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字重磅：伊朗大计划（完整版）|伊拉克|俄罗斯|叙利亚|阿萨德

作者：肖思航

来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ID：essra31）

地缘政治的惊涛骇浪，最终会传导至每一个市场与企业的微观决策中。对大宗商品贸易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供应链的重构、风险的加剧与模式的倒逼；而对所有企业组织而言，AI等技术的冲击，正从内部引发另一场不亚于地缘变局的深刻变革。

2026年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突袭伊朗，震惊全球。有分析人士认为，这场战争看似突发，实际上既是数十年美伊博弈的延续，也是伊朗战略选择的结果，除非伊朗政权被推翻，否则伊朗不会放弃抵抗，也无法接受在核问题上退让。

美伊核谈为何屡陷僵局？伊朗核战略为何如此重要？美伊以三方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伊朗裔美国顶级中东研究者、外交政策专家美国瓦利·纳斯尔（Vali Nasr）在其新著《伊朗大战略：一部政治史》中作了详细剖析。他以伊朗四十年战略演变为脉络，指出伊朗的对抗并非单纯的意识形态宣泄，而是源于历史的安全焦虑与民族抱负。从萨法维王朝埋下的战略孤独，到伊斯兰革命以“独立”为立国原则，再到两伊战争催生“神圣防御”理念、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后确立“前沿防御”核心战略，伊朗一步步构建起以“非对称对抗”为核心的抵抗大战略，核计划也从谈判筹码逐渐融入这一体系，成为当下伊朗不让红线的重要根源。

美伊关系何以破裂？

中东的硝烟从未真正散去，从2023年巴以冲突再度升级，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的军事行动震撼地区格局，到2024年4月以色列空袭伊朗驻叙利亚领事馆，直接触碰伊朗主权红线，伊朗以数十枚导弹与无人机首次袭击以色列本土，再到同年10月，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地面行动并持续展开军事打击，意图瓦解黎巴嫩真主党势力。中东多条战线的冲突交织叠加，将地区紧张局势推向顶峰。2026年初，美伊对峙渐趋白热化，美国部署多支战斗机中队与航母打击群形成高压威慑，伊朗则迅速启动武装力量全面戒备与军事备战。双方剑拔弩张的背后，一股贯穿中东多地的抵抗力量逐渐浮出水面——这便是由伊朗主导的“抵抗轴心”（The Axis of Resistance，又称“抵抗之弧”）。

这场席卷巴以、叙利亚、黎巴嫩的持续冲突，并非孤立的局部争端，而是“抵抗轴心”与以色列、美国等西方势力对抗的集中显现。这个囊括了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哈马斯乃至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的联盟，以反以色列、反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扩张为核心目标，成为伊朗投射地区力量、推行“前沿防御”（Forward Defense）战略的重要载体。

当我们将目光从冲突本身投向“抵抗轴心”背后的主导者伊朗，一系列关键的疑问便自然浮现：这个被西方长期标签化为“激进神权国家”的国度，为何要耗费巨大资源，将自身力量延伸至伊朗本土之外？为何即便面临国内民众的抗议浪潮，即便承受着严厉的国际制裁与地区孤立，仍执着于与以色列、美国展开无休止的抗衡？本书作者瓦利·纳斯尔（Vali Nasr）指出，长久以来，西方对伊朗战略考量的理解，不仅严重欠缺，更带有致命的滞后性。西方国家要想应对伊朗，就必须摒弃对这个国家的刻板印象。

实际上，伊朗的行为逻辑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革命意识形态宣泄，而是出于严密的战略考量。本书以过去四十年间伊朗的战略演变为主线，展现了战略背后伊朗国家安全认知的塑造过程。

这一国家安全观的形成，既深植于本国厚重的历史积淀，也源于伊朗将过往的历史记忆凝练成集体共识后，所内生出的双重情感内核——深切的安全焦虑与宏大的民族抱负。这份焦虑，是对外国干涉、主权旁落、社会动荡乃至国家解体的持续警惕；而这份抱负，是对重拾古老文明荣光、跻身地区乃至世界强国之列的执着追求。而这一国家安全观的独特特质，更深刻折射出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伊朗在国家发展与战略认知层面发生的根本性变革。

