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再次被赤裸裸侵略后，英国态度暧昧、反复，智利最大媒体之一的《公民报》网站刊发了题为“英国深层国家、BP、壳牌，与对伊朗石油的永恒斗争”的文章，深扒百年历史，指出英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部分精英阶层，在历史上一直对伊朗的石油怀有兴趣。以下为全文，谨供读者参考：
原按：当导弹落在德黑兰时，官方声明谈论的是“地区稳定”和“核不扩散”，然而一层更加古老的阴影笼罩着这场冲突。在华盛顿、伦敦和特拉维夫的战争言辞背后，以及法国和德国等欧洲国家的公开支持之下，展开的是一张金融与能源利益的网络，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在这张网络的中心是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它的历史股东，以及一群跨国精英的“星座”，他们在伊朗的动荡中看到了重新配置对地球上最令人垂涎的资源控制权的机会，以便对其进行“代币化”（tokenization）。
作者：Bruno Sommer
英波石油公司的幽灵：一个持续一个世纪的历史
要理解今天在伊朗发生的事情，有必要回到1901年，当时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达西（William Knox D’Arcy）的伦敦百万富翁从波斯国王那里获得了一项为期60年的特许权，在该国大部分地区开采石油。作为回报，波斯每年只能获得区区16%的利润。
勘探被证明代价高昂，达西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权利出售给一个总部在英国格拉斯哥的财团——Burmah石油公司（观察者网注：Burmah是Burma缅甸的旧式拼写，它正是为开采缅甸仁安羌油田而设立）。围绕这些早期步骤的金融结构复杂而不透明。英国政府解密档案所记录的是：罗斯柴尔德家族当时已经深度参与中东石油的争夺。
1913年的一份文件（IOR/L/PS/10/300）显示，“罗斯柴尔德公司”曾向土耳其政府提供50万英镑，以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的特许权，并与壳牌公司有关联。罗斯柴尔德家族已经通过其在高加索的炼油厂以及与荷兰皇家壳牌公司的协议控制了全球石油贸易的大部分，他们把这一地区视为其能源帝国的自然延伸。尽管官方历史把缅甸石油公司的所有权归于苏格兰的嘉吉（Cargill）家族，但罗斯柴尔德家族在地区棋盘上的存在是无可争辩的，并且暗示了一张值得进一步调查的金融影响网络。
真正的转折点出现在1914年。当时的英国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决定将英国舰队从煤炭动力转向石油动力，以便在对德国的竞争中获得战略优势。他的解决方案十分大胆：英国政府购买了英波石油公司51%的股份，实际上将其国有化。仿佛这还不够，丘吉尔后来还被聘为顾问，游说政府支持该公司。英国国家与这家公司合并为一个为帝国服务的单一实体。
对这些利益的防卫不仅是经济性的，也是军事性的。英国建立了南波斯步枪队（South Persia Rifles），这是一支武装力量，用于保护其石油设施免受当地部落的袭击。他们还用金钱和股份贿赂阿拉伯酋长和部落首领，以确保对胡齐斯坦地区的控制，在那里建造了阿巴丹炼油厂——几十年来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
这第一阶段的高潮出现在1953年。当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将英伊石油公司（自1935年以来的名称）国有化时，英国的回应立即而致命。伦敦组织了对伊朗石油的国际抵制，并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一起策划了一场政变，推翻了摩萨台。
政变之后，一个国际财团被建立起来开采伊朗石油，其中英国石油公司（BP，自1954年以来的名称）持有多数股份。英国政府直到1987年才出售其在该公司的股份，但到那时，金融精英、王室与企业世界之间的联系早已密不可分。
七姐妹：瓜分伊朗石油的寡头集团
