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绿色发展的时代浪潮下，城市群不仅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更是绿色技术创新的“孵化器”。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中国经济版图，处于一体化高级阶段的长三角城市群，与处于加速融合阶段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构成了观察区域绿色转型的两个典型样本。
2024年7月，国务院印发《深入实施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五年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坚持分类施策原则。基于这一背景，我们利用2016-2020年的联合申请绿色专利数据与统计年鉴数据，对两大城市群进行了一场深度的“CT扫描”。
研究发现，尽管同属长江经济带，但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在绿色创新网络的构建上，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图景。前者已织就一张通达紧密的“多核”巨网，后者则仍处在“双核”驱动、板块拼合的初级阶段。透过数据的表象，我们试图厘清这两大城市群在绿色发展逻辑上的差异、障碍与未来路径。
空间格局之辨：长三角“多核”与长江中游“双核”
从绿色创新网络的空间格局来看，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呈现出多核联动与双核集聚的鲜明分野，省际合作的活跃度与核心辐射的覆盖面成为关键差异点。
运用Arcgis10.5软件对长三角和长江中游两大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进行可视化展示，加权中心度表示城市的绿色创新合作能力，绿色创新联系使用城际绿色专利合作数量表征。基于自然断裂法对城市加权中心度和城际绿色专利合作数量进行分级处理（图1），揭示出以下特征差异：
图1 2016-2020年长江中下游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的空间格局。（本文图表均为作者自制）
长三角城市群存在大量跨省联系，形成以上海、南京和杭州为核心，苏州、无锡、常州和宁波为次核心的多中心空间结构。上海、南京和杭州所产生的绿色创新联系总量占全部绿色创新联系总量的约86.4%，形成网络核心。苏州、无锡、常州和南京为推动制造业绿色转型，凭借优越的区位条件与网络核心城市、地理邻近城市开展大量绿色技术合作，成为网络次核心。沪苏、沪宁和杭甬之间为核心联系，二级联系存在于上海与杭州、南通、无锡之间，杭州与南京、金华、台州之间，以及南京和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盐城、泰州、合肥、马鞍山之间，整体空间联系较为均衡。
长江中游城市群跨省联系较为稀疏，呈现出以武汉、长沙为核心向邻近地区辐射的双核空间结构。武汉的绿色创新合作能力最强，其辐射范围相较于长沙和南昌更广。长沙的核心地位主要源于其与本省内城市的大量绿色创新合作。南昌与省内外城市的绿色创新合作联系均相对较少，尚未形成核心网络。在联系强度上，表现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核心联系仅发生在同一省份内部，三个省会城市之间的联系相对较弱，反映出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存在一定的割裂性。
网络韧性之别：长三角的“通衢”与长江中游的“断点”
网络的通达性与韧性，决定了创新资源流动的效率。我们引入“接近中心势”和“中介中心势”两个指标来衡量这一特征，并由此发现，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通达性高、协同紧密，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则表现出显著的破碎化特征。
具体而言，接近中心势用于衡量网络整体可达性与资源流动效率，其数值越高表明城市间连接阻力越小、协同性越强。长三角城市群的该指标达到0.515，高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0.474，反映出长三角城市间绿色创新资源流动更高效，跨城协作的便捷性与紧密性更优。
中介中心势则体现了网络对中介节点的依赖程度，数值过高意味着网络存在较大的破碎化风险。长三角的中介中心势仅为0.08，说明其绿色创新网络未形成对少数节点的过度依赖，资源传递路径多元且通畅，无明显破碎化特征；而长江中游城市群的该指标接近0.5，表明网络严重依赖个别城市作为资源传递枢纽，一旦这些节点功能受限，跨区域绿色创新协作易陷入中断，整体通达性显著较弱。
城市功能之异：核心城市的“组织者”与“强中介”
从网络中各城市的功能定位来看，两大城市群的核心城市与一般地级市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运用UCINET软件计算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中各城市的网络统计指标（表1），我们发现：
与长三角相比，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组织功能较弱而中介功能更突出。中心度反映组织功能，长三角的上海、南京等中心度更高，说明其核心辐射与资源整合能力更强。中介中心度体现桥梁作用，长江中游的武汉、长沙等地中介中心度更高，表明它们在跨区域协作中承担关键连接角色。这种差异源于长三角多中心协同成熟，而长江中游受行政壁垒影响，需依赖省会衔接不同区域，形成独特的中介功能特征。