表：伊朗国安认知及战略演进轨迹

译者依据本书内容总结

革命后的数十年间，伊朗最初零散的抵抗目标逐步走向系统化、体系化，最终升维为国家层面的大战略，美国也在此过程中被确立为伊朗国家安全的唯一核心威胁。这一战略认知态势，在9·11事件、2003年美军入侵伊拉克、伊核问题引发伊朗与西方的全面对峙，以及阿拉伯之春引发中东地区格局剧烈震荡等一系列关键事件后，愈发凸显并趋于固化。而2001至2011年的十年，正是这一演变的关键窗口期——革命初期初步形成的国家安全观，在这一阶段被全面拓展、系统凝练，最终正式成型为伊朗的抵抗大战略。伊朗稳步推进的核计划，以及其倾力打造的“前沿防御”战略（即以非对称手段抗衡美国的绝对军事优势，将本国的战略防御边界延伸至阿拉伯世界）皆是这一抵抗大战略最具代表性的实践。

伊朗的底色：独特与孤独并存

伊朗著名历史学家穆罕默德·阿里·埃斯拉米·努杜尚（Mohammad Ali Eslami Nodoushan）在其畅销书《伊朗及其孤独》（Iran and Its Loneliness）中指出，独特感是伊朗民族意识的基石。作为阿拉伯和突厥逊尼派穆斯林主导地区中唯一的波斯什叶派国家，伊朗的独特性相伴而来的是孤独感。孤独感与独特感如同硬币的两面；宏大的格局与远大的抱负，也伴随着深切的焦虑。这种孤独感始终笼罩着伊朗，既解释了为何伊朗在地区格局中常感脆弱，也诠释了它为何决心向世界彰显自身的伟大。

这一战略孤独可追溯至萨法维王朝（Safavid monarchy），它奠定了当代伊朗的地理、文化与宗教根基。开国君主伊斯玛仪一世为抵御西侧奥斯曼帝国的扩张，以法令确立什叶派为国教。此举非基于个人虔诚，而是战略性的政治选择，为伊朗埋下了地区孤立的伏笔。自此，君主权力与什叶派神职人员缔结联盟，君主以什叶派领域守护者身份获得统治合法性。萨法维王朝覆灭后，伊朗陷入了长期的动荡与战争。迈入帝国主义时代，恺加王朝（Qajar monarchy）不断割让领土和权利，沦为英俄的半殖民地，混乱中萌发的立宪革命并未为伊朗带来稳定，最终因为缺乏强大的国家机器而失败。礼萨·汗建立巴列维王朝（Pahlavimonarchy），以强权重建国家机器，实现了国家存续，却让伊朗走上了威权主义道路。1941年，英国和苏联因担心伊朗倒向纳粹德国，出兵进入伊朗，礼萨·汗被迫退位，其长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承王位。

巴列维继位初期，权力受制于英苏势力，伊朗的国家主权仍受外部干预。1951年，民族主义领袖摩萨台凭借广泛民意出任首相，核心举措是推动伊朗石油工业国有化，打破英国长期对伊朗石油的垄断，此举点燃了民众的民族独立热情，却严重触动西方列强利益。1953年，由美英策划，伊朗军方发动的政变推翻了摩萨台政府。重新掌权的巴列维与美西方结盟，视苏联为最大威胁，在国内推行“白色革命”，在土地改革、工业化、女性赋权等方面推动现代化，但改革红利集中于少数阶层，加剧了贫富分化与社会撕裂。巴列维的威权统治日益严苛，打压宗教势力与世俗反对派，什叶派神职人员成为民众不满情绪的核心凝聚者，霍梅尼等宗教领袖公开抨击巴列维的独裁与亲美政策，逐渐构建起反对王权的宗教-社会联盟，一场兼具宗教复兴与民族解放性质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

伊朗的战略视野正是植根于以上数百年的历史积淀，那些屈辱的帝国主义干涉、孱弱的国家机器以及屡次濒临解体的危机共同组成了伊朗的集体记忆。伊朗历史上的多次变革均围绕国家安全与发展展开，而威权与民主、孤立与结盟、抵抗与接触的矛盾始终贯穿其中，这些经历塑造了后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抵抗战略，其历史遗产仍在深刻影响着伊朗的当代政治和地缘博弈。

伊斯兰革命：将反美融入血液

（一）独立原则：革命立国的发端

伊斯兰革命爆发前夕，伊朗反对派的两位领导人在巴黎会面，一方是伊朗民族阵线（National Front）领导人卡里姆·桑贾比（Karim Sanjabi），他代表着追求世俗民主的自由派；另一方是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代表着伊朗社会宗教阶层的利益。推翻君主制的革命大势推动这对不寻常的盟友走到一起。桑贾比赴巴黎时携有革命目标宣言草案，原定仅以民主、伊斯兰两大原则立国。但会谈中霍梅尼亲笔增写了第三条原则：独立。