“七姐妹”这一术语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意大利企业家恩里科·马泰伊（Enrico Mattei）提出的，他是ENI公司的总裁，用这一带有贬义的称呼来指代七家作为全球卡特尔运作的石油公司，这些公司从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控制了全球石油的生产、炼制和分销。
七姐妹包括：
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成为埃克森（Exxon），今天是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的一部分
荷兰皇家壳牌——由1907年的合并创建的英荷公司
英伊石油公司（AIOC）——最初是英波石油公司，后来成为英国石油公司（BP）
纽约标准石油公司——被称为美孚（Mobil），现在并入埃克森美孚
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公司——后来成为雪佛龙（Chevron）
海湾石油公司——1985年被雪佛龙吸收
德士古——2001年也被雪佛龙吸收
其中三家公司（埃克森、美孚、雪佛龙）是约翰·洛克菲勒（John Rockefeller）石油帝国的直接继承者，该帝国的标准石油公司在1911年被美国反垄断法拆分。
七姐妹与伊朗石油的关系在1953年政变后达到顶峰，这场政变由CIA和英国军情六处（MI6）组织，以推翻民主选举产生的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他在1951年将英伊石油公司国有化。
摩萨台被推翻之后，伊朗财团（Iran Consortium，1954年）成立，这是一个协议，通过该协议七姐妹再次从伊朗石油的开采中获益。股份分配如下：
• 英国石油公司（AIOC的继承者）：40%
• 荷兰皇家壳牌：14%
• 海湾石油：8%
• 阿美公司四个伙伴（加利福尼亚标准石油——雪佛龙、新泽西标准石油——埃克森、纽约标准石油——美孚，以及德士古）：各8%
• 法国石油公司（后来成为道达尔）：6%
这个财团作为一个真正的卡特尔运作，从20世纪40年代中期到1973年危机期间控制了全球约85%的已知石油储量。政变后建立的新政权允许这些公司开采伊朗油田，而不考虑伊朗人民的利益，伊朗人民直到1979年的伊斯兰革命之后才重新获得对其石油的有效控制。
欧洲的支持：德国和法国与特朗普站在同一阵线
今天，这种历史结构解释了为什么德国和法国与英国一起，在对伊朗的攻击中与美国和以色列站在同一阵线。尽管存在表面的外交紧张关系，并且他们官方声明不参与轰炸，但他们为对伊朗的攻击提供军事协助。其银行精英之间的历史联系使他们无法采取其他行动，这一点在各国政治领导人的声明中得到了体现。
2月28日，也就是攻击开始的第二天，法国、德国和英国的领导人——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弗里德里希·默茨和基尔·斯塔默——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确立了欧洲的路线。声明中，他们“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伊朗对该地区国家的攻击”，并表示：“我们不参与这些攻击，但我们与我们的国际伙伴保持密切联系，包括美国、以色列以及该地区的伙伴。”
但外交语言掩盖了一种更加投入的现实，尤其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法国总统马克龙与罗斯柴尔德家族之间被证实的联系。
·法国：准备“参与防御”海湾盟友
3月2日星期一，法国外交部长让-诺埃尔·巴罗更进一步。他宣布，法国“根据与伙伴之间的协议，并依据国际法所规定的集体自卫原则，准备参与其防御”。他所指的“伙伴”包括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卡塔尔、伊拉克、巴林、科威特、阿曼和约旦，这些国家都成为伊朗导弹攻击的目标，这些攻击是对美以进攻的报复。
然而巴罗提出了一点批评：美国和以色列的“单方面”攻击本应在联合国安理会进行讨论。这是一种形式上的反对，并不妨碍法国将其军事基础设施提供给事实上的联盟使用。
·德国：一边庆祝攻击，一边否认参与
德国的情况更加揭示了欧洲的双重游戏。总理默茨承认他事先就已获知攻击，并在同一周六与本雅明·内塔尼亚胡进行了电话交谈。但最重要的是他在内阁前的声明，他对攻击表示欢迎，攻击“伊朗政权是一个恐怖主义政权，对伊朗人民数十年的压迫负有责任”。他还表示，他赞同美国“结束这一破坏性政权”的目标。
