自民党议席数大幅增加，当选的465名议员中已有170人表示“虽然不应拥有核武器，但应考虑核共享”，占比约37%，较2024年上升12个百分点；而明确反对核共享的议员人数比例则由64%下降至50%。
所谓“核共享”，是指美日共同运用美国核武器的机制，其实质是在美国盟国的本国领土部署美国核武器，并在特定条件下参与运用。
尽管日本长期坚持“不拥有、不制造、不引进核武器”的“无核三原则”，但近年来围绕延伸威慑的讨论不断扩大。部分执政联盟成员公开主张应启动有关核共享的讨论，相关立场已进入国会主流政治议程。
总体舆论结构的转向，表明“无核三原则”的政治共识正在松动，战后日本在核问题上的克制姿态与核政策边界正承受前所未有的制度性冲击与现实压力。
而日本政府加快推进的所谓“反击能力”的建设，指的是在日本遭受武力攻击时具备对敌方基地实施打击的能力。
长期以来，日本在宪法第九条框架下坚持“专守防卫”原则，强调自卫队仅在遭受直接武力攻击时行使最低限度的必要防卫力量，不以拥有对敌基地先发打击能力为政策目标。
然而在最近举行的美日“利剑”联合军演中，双方首次就行使“反击能力”的具体程序进行确认。演习以日本西南诸岛为假定事态发生情景，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以台海局势为背景。
在装备层面，日本正推进远程导弹的多平台部署，不仅将在九州岛部署射程能够延伸至1000公里以上的“12式地对舰导弹”，还计划在航空自卫队战斗机上搭载远程导弹，以及在海上自卫队“宙斯盾”驱逐舰上装备射程约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
上述部署区域紧邻中国东海方向，相关导弹射程覆盖范围已直接触及中国沿海及周边重要战略空间。
“反击能力”的制度化推进已不只是能力层面的补充，而是对日本战后安全理念的根本性改写。
“专守防卫”以“最低限度防卫”为核心自我约束，然而如今，日本不仅在硬件层面加速部署远程导弹体系，更在联合演习中与美军确认具体打击程序，并在情报侦察与作战协同体系上实现深度嵌合。
防卫政策的“边界”正在被重新界定，和平宪法的解释空间被进一步拉伸。
最后，日本还在制度层面放宽武器出口限制。2月25日，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召开会议，正式通过拟向政府提交关于放宽防卫装备出口规定的建议案。
该建议案提出，原则上允许出口包括战斗机在内的杀伤性武器，并在“基于安全保障需要以及存在特殊情况”时可突破对战争国家出口的限制。
长期以来，日本依据宪法第九条确立的和平主义原则，实行着事实上的武器出口禁令。
2014年安倍晋三内阁时期，日本制定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开始在救援、运输、警戒等领域有限度地放宽防卫装备出口限制。如今则出现向更大范围开放的趋势。在自民党内部，甚至有观点认为在紧急事态下，台湾地区也可能成为武器出口对象。
武器出口政策的调整，绝非单纯的经济层面的产业振兴或经济利益考量，防卫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体系，军工生产与对外政策深度绑定，日本正在以制度化方式为更大范围的军事介入铺路，和平主义原则在现实操作中被不断弱化。
中国已就相关动向表达严重关切，指出其暴露出日本部分右翼势力企图突破战后国际秩序约束、重塑军事国家定位的危险倾向。
综观上述动向，日本防卫政策的变化已不再是单点式的政策修补，而呈现出系统性、结构性的转向。从财政资源向军费持续倾斜，到对敌基地打击能力的制度化确认，
从“核共享”议题进入主流政治讨论，到武器出口限制的实质性松动，日本正在通过多维路径逐步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设立的政策红线。
宪法第九条虽未被正式修改，但其所承载的“专守防卫”理念与自我约束精神，正被不断扩张的安全解释和政策实践所消解。
更为值得警惕的是，这种转变并非突发式跃进，而是以渐进的方式不断推进，完成结构重塑。通过“威慑强化”“能力建设”“安全环境恶化”等叙事铺陈，日本为防卫政策的外延扩张提供了持续的合法性论证，使军事能力升级逐渐常态化、制度化、结构化。
历史经验表明，日本军事政策的走向，往往会在东北亚安全格局中产生超出自身范围的连锁效应。日本若继续以突破自我约束为路径推进军备扩张，势必加剧区域安全困境，推高对抗风险，并对战后国际秩序的规范基础造成持续冲击。
地区国家对日本军事动向的高度敏感有着深刻的现实与历史根源，和平主义不应沦为政治修辞，更不应成为对外姿态与对内动员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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