这一行为成为伊朗国家安全认知的起点，将“摆脱外国影响”提升至与伊斯兰意识形态、民主同等的地位，而这一诉求并非凭空产生，而是根植于伊朗社会对外国影响的长期不满。

霍梅尼并不认为源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或者马克思主义能够拯救伊朗，革命的核心亦非经济阶级的斗争；相反，他渴望建立一个伊斯兰国家，实现文化与政治的双重独立。霍梅尼正是通过整合伊朗人民的民族、革命与伊斯兰认同，才确保了国家的安全、领土完整与民族团结，这为后续伊朗国家安全认知与伊斯兰意识形态的绑定奠定了基础。即便革命的崇高理想已然褪色，即便伊斯兰教义的践行有所淡化，这第三条原则——独立，却始终得以延续，甚至逐渐凝聚成一种钢铁般的民族决心，一种抵抗的精神特质。

（二）反美主义：革命身份认同的核心

独立对不同派别而言或许有着不同的含义，但美国确是当时伊朗各政治派别的共同对手。伊斯兰革命将美国认定为伊朗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以及实现自身利益的主要障碍，并为此精心打造出一套叙事：美国在伊朗犯下的“原罪”，是在1953年策划推翻了为伊朗权利而抗争的摩萨台，并扶植了巴列维“傀儡”政权。结果是，无论这套叙事是否忠实于历史事实，自此之后，反美主义成为革命身份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种反西方的伊斯兰民族主义，其也作为伊朗国家安全观的核心，植根于伊朗各派别的意识形态之中。

反美主义并非霍梅尼首创，而是伊斯兰主义的思想基石，早已蕴含于其理论体系之中。霍梅尼早已预判，美国势必反对这场革命的宗教属性，以及它将在穆斯林世界掀起的伊斯兰觉醒浪潮，这也使美国成为伊朗的首要敌人。在霍梅尼的认知中，倘若伊斯兰革命及其缔造的伊斯兰国家能够赋予伊朗力量与安全，那么反对伊斯兰，便等同于企图让伊朗陷入衰弱与依附。因此，美国之所以敌视伊斯兰革命，正是因为它不愿看到一个强大独立的伊朗。毕竟，美国当年青睐巴列维国王，正是因其世俗化立场，故而其绝不可能接受一个伊斯兰化的伊朗。

革命爆发后，伊朗对以色列的立场也发生了根本转变。巴列维时期，伊朗将以色列视为对抗激进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战略伙伴，而霍梅尼则将以色列定义为“殖民威胁”，呼吁广大穆斯林做出反殖民回应。霍梅尼对以色列的激烈谴责，契合了阿拉伯民间及更广泛穆斯林世界的情绪，也正因如此，这一立场对为革命树立影响力、继而扩大伊朗的地区影响力至关重要，也为后续伊朗在中东地区的代理人策略埋下伏笔。

霍梅尼的指令虽深刻塑造了伊朗对美国的态度，但革命初期发生的人质危机（The Hostage Crisis），最终却成为伊朗国内反美情绪根深蒂固的根源——这种情绪的滋生并非源于意识形态分歧，而是基于国家安全层面的现实考量。人质危机清晰地表明，革命后的伊朗决心以非常规方式与美国正面抗衡，并对美国的利益构成主动且具攻击性的威胁。

1979年2月，作为反对美国在伊朗存在的一种表态，伊朗的共产主义活动家对美大使馆发起袭击。在短暂占领使馆园区并持刀挟持美国大使后，革命当局下令袭击者撤离。当时的临时政府由总理迈赫迪·巴扎尔甘（Mehdi Bazargan）领导，他代表着革命中温和的亲民主派，主张遵守国际法与外交准则，据称他迅速结束使馆袭击的决定也得到了霍梅尼的支持。在革命初期，霍梅尼代表的革命中的宗教派系，并未如同左翼那样专注于刻意彰显反美立场。然而，随着1979年夏季革命中宗教派系与左翼派系争夺革命控制权的斗争愈演愈烈，双方都试图展现出更坚定的反美姿态。

左翼直言不讳且教条化的反美主义，令霍梅尼及其核心集团深感警惕——这种姿态很可能会让左翼被塑造成“真正的革命者”。左翼的权力基础根植于知识界与大学生群体，正因如此，宗教派系转而依靠自身的学生追随者，抢在左翼学生再度采取行动之前，于11月袭击美国大使馆，以此夺走左翼在反帝国主义议题上的话语权，这一做法并不令人意外。