当被问及攻击的国际合法性时，默茨拒绝发表评论：“现在不是给我们的伙伴和盟友上课的时候。尽管我们有保留意见，但我们与他们的许多目标是一致的。”
德国外交部长约翰·瓦德富尔澄清说，由于军事资源不足，德国不会“进攻性”地参与，但确认防御性的立场：如果部署在该地区的德国士兵受到攻击，他们将进行自卫。这是一条非常细的界线，在实践中意味着如果战争扩大，德国愿意进入战斗。
·英国：基地的提供与布莱尔的联系
基尔·斯塔默政府采取了最具体、最投入的一步。斯塔默授权美国使用英国的军事基地，包括印度洋的战略岛屿迭戈加西亚以及格洛斯特郡的费尔福德皇家空军基地，用于对伊朗发动攻击。最初斯塔默曾拒绝特朗普的请求，但最终还是让步了。
斯塔默的理由与他的同行相同：暂时“不参与”攻击，但允许使用基础设施。反对党领袖奈杰尔·法拉奇要求他更进一步：“首相需要改变关于使用我们军事基地的决定，并在这场对抗伊朗的重要斗争中支持美国人。”
但最令人不安的联系不是法拉奇，而是托尼·布莱尔。这位前英国首相是2003年伊拉克入侵的设计者（与这次一样，也是基于并不存在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重新出现，作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针对加沙计划的共同管理者。
根据泄露的消息，该计划设想在一个“非政治的行政委员会”监督下重建该地区，该委员会将向特朗普以及布莱尔本人负责。记者奥尔加·罗德里格斯精确地概况这两个人：“一个曾经占领巴勒斯坦的第一个殖民强国——英国——的前领导人，以及接替伦敦成为以色列主要保护者的新殖民力量——美国——的总统。”
罗斯柴尔德家族与通向新金融架构的历史红线
1901年的英波石油公司、罗斯柴尔德家族、德国和法国对攻击伊朗的支持，以及由布莱尔管理的加沙重建之间存在什么联系？
要回答这个问题，有必要解开一条贯穿两个世纪历史的“红线”：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所在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崛起，成为最早的全球金融强权。
当时，内森·罗斯柴尔德组织向英国军队运送金条，并且据传利用自己的信使网络在所有人之前得知滑铁卢战役的结果，从而在英国债券价格飙升之前大量购入英国国债。这个操作象征着一种财富的起源：建立在战争债务以及在各国军队流血之际跨越国界调动资本的能力之上。
这个家族完善了一种将在几十年中不断重复的策略：同时为冲突的所有参战者提供融资。在普法战争中，法国分支和德国分支分别向各自政府贷款，从而确保无论谁获胜都能获得利润。在一战期间，家族的控股机构向各个阵营输送资源：德国的罗斯柴尔德支持皇帝，英国的支持国王，法国的支持共和国。这显示出，战争的生意并不理解祖国，只理解资产负债表。
他们的影响力也延伸到殖民扩张以及对战略资源的控制。1875年，里奥内尔·德·罗斯柴尔德（Lionel de Rothschild）向英国政府贷款400万英镑，用于购买埃及在苏伊士运河中的股份，从而确保了帝国对通往印度航线的控制。
他们支持罗兹（Cecil Rhodes）征服南部非洲，而罗兹曾写信给他们：“有你们在我背后，我就能完成我所说的一切。”
在西班牙，他们为自由派和保守派双方提供融资，并通过债务偿还的方式控制了庞大的佩尼亚罗亚和里奥廷托矿业帝国，同时推动主要铁路线路的建设。
这种以融资换取自然资源特许权的模式在几十年后再次被复制。正如我们已经记录的那样：1913年，罗斯柴尔德公司出现在向土耳其政府提供50万英镑以获得美索不达米亚石油特许权的谈判中，并与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合作。在同一棋盘上，英波石油公司——也就是后来BP的前身——正试图巩固其对波斯石油的控制。
第二次世界大战标志着一个转折点。二战期间，纳粹没收了奥地利和法国罗斯柴尔德家族的财产，而盖伊·德·罗斯柴尔德（Guy de Rothschild）在维希法国统治下被剥夺国籍，被迫流亡，后来加入自由法国军队作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家族遭受迫害的同时，西方银行和企业，例如JP摩根或标准石油（Standard Oil），仍然与纳粹德国保持商业往来，这显示出围绕重大冲突始终存在的复杂利益网络。
战后以及随着法国银行被国有化之后，罗斯柴尔德家族选择了更加低调的道路，专注于投资银行和顾问业务，逐渐远离对工业企业的直接控制。
但英国对伊朗石油的兴趣，并没有随着帝国的终结而消失，而是通过金融与商业操作一直延续到今天，这些操作显示出这种战略联系的连续性。
