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记得那条裤头的颜色。土蓝色的，洗得发了白，松紧带早已没了弹性，全靠一根麻绳系在腰上。那年夏天，在沭阳湖东口西小洋河的河堤上，我一把扯下它的时候，麻绳开了，裤头顺水飘走。马俊亚光着腚站在及膝深的河水里，双手捂着下身，涨红了脸朝我吼：“你给我等着！”
河水哗哗地响，岸上的蝉鸣震得人耳朵疼。他追了我半里地，最后自己先笑了，光着屁股站在芦苇丛边，笑得直不起腰。那一年我们八岁，或者九岁，反正是属马的男孩子该有的年纪，瘦得像两根麻秆，黑得像河底的淤泥，笑起来满口白牙。
四十年后，我在南京大学的专家楼里等他下课。门推开时进来一个人，藏青色的夹克，鬓角染霜，鼻梁上架着眼镜，手里抱着一摞书。他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笑了。
还是那口白牙。我忽然想起那条飘走的土蓝色裤头，想起他在河中央涨红的脸。眼眶没来由地一热。
沭阳湖东口的老街，如今怕是没几个人记得了。砂石铺的路，坑坑洼洼，铁环滚上去哐啷哐啷响。我们从街东头滚到街西头，滚过福华寺残破的旧址，滚过美人桥长满青苔的桥墩，滚过生产队的打谷场，一直滚到后沭河的渡口。铁环是俊亚他爹（马二爷）用废钢筋箍的，我们的铁钩是他用粗铁丝弯的。整个生产队的孩子，就数他的铁环最圆，滚得最远。
马二爷在湖东拖拉机站上班，一个月回不了几趟家。二娘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大高、二高……六高。俊亚行四，大人喊他四高，我们喊他小四子。六张嘴等着吃饭，二娘的脊背就没直起来过。俊亚八岁那年春天，我亲眼看见他蹲在麦地里打猪草，打着打着就睡着了，手里还攥着一把灰灰菜。二娘找到他时没舍得骂，只是蹲下来，把他额头的汗擦了，背起来往家走。俊亚趴在他娘背上，瘦小的身子一起一伏，还在睡。
那时候我们都饿。春天最难熬，去年的粮食见了底，今年的麦子还没黄。俊亚上课时总是冒冷汗，额头上一层密密的细珠子，老师讲什么他都点头，其实什么也听不进去。有一回他实在撑不住了，偷偷从书包里摸出一把煮熟的毛豆，刚塞进嘴里，被后排的同学看见了。那个同学举手报告：“老师，马俊亚吃东西！”老师走过来，看了俊亚一眼，什么也没说，只是把自己的搪瓷缸子推到他面前。
缸子里是热水。俊亚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掉进缸子里。多年后我问他记不记得这事。他说记得。我说那老师是谁。他说是教语文的胡老师，早就去世了，死的时候七十三，坟就在湖东口往东三里地的杨树林里。他说这话时语气很平静，像在说一件与自己无关的事。但我看见他眼镜片后面的光，暗了一暗。
那年夏天的游泳比赛，我大概一辈子也忘不掉。西小洋河不宽，有一段上下游长度有100多米，特别适合我们在河里玩耍。我们在河边割猪草，热得受不了，扑通扑通跳下水。不知谁起的头，说比一比，看谁先游到下游的一个点。俊亚一开始游得不快，闷着头，一下一下地划水，不像我们扑腾得水花四溅。游到河心时他忽然加速了，两条细胳膊抡得像风车，等我们反应过来，他已经站在对岸的浅滩上，浑身淌水，突然扯着嗓子喊了一声：“我叫马俊亚！什么困难都不怕！”
那一声喊，把芦苇丛里的水鸟都惊飞了。我们愣在水里，看着他，觉得这小伙伴今天是不是中了邪。他站在那里，瘦得像根竹竿，肋骨一根根看得分明，可那一瞬间，他就像戏台上的英雄。