1979年11月1日，伊朗总理巴扎尔甘在阿尔及利亚一场国家活动的间隙，与美国总统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举行了会面。这场会面成为人质危机升级的决定性因素。彼时巴扎尔甘已与霍梅尼关系破裂，他所倡导的温和伊斯兰政治及自由民主理念，终归与霍梅尼核心集团设想的伊斯兰国家蓝图格格不入。

在持续了444天的人质危机中，霍梅尼默许并支持宗教学生占领美使馆，核心目的并非单纯反美，更是借机清除自由派和左翼势力，巩固宗教派的权力核心。面对左翼的武装化威胁，以及温和派的向美示好，霍梅尼将人质危机作为“凝聚民众、巩固宗教权力”的工具。具体而言，宗教革命派通过将内部异见与外部安全威胁相绑定，将左翼势力的武装反抗定性为“叛国”，认为其是美国与苏联干预伊朗的工具，左翼阵营中的人民圣战者组织（MEK）被指控为苏联间谍，被以危害国家安全为由下令彻底清剿。

人质危机堪称伊朗的“第二次革命”，它实质上使伊朗的外交政策彻底摒弃了与美接触的务实考量，转而将局势升级为“善恶之争”；美国则通过冻结伊朗海外资产、实施首轮经济制裁回应，开启了美伊的升级式对抗循环，而这至今仍未结束。更重要的是，危机让伊朗革命派意识到“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可被打破”，强化了其通过对抗实现国家安全的认知，反美主义从此与伊朗的国家安全认知不可分割，成为伊朗政治语言和决策的核心标尺。

两伊战争：神圣防御理念的诞生

彼时的伊朗当局还沉浸在革命后“新生”的喜悦，然而，两伊战争的到来使这个新成立不到一年的国家赫然面临生存或是死亡的考验。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入侵伊朗，这并非单纯的边境冲突，而是伊拉克萨达姆政权多重考量的结果，最核心的原因是萨达姆担心伊朗支持伊拉克什叶派反对阵营推翻当前逊尼派政权，而伊朗初期的轻敌和军事清洗后的战力削弱给了萨达姆政权可乘之机。

（一）军事体系重构：革命卫队(IRGC)崛起

伊朗当局将这场“被强加的战争”定义为“神圣防御”，依托宗教和意识形态狂热进行全民动员，整个国家都成为战争前线的防御纵深，每个城镇、村庄、神学院和大学都在为保卫国家和革命服务，响应了霍梅尼在当时提出的“殉道或是胜利”的口号，这正是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深度共生的体现。这场残酷的战争还让伊朗领导层明确了国家安全的三大生存性目标：伊朗人民和民族国家的存续、伊斯兰共和国的存续、伊斯兰革命的存续，革命领导层坚信，这三大目标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即捍卫革命政权就是捍卫国家本身。这一认知也让宗教革命派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后简称IRGC）形成了稳固的政治联盟，成为伊朗政坛硬核保守派的支柱。

IRGC在这场战争中强势崛起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执行力量。IRGC最初是由革命战士和宗教信徒志愿者组成的民兵部队，他们擅长游击战术，并且拥有高昂的意识形态热情和承担危险任务的意愿。与正规军队的区别是，IRGC依托意识形态动员弥补火力缺陷，打造全面参与的“人民战争”，更具灵活性与经济性。经过抗击伊拉克入侵和库尔德分离运动的试炼之后，IRGC逐渐将伊朗正规军边缘化，取得战争的主导权。霍梅尼还下令IRGC发展空军和海军，实现军队的正式化和制度化扩张。IRGC的崛起让伊朗也正式放弃了传统常规战争策略，将意识形态与非常规战争确立为实现国家安全的核心军事手段。

（二）战争的地区扩张：黎巴嫩真主党的诞生

1982年5月，伊朗在IRGC的主导下收复霍拉姆沙赫尔，取得战争的关键胜利，萨达姆随即提出停火，但伊朗革命领导层拒绝停火，决定将战争推进至伊拉克境内，试图推翻萨达姆政权。这一决策标志着伊朗的国家安全认知从本土防御正式转向境外御敌，将推翻地区敌对政权视为实现本土安全的前提，这也是“前沿防御”战略的思想根源。伊朗始终将两伊战争视作美国与伊拉克的合谋，而美国为防止伊朗胜利，从中立转向主动提供军事保护伞，使得波斯湾各国得以对伊朗的袭击实施报复，美伊矛盾进一步激化，被视作一场“未宣战战争”。