一个典型例子发生在1999年，荷兰皇家壳牌——这个一直与BP争夺中东油气控制权的英荷能源集团——与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ational Iranian Oil Company）签署了一项价值8亿美元的合同，以开发波斯湾的Soroush和Nowruz海上油田。该协议是1979年伊朗革命以来，伊朗与壳牌之间的首次重大合作，其目标是将Soroush油田的日产量从6万桶提高到15万桶，并修复Nowruz油田，使其达到9万桶日产量。
当时，壳牌在伊朗的代表毫不含糊地表示：“在伊朗投资没有限制，我们将参与任何有吸引力的项目。”而伊朗石油部长则表示：“这种合作可以在世界市场上以伙伴关系的形式展开。”
然而，最能说明英国对伊朗石油兴趣从未真正消失——而只是根据地缘政治环境不断调整——的证据出现在2012年。当时正值因伊朗核计划而实施的国际制裁时期，壳牌当时因在2012年7月1日欧盟禁运生效前购买的伊朗原油，累计欠伊朗国家石油公司14亿美元。
壳牌在其他竞争对手已经退出时仍继续购买伊朗石油，但当禁运生效后，银行制裁使其无法向德黑兰转账付款。
壳牌试图实施的解决方案揭示了大型能源公司为维持与伊朗关系而愿意采取的手段。该公司提出了一种巧妙的以物易物机制：通过由美国农业巨头嘉吉（Cargill）管理的粮食供应协议来偿还这14亿美元债务。
该计划是由壳牌为嘉吉提供融资，由嘉吉向伊朗提供小麦、玉米和大麦等谷物，价值等同于债务金额。由于制裁并未明确禁止出于人道主义原因提供粮食，该方案试图绕过银行限制，同时维持与德黑兰的商业联系。
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消息人士直言不讳地说明了壳牌的动机：“它想偿还欠NIOC的钱，它希望在制裁解除的那一天保持友好关系。”另一位消息人士补充说：“补偿性交易是唯一可行的途径。”
该操作需要美国、英国和荷兰政府的批准，这给当局带来了两难：拒绝批准可能被解释为故意阻断人道主义供应，但批准则可能为其他欠伊朗债务的公司开创危险先例。最终，当局阻止了该协议，而英国政府也拒绝授权壳牌通过银行转账付款。
到2013年，由于未支付利息，壳牌对伊朗的债务已经增加到23亿美元。该公司在年度报告中承认：“由于制裁，我们无法解决这一付款问题。”
然而，这笔不断累积的债务以及绕过限制的尝试表明：对于大型石油公司来说，伊朗的大门从未完全关闭，它只是半开着，等待政治条件允许重新启动那些在某些情况下已经持续一个多世纪的商业关系。
与嘉吉家族的联系并非偶然，也绝非无关紧要。正如我们此前记录的那样，资助William Knox D'Arcy并建立英波石油公司（BP前身）的母公司——Burmah石油公司——属于苏格兰的嘉吉家族。
因此，2012年壳牌正是向嘉吉寻求帮助以偿还对伊朗的债务，这揭示了一种跨越时间与制裁的关系网络：那些在20世纪初提供资本、使波斯石油开发成为可能的家族姓氏，在一个世纪之后再次出现，成为维系西方石油公司与伊朗金融联系的工具。
嘉吉拒绝参与该交易——据消息人士称，“它有自己的金融渠道来收款，不需要壳牌”——但并不否认这种联系的存在，反而强化了这一点：这家农业工业公司与伊朗保持着独立于石油公司的直接商业关系，其在这一棋局中的地位稳固到足以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将罗斯柴尔德家族与英波石油公司、Burmah石油公司与嘉吉家族，以及壳牌与2012年的粮食易货交易联系在一起的那条“红线”，正是同一条把拿破仑战争与21世纪制裁连接起来的线索：某些家族与跨国公司能够在战略资源上持续保持影响力，并通过适应政权更迭、战争与制裁，以一种挑战国家控制能力的灵活性延续其权力。
今天，这些“王朝”的后代即使不再坐在BP或壳牌的董事会中，也仍然能够维持其影响力。
审视BP现任董事会的构成，并不会发现诸如罗斯柴尔德、沃伯格或贝林这样的姓氏，但通过像BlackRock这样的金融巨头所形成的交叉持股——其首席执行官Larry Fink正在推动资产代币化——以及全球金融网络，确保了那些历史精英的利益仍然对战略决策产生影响。
历史正是在这里与现实相连：同一个金融框架，在一个世纪里曾为战争、帝国以及对伊朗石油的开发提供资金，如今又在幕后运作，体现在德国和法国对攻击伊朗的支持上——以保护它们与海湾国家之间的商业和军事关系——同时也体现在由布莱尔管理的加沙重建计划中。
该计划将把这片领土的管理权交给一个技术官僚委员会，该委员会向特朗普以及这位英国前首相负责。