后来比憋气。我们一个个把头埋进水里，又一个个狼狈地抬起。俊亚是最后一个抬头的，脸憋得发紫，可他赢了。晚上回家我才琢磨过来，这小子使了诈——他先抬头换了口气，假装憋不住了，等我们都快浮上来时，他又一头扎了回去。
三十年后我把这事说给他听，他哈哈笑起来，说那时太小不懂事，就知道想赢。我说你现在不想赢？他想了想，说现在想赢，但不敢使诈了，读书做学问这事，使不了诈，一使诈就露馅。
那天下午的阳光真好，我们坐在南大附近的茶馆里，窗外的梧桐叶子被风吹得哗啦啦响。我看着他的侧脸，想从他脸上找出那个瘦得像麻秆的少年，找到了，又好像没完全找到。
我比俊亚早一年离开了湖东口。父母不在了，家里没人管，我报名参了军。绿皮火车拉着我往南走，走到南京，走到雨花台，走到皖南的山沟里。我在军营里摸爬滚打，从战士到班长，考上军校，又从排长到连长，从营长到上校团长。那些年我很少想起湖东口，不是不想，是不敢想。想多了，夜里睡不着。
第二年夏天，也就是1984年，湖东口传来消息：俊亚考上了苏州大学历史系，全村第一个大学生。消息是后来家信里知道的，说是村里的喇叭播了三遍。二娘站在自家门口，围裙擦手擦了一百遍，见人就笑，笑着笑着就哭了。马二爷那时已经病了，瘫在床上，听见消息，挣扎着要坐起来，坐不起来，就躺在床上望着房顶，眼泪顺着眼角往下淌。
那年秋天他背着铺盖卷去了苏州。我没能送他。我在几百里外的军营里，对着地图找了半天，才找到苏州的位置。我想象着他坐上那趟破旧的公交车，一路黄尘，消失在土路的尽头。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自己在想：这一走，怕是再也回不来了。不是人回不来，是那个在泥地里摸爬滚打的少年，再也回不来了。
俊亚在苏州读书。八十年代的大学校园，跳舞的、谈恋爱的、看电影的，满世界都是热闹。他什么热闹也凑不上，没有闲钱。他把所有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读《左传》，读《史记》，抄《诗经》，把一部《资治通鉴》翻得书页发毛。别人问他干嘛这么苦，他说小时候饿怕了，总觉得不读书就会饿肚子。这话说得很土，但很真。
后来他跟我说，有一年冬天苏州下大雪，图书馆里就他一个人。他坐在窗前看书，看着看着抬起头，外面雪已经积了半尺厚，一片白茫茫的，什么也看不见。他忽然想起湖东口的雪，想起小时候我们踩着雪去上学，冻得脚趾头疼，他就把自己脚上的破棉鞋脱给我穿。他说那会儿他想哭，没哭出来，低头接着看书。这话他从来没跟我当面说过。再见已是九十年代中期，南京。
他已经读完博士，在南大历史系任教。我已经从军校毕业，在南京某部当连长。两个湖东口出来的孩子，一个写文章，一个带兵，在这座六朝古都里，成了彼此最近的乡愁。
他的宿舍在鼓楼附近，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筒子楼，屋里全是书，走路得侧着身子。我去看他，他从床底下摸出一瓶酒，说是学生送的，一直没舍得喝。我们坐在书堆里喝酒，喝到半夜，不知怎么又说起西小洋河，说起那个被扯掉的裤头。他忽然站起来，说：“你知道吗，那条裤头是我娘用我的旧褂子改的。我娘的手巧，改了三次，破了补，补了破，一直穿到十一岁。”说完他坐下，又倒了一杯酒。我没接话。有些话不用接。
后来他去读博士后，成了南大第一个历史学博士后。后来他去美国、去澳大利亚、去日本讲学，成了教育部“长江学者”，成了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他的书一本一本地出，《被牺牲的“局部”》拿了国家级大奖，他的名字写进了中国史学界的名人录。