然而，伊朗的回应并非局限于波斯湾地区，而是将战场扩展到了黎巴嫩。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旨在彻底清除黎巴嫩境内的巴勒斯坦武装力量，这一局势恰好为伊朗在黎巴嫩扶持什叶派力量、扩大自身影响力创造了条件。但在黎巴嫩错综复杂的教派政治格局中，却出现了令霍梅尼始料未及的混乱局面：以色列入侵初期，部分黎巴嫩势力对其表示支持，甚至有武装力量围攻巴勒斯坦难民营。这一场景让霍梅尼深感震惊——他一直试图将伊朗塑造成反以先锋，以此积累地区政治资本，而什叶派力量若站在以色列一边对抗巴勒斯坦人，完全违背了他的初衷和诉求。正因如此，霍梅尼决心在深陷两伊战争的同时，介入黎巴嫩局势。对他而言，伊拉克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已然成为一枚硬币的两面，既关乎伊朗的地区话语权，也维系着伊朗作为“伊斯兰反以先锋”的核心定位。

伊朗向黎巴嫩派遣IRGC人员，整合当地什叶派民兵，于1982年催生了黎巴嫩真主党（Hezbollah）。伊朗通过真主党实施非常规战争，在1983年策划了贝鲁特美法军营自杀式爆炸袭击，直接迫使美法从黎巴嫩撤军，成为伊朗代理人战争的标志性胜利。这一结果进一步强化了伊朗领导者的信念，相较于常规战争，非常规代理人战争（比如人质劫持、自杀式爆炸、游击战争）是伊朗对抗美以等军事强国的最优选择，只要继续将恐怖主义和游击战作为战略工具，伊朗就能战胜西方并将其逐出中东。

伊朗的军事力量和经济实力终究无法支撑这场长达8年的战争，伊拉克最终在美欧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霍梅尼将接受停火这一决定称之为“如饮毒药”，然而，伊朗领导层并未反思自身的战略及战术失误，比如越境作战、人海战术等，反而把自己置于受害者的角度，将失败归咎于国际社会的不公。经此一役，伊朗感到愈发孤独，它更加坚信，唯有抛弃国际规范，力求独立，才能真正捍卫国家安全。

（三）战后博弈：“两个伊朗”的交锋

所有战争结束后都伴随着重建——结束战时动员、重建经济并实现增长，伊朗也不例外。战后的伊朗一度出现类似“热月时期”的转向，即革命政权从激进狂热逐步回归常态治理。但伊朗的这一进程始终未能完成，国家长期陷入革命激进性与治理常态化的激烈拉扯，而这一拉扯的核心便是对国家安全的定义与路径之争。无论这场争论是真实的理念分歧，还是既得利益集团维护特权的借口，伊斯兰共和国始终未能化解。

随着战后经济社会结构变迁，国家发展与意识形态坚守之间的裂痕不断加深，曾经团结统一的伊朗逐渐分化为“两个伊朗”：一派固守官方意识形态与宗教体制，另一派则主张经济发展、政治开放与对外接触。与其他国家不同，伊朗内部改革与保守的反复博弈，不仅由利益分配驱动，更始终围绕国家安全叙事展开——如何界定敌人、如何维护国家生存，深刻塑造了伊斯兰共和国的内外走向。

暮年的霍梅尼深知，失去了他的个人魅力与权威，继任者将无力守护他所领导的革命与亲手缔造的国家，当年推翻巴列维王朝、并带领伊朗挺过战争的意识形态狂热也将岌岌可危。1988年，霍梅尼在一项伊斯兰教法敕令（fatwa）中宣布了一条前所未闻的宗教信条，宣称法基赫监护（即教法学家的监护，主张教法学家应承担伊斯兰社会的管治职责）是伊斯兰教的首要诫命，这一信条将最高领袖的权威来源从个人魅力转化为制度赋予的绝对权力。

1989年6月，霍梅尼去世，时任总统的哈梅内伊（Khamenei）接替成为最高领袖，当时他还不是大阿亚图拉（伊斯兰教什叶派宗教学者最高等级），宗教学术声望平平，但霍梅尼在去世前曾主导修宪，降低了最高领袖的宗教门槛，从而为兼具政治影响力与军方支持的政治强人哈梅内伊的上台，扫清了宪法与制度上的障碍。哈梅内伊以制度化的绝对法基赫监护为权力基础，以革命意识形态与国家安全叙事为纽带，对内维护伊斯兰政体稳定，对外坚持独立自主与强硬抵抗，坚持走一条不依附东西方、以抵抗求生存的发展道路。在哈梅内伊看来，意识形态警惕是国家安全的基石；倘若缺乏意识形态信念，所谓“神圣防御”便无从谈起。