长三角城市群一般地级市的绿色创新网络参与度，显著强于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一般地级市。接近中心度是衡量城市在网络中与其他节点可达性的核心指标，数值越高，代表城市参与跨区域绿色创新协作的便捷性、活跃度越强。表1显示，长三角超三分之二的一般地级市接近中心度大于60，说明多数地级市能高效融入区域协作；而长江中游超三分之二的一般地级市该指标小于45，反映其参与区域网络的深度和效率较低。这一差异源于长三角一体化协作机制更成熟，而长江中游仍以核心城市带动为主，一般地级市融入度不足。
长三角与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中各城市的网络统计指标 （本文图表均为作者自制）
驱动机制之别：“富人俱乐部”与“行政区经济”
运用指数随机图模型（ERGM）挖掘两大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的驱动机制发现，地理邻近、制度邻近、产业同构对两大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形成的影响方向一致，均为重要驱动因素，而核心差异体现在经济发展的俱乐部效应与行政分割的壁垒效应上。
长三角城市群绿色创新合作的“富人俱乐部”现象显著，长江中游城市群则无明显表现。高经济发展水平城市之间更容易产生绿色创新合作的特征，仅出现在发展阶段较高的长三角城市群中。相比之下，长江中游城市群经济发展水平较低，仍处于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等传统要素驱动阶段，区域经济发展环境对于绿色技术研发的支撑能力较弱，导致经济发展水平对其绿色创新合作的影响并不显著。
长江中游城市群“行政分割”现象较长三角更为显著。长江中游城市群内同一省份城市间的绿色创新合作更为密切，凸显出明显的行政分割特征，而长三角虽存在行政分割，但程度显著低于长江中游。差异根源在于：长江中游尚未形成核心引领城市，三省发展能级相近导致地方保护主义突出；长三角则以上海为龙头，通过跨区域协作机制弱化行政壁垒，如依托G60科创走廊建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促进九城协同创新，借助区域生态环境保护协作小组实施环杭州湾大气污染联防联控，这些创新平台与联防机制有效推动了省际绿色创新合作。
优化路径：从“多核”到“全域”的协同升级
基于两大城市群绿色创新网络的发展特征与差异逻辑，结合其一体化发展阶段，分类施策优化发展路径，才能充分释放区域绿色发展的整体效能。
长三角城市群需要进一步加强安徽城市在绿色创新网络中的融入，以充分释放区域绿色发展的整体效能。当前，长三角城市群已形成较强的整体性，城际绿色创新联系较为密切，但安徽城市在区域绿色创新网络中的融入程度仍相对较低，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区域优势的全面发挥。未来，安徽城市应更主动地对接上海、南京、杭州等核心城市的绿色技术研发网络，通过共建研发平台、共享创新资源等方式深化合作，进而将自身独特的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可持续的绿色发展优势，推动长三角绿色创新一体化向更高水平和更深层次发展
长江中游城市群需要破解核心城市引领不足与协同机制薄弱的问题，为绿色发展提供关键支撑。当前，长江中游城市群存在核心城市统筹不足、城市间各自为政的突出问题，严重影响区域绿色发展的协同效能。可借鉴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成熟经验，进一步明确武汉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唯一国家中心城市的核心引领地位，并充分发挥长江中游三省协同发展联合办公室的统筹协调功能，打破行政壁垒，整合区域资源。同时，需立足不同城市的生态资源禀赋与绿色创新能力差异，精准识别比较优势，推动跨省域、跨能级的绿色合作，形成优势互补的绿色发展格局。
区域绿色创新网络的构建，本质是制度创新与市场机制的协同演进。长三角的“多核联动”与长江中游的“双核辐射”，折射出区域一体化发展的不同阶段与路径。唯有突破行政壁垒、强化机制创新，才能让绿色创新真正成为区域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在“双碳”目标下，两大城市群的协同实践，将为中国城市群绿色转型提供重要范本。
【本文作者陈鹏鑫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曾刚系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终身教授，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主任。原论文刊发于《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2024年第10期，本文是对原文的精简。】
“长三角议事厅”专栏由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城市研究中心、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基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研究中心和澎湃研究所共同发起。解读长三角一体化最新政策，提供一线调研报告，呈现务实政策建议。
来源：陈鹏鑫 曾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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