可每年过年，他总要回湖东口。回去给爹娘上坟，回去看老街拆了没有，回去听老辈人说那些早就说了一百遍的旧事。有一年他回去，看见福华寺的旧址，改成了一家木材厂，他就站在废墟前，站了很久。后来他写了一篇文章，里面有一句：“福华寺没有了，可福华寺的钟声还在我心里。”我把这句话读了三遍，然后给他打电话。我说你这句写得好。他在电话那头笑了笑说，其实我听见钟声了，真的听见了。
皖南那趟故地重游，是我特意邀请的。那年我在皖南宣城工兵仓库的老部队还有些关系，就邀请他和家人去看了我当年带过的部队。山还是那些山，水还是那些水，可营房早就翻新了，战士也换了一茬又一茬。我们在山里走了很久，走到一处山涧边，他说累了，坐下歇歇。
山涧的水清得很，能看见底下的石头。他忽然脱了鞋，把脚伸进水里，嘶了一声：“凉！”我看着他的脚，白，细，一看就是常年坐办公室的脚。我想起小时候他的脚，黑得像泥鳅，脚底板全是老茧，光着脚在石子路上跑，一点事没有。那时候我们都光着脚跑，从街东跑到街西，从春天跑到冬天，跑着跑着就长大了。
他抬头看我，忽然问：“你还记得那个裤头吗？”我说记得。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那一刻，山涧的水哗哗响，水鸟从芦苇丛里扑棱棱飞起，我恍惚觉得，时间从来没有走远。
“我叫马俊亚，什么困难都不怕！”那个瘦得像麻秆的少年，还站在对岸的浅滩上，浑身淌水，一脸得意。如今我们都六十了。
偶尔老家来人，我们在南京的小馆子里聚一聚。点几个家乡菜，牛肉炒豆芽、小鱼锅贴、小葱拌豆腐、青椒炒鸡蛋，说一些老家的事。说谁谁走了，谁谁的儿子结婚了，谁谁家的老宅子也拆了。说着说着就沉默了，沉默着喝一杯酒。
他的书我每一本都看，看不太懂，但硬着头皮看。看着看着就看见他的影子，看见他坐在图书馆窗前看雪，看见他站在福华寺废墟前发呆，看见他趴在麦地里睡着，手里还攥着那把灰灰菜。
有一回我问他，你研究了半辈子淮北，研究了半辈子家乡，到底研究出什么了？他想了好久，说：“我研究出来了——我家乡的人，本该过上好日子的。”说完他看着我，眼眶红了。我也红了。
清明又快到了。不知道今年他回不回去。回去的话，能不能替我给我爹娘烧张纸？我离得远，回不去。
湖东口的风，还是带着青伊湖的湿气。麦子该起身了，绿油油的，一望无边。福华寺没了，美人桥没了，可那条河水还在流。老街西头那棵老槐树还在，树底下长出一棵小槐，有我胳膊粗了。
马二爷和二娘的坟，就在杨树林边上。四高回去的话，会去磕个头。那个八岁就下地打猪草的孩子，那个饿着肚子上课的孩子，那个在西小洋河里喊“什么都不怕”的孩子，如今是南京大学的教授了。
他娘知道吗？大概知道吧。我娘知道吗？我想，她也知道。风吹过麦田，麦浪起伏，一浪一浪，涌向天边。
两个属马的少年，一个成了长江学者，一个是部队团长转业到了水利厅。一个在书斋里写家乡的历史，一个在办公室里看江河的水位。写的那些字，看的那些水，到最后，都汇到同一个地方——湖东口。
那条被扯掉的裤头，再也找不回来了。那个站在河里涨红脸的少年，也再也回不来了。可我知道，他还住在我心里。我也住在他心里。这就够了。
写完这篇文章，我给俊亚发了一条微信，问他还记不记得那年游泳比赛的事。他回了一个字：“记。”隔了五分钟，又发来一条：“你扯我裤头那事，我也记着呢。回头找你算账。”
我对着手机笑了。笑着笑着，眼睛就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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