源自外交关系委员会（CFR）

正因如此，苏联解体或许是最深刻撼动哈梅内伊的重大事件。他将苏联的崩溃归因于意识形态警惕的消解，以及取而代之对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接纳。他决心不让伊朗革命重蹈苏联的覆辙。这种信念也成为他的指导思想，引导他鄙视改革，坚持对意识形态的绝对忠诚。在随后的二十年间，信仰与现实主义、最高领袖与总统之间的博弈不断上演，象征着伊朗在维持现状与力图变革之间痛苦挣扎的历程。

哈梅内伊继任最高领袖之后，拉夫桑贾尼（Rafsanjani）当选总统。作为改革派的旗手，拉夫桑贾尼主张将经济发展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石，试图推动经济重建与务实外交的双轨改革。对内，他推出五年计划，通过私有化、吸引外资、扩大石油出口以及举借外债推动国内基础设施建设；对外，他主张通过外交接触降低与它国紧张关系，为伊朗的经济改革创造环境。简而言之，他想要一场“热月革命”，将革命头十年对外部威胁的关注转向国内重建。

然而，拉夫桑贾尼的改革触动了国内既得利益集团的核心利益。他所主张的经济发展路线，要求削弱官僚机构的权力，以技术官僚取代革命老兵任职；与此同时，经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贫富分化，又使底层民众日益感受到被边缘化。更重要的是，拉夫桑贾尼的对美务实缓和政策屡屡遭到美国拒绝，这让伊朗抵抗派领导层进一步强化了既有判断：美国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伊朗政权更迭，任何对美妥协均无实质意义。随着改革愈深，被动了“蛋糕”的利益集团以哈梅内伊与IRGC为主导，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抵抗体系，这个“深层政府”（Deep State）以“捍卫革命意识形态”为借口，通过极端手段破坏改革，手段包括但不限于暗杀异见人士、策划恐怖袭击等。哈梅内伊等抵抗派用行动想证明：伊朗在战争中得救，靠的是伊斯兰意识形态，而非发展，意识形态远比经济发展更重要。

1997年，哈塔米（Khatami）以高票当选总统。他延续改革派政治开放与对外接触的国安认知：对内提出民主与公民社会，反对国家强制推行宗教规范，并试图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对外倡导“文明对话”，改善与欧盟、海湾国家的关系，成为首位访问沙特的伊朗总统。哈塔米在民众间获得的广泛支持让抵抗派陷入恐慌，哈梅内伊迅速组织抵抗派展开全面压制，从立法、司法、暴力手段多方面打压改革。哈塔米最终以默许镇压的姿态妥协，改革派失去民众支持，抵抗派进一步强化“政治开放等同于西方渗透，美国及其盟友是永恒威胁”的信念。

1989至2005年间，伊朗社会的三大势力——意识形态狂热、技术官僚管理与民主化运动展开了激烈博弈。曾几何时，技术官僚与民主派的联盟似乎能将围绕最高领袖的意识形态派系孤立。但到2005年，最终胜出的却是意识形态派系：他们通过吸纳并利用技术官僚体系，成功边缘化了民主呼声。艾哈迈迪-内贾德（Ahmadi——Nejad）的当选标志着抵抗派全面掌控政权，他对内推动IRGC深度介入经济，确保抵抗认知的执行；对外培育“抵抗轴心”力量，强化反美反以立场。自此，伊朗的国家安全认知彻底跳出“改革”还是“抵抗”的二元博弈框架，“抵抗”固化为不可撼动的国家基因。

伊朗赢过么？

2003年，美国以消灭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政权。对伊朗而言，这既是威胁也是机遇。威胁在于伊朗时刻暴露在“下一个被针对”的恐慌之中，哈梅内伊曾表示：“美国就像一条狗，你若退让，它就会扑向你；但你若主动出击，它又会退缩躲开。”而机遇在于伊拉克战后的权力真空为伊朗扩展地区领导力、实施前沿防御战略创造了条件。

基于此，伊朗正式将前沿防御战略确立为国家核心安全战略——不等待威胁抵达伊朗边境，而是通过在阿拉伯世界内部部署力量，构建相对安全，以境外防御实现本土安全。战略的底层逻辑源于伊朗的战略脆弱性认知：作为一个身处逊尼派主导地区的波斯什叶派国家，既缺乏可靠盟友，又面临世界主要超级大国的遏制，单纯的本土防御难以抵御常规军事打击，必须将安全边界外扩，让潜在威胁在境外被消解。如果说神圣防御是通过组织国家和社会来维护安全，那么前沿防御则是更为狭窄的军事战略，旨在通过区域行动来实现国家安全。