在以色列与西方结盟的主导之下，控制整个巴勒斯坦海岸，并通过修建一条穿越伊朗、伊拉克和叙利亚直达地中海的管道，从而避免石油经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运输，这一直是西方石油精英的一个旧计划。
那条“红线”，正是某些家族适应并延续其权力的能力：他们把债务、资源，而如今甚至是数字资产本身，都转化为一种无声支配的工具。
德国与法国：以犹太复国主义为借口
一个不可避免的问题是：为什么德国和法国虽然在官方上与这些攻击保持距离，却最终与美国和以色列站在同一阵线？
答案有多个层面。
第一是经济层面。
法国和德国与海湾国家之间存在深厚的商业和军事联系。法国向卡塔尔、阿联酋和沙特阿拉伯出售武器与技术；德国则依赖该地区的能源和市场。保护这些盟友，也就是保护自身利益。
第二是政治层面。
这些国家的精英阶层与以色列之间存在一种超越当届政府的结构性关系。在英国，各党派人物——从保守党政治家 Priti Patel（她曾因与以色列秘密会晤而辞职，但后来又得到提拔），到工党领袖斯塔默（他自称是犹太复国主义者）——都保持着牢不可破的立场一致。
在德国，“国家理由”（Staatsräson）意味着对以色列的存在性支持。在法国，犹太社区是欧洲最大的，其政治影响力也十分显著。
但第三个层面，也是最深层的，是金融层面。
经济的代币化——即把实体资产转换为可以在几分之一秒内交易的数字资产——正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新前沿。世界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之一BlackRock 正在引领这一转变。其首席执行官Larry Fink多次表示，代币化是“金融市场的下一次进化”。
如果伊朗动荡，如果其石油和天然气重新回到西方控制之下，如果加沙通过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能源和水资源投资进行重建，那么问题来了：谁将管理这些新资产？
答案很可能是：
今天领导资产代币化的那些基金；
一个世纪前就在该地区运作的那些银行；
以及几代人以来主导能源产业的那些家族。
欧洲的裂痕与同谋的沉默
并非所有欧洲国家都支持这一战略。
西班牙通过其首相桑切斯，成为唯一公开谴责美国和以色列“单方面军事行动”的领导人，他表示这“代表着升级，并将国际秩序推向更加不确定和敌对的方向”。
桑切斯呼吁“立即降级局势，并完全尊重国际法”。
但他的立场属于少数。
在巨大压力下协商出的欧盟27国联合声明，只是呼吁“克制”，甚至没有提到尊重国际法——媒体《新阿拉伯》（The New Arab）将其描述为“仅仅是一种形式”。
裂痕已经显现：三大强国设定方向，其余国家——只有极少数例外——保持沉默。
（观察者网注：本文在智利发表的当天，3月3日，马克龙发表讲话，公开批评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违反国际法。4日，马克龙致电桑切斯，表达对他的支持。）
结论：控制权的永恒战争
我们正在见证的，并不是一场为了“核不扩散”的战争，甚至也不是为了“地区稳定”的战争。
这是一场为了控制伊朗能源资源，并重新塑造中东格局的战争。
其受益者是一个跨国的政治与金融精英网络，而这个网络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
大英帝国已经不再拥有正式殖民地，但它的“深层国家”——体现在BP、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银行家族、像布莱尔这样的前首相，以及各党派中与以色列保持一致的政治人物——仍在努力维持对曾为丘吉尔的皇家海军提供燃料的石油的控制。
德国和法国加入这一斗争，并非出于民主信念或对以色列的团结，而是因为它们的经济与金融精英已经嵌入同一个跨国框架之中。
经济代币化或许将成为维持这种控制的最终工具：
伊朗、加沙乃至整个中东的实体资产，都可能被转化为数字代币，由大型金融家族在无需直接介入当地政治的情况下进行买卖和管理。
与此同时，美国、以色列、英国、法国和德国的人民被号召动员起来。
但真正的挑战或许不仅仅是阻止这场战争，更是揭开并挑战那些权力网络——这些网络在一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伦敦、纽约或特拉维夫的董事会议室与私人晚宴的阴影中决定着整个国家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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