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熊水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身份证上及相关法律文书中载明个人地址信息，是没有必要的。他建议移除该项内容，避免个人隐私信息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带来安全隐患。
怎么看待这件事，我从三点展开分析。
第一，建议很好，具备充分的合理性
身份证上标注地址信息，初衷是为了方便户籍管理、身份核验等公共管理工作，这一设置在过去信息流通不畅、技术手段落后的年代，确实发挥了重要作用。
当年没有完善的信息化查询系统，基层管理、执法办案等工作，都需要依靠身份证上的纸质地址信息快速核实公民户籍所在地，属于特定时期的实用设置。
但如今早已步入信息化社会，公安等各类管理部门都配备了警务通、专属户籍信息系统等专业查询载体，公民身份证号码作为唯一身份标识，一经录入，姓名、籍贯、户籍地址、常住地址等信息就能精准调取、一目了然。
公共管理部门完全可以通过内部系统完成地址信息核查，根本不需要在实体身份证上额外加上地址信息。
第二，保留身份证地址信息引发诸多隐患
身份证是日常生活中使用频率极高的证件，办理业务、签订合同、平台注册、酒店入住等诸多场景，都需要出示身份证或提交身份证复印件、照片。
在这些流程中，涉及的商业企业、各类平台，大多不需要知晓公民家庭住址，也无权获取这类核心隐私信息，可公民往往无法选择性遮挡地址信息，只能完整提交复印件材料，导致家庭住址直接暴露在外。
这些非管理类机构既用不到地址信息，也缺乏严格的信息保管能力，相关证件照片、复印件极易被泄露、倒卖，甚至落入不法分子手中。
原本用于管理的辅助信息，反倒成了危害公民安全的隐患，完全适得其反。
第三，移除身份证地址只是第一步
即便身份证上不再标注地址，也不代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可以松懈。当下我们身处网络时代，各类生活场景都离不开信息登记，个人信息在无形中处于高度透明的状态，稍有不慎就会面临泄露风险。
想要真正守护公民信息安全，不能只停留在移除单一信息的层面，更要构筑一道坚不可摧的信息保护防火墙，划定不可触碰的法律高压线。
一方面，要完善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各类机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边界，严禁非法收集、泄露、倒卖公民隐私；另一方面，要强化监管力度，严厉打击各类侵害公民信息安全的违法行为，倒逼平台、企业严格落实信息保管责任。
最终目标是，即便社会信息化程度不断提高，个人信息流通不可避免，不法个人和机构也无法轻易获取、滥用隐私信息，让公民真正摆脱信息“裸奔”的困境，全方位守住个人安全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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