前沿防御战略的核心目标是应对并击败军事实力占优的对手。伊朗已认识到传统常规战争的局限，转而采取非对称战略。该战略的本质是防御性现实主义的实践，旨在通过威慑降低他国对伊朗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其初衷至少在初期并非出于扩张野心。伊朗的前沿防御体系并不依赖大规模正规军的境外部署，而是依托IRGC统一指挥、训练与运作的境外军事力量网络。哈梅内伊将这一由IRGC及其海外分支串联而成的地区力量体系称为“抵抗轴心”。作为前沿防御战略的执行载体，“抵抗轴心”的具体运作主要由IRGC圣城旅及其时任指挥官苏莱曼尼（Soleimani）将军统筹负责，黎巴嫩真主党模式是前沿防御战略的主要模版。

通过伊拉克与黎巴嫩两大战场的实战检验，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必要性与战略价值得到充分印证。在伊拉克，伊朗派遣资深IRGC指挥官哈桑·卡泽米·库米（Hasan Kazemi Qomi）负责伊拉克事务，与当地什叶派政治力量与民兵组织建立起紧密联系。IRGC圣城旅为伊拉克什叶派武装提供训练、武器装备与资金支持，使伊拉克逐步成为伊朗前沿防御体系的核心战略缓冲区，伊朗也由此成为伊拉克战争的实际赢家。在2006年黎以冲突中，伊朗通过向真主党提供先进武器与战术指导，支持其以游击战术抵御以色列的大规模军事行动，最终推动联合国介入并实现停火。以色列并未实现摧毁真主党的既定目标，而真主党则巩固了在黎巴嫩南部的控制地位，成为伊朗前沿防御布局中又一关键支点。苏莱曼尼将这场胜利视为地区战略格局的转折点，宣称一个新的中东秩序正在形成——这并非美国主导的中东，而是伊斯兰的中东。

20世纪80年代的两伊战争塑造了IRGC，而2003年后伊朗重返伊拉克，则进一步淬炼了革命卫队圣城旅，使其境外作战任务在伊朗整体战略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2011年，美国已难以维系在伊拉克的军事存在，奥巴马总统最终宣布撤军。对伊朗而言，这无疑是一场战略胜利，按常理本应促使其重新评估地区战略，逐步收缩在伊拉克的军事介入。然而伊朗并未就此收手。究其原因，不仅是圣城旅本身抵制任何战略收缩，更在于地区局势演变有利于其继续推行既定路线。阿拉伯之春及其后续变局，更是将圣城旅布局的前沿防御力量整合成一支组织严密的地区性联盟——抵抗轴心。

截至2026年3月1日，美以伊三方的打击区域

图源：Iranian state news agency

伊朗“抵抗轴心”成功了么？

自2010年12月始，“阿拉伯之春”运动迅速席卷阿拉伯世界，突尼斯、埃及、利比亚等国的威权统治者短期内相继倒台，叙利亚和也门也陷入长期内战，而局势混乱导致的权力真空利好伊朗等区域性大国扶持代理人、扩展地区影响力。在这期间，伊朗的国家安全认知完成系统性升级，前沿防御战略不再局限于伊拉克、黎巴嫩，而是扩展至叙利亚、也门等多个战场，最终形成跨地区的抵抗轴心。

（一）抵抗轴心网络：前沿防御的全域延伸

作为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核心载体，抵抗轴心以伊朗为中枢，整合黎巴嫩真主党、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叙利亚阿萨德政府、也门胡塞武装、巴勒斯坦哈马斯等地区力量，构筑起以反美、反以为核心意识形态纽带，兼具军事行动协同联动、资源与能力互补共享的跨区域地缘网络。

伊朗持续加码地区战略投入，极大巩固了IRGC的国家核心地位，使其全面主导伊朗外交决策议程，而外交政策的走向亦完全服务于其境外军事行动与作战需求。可以说，IRGC早已超越神职领袖禁卫军的初始定位，深度嵌入国家权力结构，俨然成为国家权力体系的实际主导者。

