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人问我，什么是信仰？
我一时语塞。后来我想起了一个尘封的案子，想起了一群年轻人。他们死在1950年的秋天，死在台北的马场町。那一年，他们中年龄最大的不过三十出头，最小的才刚刚二十岁。
这事得从1947年说起。那年的8月，台湾大学旁边一条不起眼的小巷子里，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叫“学生工作委员会”的组织。领头的是廖瑞发，后来换成詹世平，再后来是一个叫李水井的年轻人。
那时候的台湾，刚刚经历了剧变，人心惶惶。但这些年轻人想的不是逃，不是躲，而是怎么在这个乱世里，给自己、给这个岛屿找一条出路。
他们读书，他们讨论，他们办壁报，他们印发《光明报》。夜深人静的时候，这些年轻人把报纸塞进书包，趁着夜色，一份一份地塞进同学宿舍的门缝里。报纸上的字，是用粗糙的纸张印的，油墨味儿很重，但那些字句，却像火种一样，在黑夜里发着微光。
台湾大学的各个学院，师范学院的角角落落，都留下了他们的足迹。蔡国智、王子英、王超伦、陈炳基、叶城松、刘沼光、叶盛吉……这些名字，今天已经没几个人记得了。但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同学眼里的好学长，是老师眼里的好学生，是家里父母引以为傲的孩子。
他们学的是化工、是经济、是医学、是教育。如果生在太平年月，他们会成为工程师、银行家、医生、校长。他们会娶妻生子，会在某个城市的某个街角，过完安稳的一生。
但他们生在了那个动荡的年代。
1949年，局势越来越紧。10月，解放军渡海攻打金门失利。12月，蒋介石撤退到台湾。整个岛屿，风声鹤唳。那些穿着便衣的人，开始在全岛范围内搜捕。任何一个读过鲁迅文章的年轻人，任何一个在聚会上多说了几句话的读书人，都可能是目标。
1950年的5月10日，一个叫李水井的年轻人被捕了。他太年轻了，轻信了审讯人员的承诺，以为交代了就能从轻发落。他开口了。
一张大网就此撒开。那些藏在学校里、藏在巷子深处的年轻人，一个一个地被带走。台大化工系的王超伦，台大经济系的郑文峰，台大医学系的叶盛吉，师范学院英语科的陈水木、赖裕传、郑泽雄，师范学院理化科的吴瑞炉、陈金目……
他们被关进了保安司令部的牢房。那里阴冷、潮湿，能听见隔壁审讯室里传来的声音。但他们什么都没说。无论怎么拷问，无论怎么诱供，他们咬紧牙关，把所有的秘密都吞进了肚子里。
审判来得很快。9月16日，判决下来了。李水井、杨廷椅、陈水木、黄师廉、陈金目，死刑。赖裕传、吴瑞炉、王超伦、郑文峯、叶盛吉、郑泽雄，无期徒刑。
但事情还没完。蒋介石看了案卷，大笔一挥。11月27日，赖裕传等六人的无期徒刑被改判死刑。
两天后，1950年的11月29日，台北马场町。
那天的清晨一定很冷。11月底的台北，天色灰蒙蒙的。他们被从牢房里带出来，双手反绑，胸前别着一块布条，上面写着名字和罪名。罪名是四个字：颠覆政府。
他们中有人穿着洗得发白的学生制服，有人穿着家里送来的棉袍。没有人哭，没有人求饶。叶盛吉，那个从台南来的医学生，本来可以成为名医的，他死的时候才二十七岁。郑文峰，台大经济系的学生，他应该还没来得及去看一看他在书里读过的那个理想社会。陈水木，师范学院的毕业生，他负责组织地方工作，跑遍了台中、嘉义、台南、高雄，把失散的人重新聚拢起来，最后把自己也燃尽了。
枪声响了。十一具年轻的身体倒在冰冷的泥地上。
那一年，离台湾最近的解放军的炮火，打不到台北。那一年，离他们最近的大陆，隔着两百公里的海峡。他们的同志没能打过来，他们的组织没能保住他们。他们死了，死得悄无声息。家里人不敢收尸，同学们不敢哭。他们的名字被从族谱里抹去，他们的照片被烧掉，他们的故事成了禁忌。
很多年后，有人开始慢慢提起这段往事。说曾经有一群台湾年轻人，他们在最该谈恋爱的年纪选择了扛起理想，在最该谋前途的时候选择了为天下人谋出路。他们相信这片破碎的山河终将愈合，相信这片土地上的人终将挣脱枷锁，过上平等而有尊严的生活。他们选择的这条路，通向的不是个人的前程，而是一个民族的黎明。
他们不是为了一个遥远的幻象去死，而是为了一个真切看见的未来去活。他们看见过贫苦农民的眼泪，看见过城市街角的饥饿，看见过这个岛屿在历史转折处的挣扎。他们相信，有一种力量能让这一切改变。这份相信，不是什么天真，而是一个人用全部生命去确认的信仰。
信仰是什么？是明知道天亮的时候自己可能已经不在了，却依然愿意在黑夜里站岗。是明知道彼岸遥远，却依然愿意做那个渡水的人。是把自己的命，交给自己看不见但深信不疑的明天。
今天的台湾，台大依然是台大，师大依然是师大。那些年轻的学子骑着机车穿梭在台北的街道上，他们熬夜、他们恋爱、他们抱怨课业太重、他们担心毕业后找不到工作。他们大概很少知道，七十多年前的学长们，曾经用另一种方式度过了自己的青春。那也是一生一次的青春，也是一去不回头的青春。
我有时候想，如果那十一枪没有响，如果那些年轻人活到了今天，他们会是什么样子？陈水木也许会是个桃李满天下的英文老师，叶盛吉也许会是个受人尊敬的医生，王超伦也许会是个头发花白的老工程师。他们会在某个傍晚，坐在自家院子里，看着孙子孙女跑来跑去，偶尔想起年轻时的风雨，微微一笑。
但他们没有活到那一天。他们的生命永远停在了1950年那个寒冷的清晨。停在那里的，还有他们对这片土地全部的爱。
历史是个很奇怪的东西，它既残忍又公平。残忍的是，它会让无辜的人死去；公平的是，它终究会记住那些该被记住的人。
也许没有人给他们立碑，但有些碑，是立在心里的。那个碑上刻着的，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只是他们用命换来的四个字：信仰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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