1. 叙利亚：保卫阿萨德政权

在阿拉伯之春点燃的战场上，叙利亚的态势与伊朗国家安全最为息息相关。哈梅内伊将叙利亚视为伊朗的“战略纵深”（Strategic Depth），叙利亚既是连接伊朗与黎巴嫩真主党的关键通道，也是抵御逊尼派极端势力扩张的前沿，更是围堵以色列的重要支点。阿拉伯之春爆发后，伊朗认定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将导致逊尼派政府上位，进而威胁伊朗的地区安全。因此，即使代价高昂，在前沿防御战略的指导下，伊朗也须将保卫叙利亚等同于保卫伊朗本土安全。

巩固阿萨德政权绝非易事。起初，IRGC圣城旅仅负责向叙利亚政府军提供顾问支持与军事训练，但随着阿萨德政权在战场上接连失利，圣城旅转而采取更为直接的军事介入：不仅派遣精锐作战力量，还在叙利亚军方体系外协助组建什叶派民兵武装。圣城旅同时在叙利亚境内建立军事据点，以牵制和消耗以色列在黎巴嫩方向的作战资源。此外，叙利亚还为伊朗提供了潜在的海军基地，使伊朗的防御纵深与地区影响力得以延伸至地中海。

尽管在哈梅内伊与苏莱曼尼眼中，捍卫阿萨德政权的战略逻辑自不待言，但要争取伊朗国内民众支持介入这场远在国境之外的内战，却绝非理所当然。如何向伊朗公众阐释前沿防御所付出的日益高昂的生命与经济代价，同时化解伊朗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困境，成为伊朗领导层面临的两难抉择。为此，伊朗方面通过大量著作、文章与宣传材料，将反阿萨德反对派塑造为受以色列和美国暗中支持的逊尼派极端分子，将叙利亚国内起义定性为美以两国企图削弱伊朗的险恶阴谋，以此引导民众认知。与此同时，IRGC进一步将其在叙利亚战场的军事行动，定位为对核心宗教圣地——大马士革宰纳卜圣陵的守护，明确将捍卫什叶派圣地作为推进前沿防御战略的正当性依据。通过不断强化民众的什叶派身份认同，伊朗介入叙利亚战场的行动被赋予了天然的正当性，而那些在叙利亚战场历经战火洗礼的战士，也逐渐成长为IRGC与真主党新生代领导层的核心力量。

叙利亚战场早已演变为伊朗与以色列地缘意志较量的核心舞台，美国与以色列始终致力于依托伊拉克、叙利亚两大战略支点，切断伊朗通往黎巴嫩的陆上通道，试图瓦解其苦心构建的什叶派地缘联结。2019年以来，叙利亚内战逐步趋于平静，局势进入“冲突冻结”的相对稳态。然而2024年12月，叙利亚多年的战略僵局被彻底打破，阿萨德政权最终倒台。对伊朗而言，这无疑是一场颠覆性的战略重创，意味着其数十年来在叙利亚投入的政治、军事与经济资源近乎付诸东流，苦心维系的抵抗轴心也由此出现关键性断裂。伊朗不仅丧失了连接黎巴嫩的核心战略通道，更失去了依托叙利亚与戈兰高地构建的对以色列前沿威慑能力，其整个前沿防御体系遭遇重大冲击。尽管伊朗后续仍可能谋求在叙利亚重建军事存在，但这一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

2. 伊拉克：直面ISIS威胁

伊斯兰国（ISIS）跨越伊拉克与叙利亚边境，将长期被边缘化的逊尼派地区强行整合为一个具有修正主义性质的政治实体。其扩张势头严重冲击伊朗在叙利亚与伊拉克的战略布局，动摇其整个地区前沿防御体系的根基。秉持极端反什叶派立场的ISIS，迅速成为伊朗在阿拉伯世界最为忌惮的威胁。对此，IRGC圣城旅动员伊拉克人民动员力量（PMF），并配合美国空中力量对ISIS实施联合打击，最终将其彻底逐出伊拉克北部地区。这不仅是圣城旅所扶持的民兵体系取得的又一次重大胜利，更重要的是，此战进一步强化了伊朗的战略认知：唯有在境外主动消除威胁，才能防止安全风险向本土蔓延。击退ISIS后，伊朗对伊拉克的控制力也得到进一步增强。

3. 也门：培育胡塞武装

2014年也门内战爆发后，伊朗将胡塞武装（也门什叶派少数民族扎伊迪派的反政府武装组织）纳入其抵抗轴心体系，通过IRGC圣城旅向其提供武器装备、军事训练与资金支持，把也门打造成牵制沙特的前沿阵地。内战期间，胡塞武装顽强抵御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猛烈攻势，实力不断壮大，与伊朗的联系也愈发紧密。凭借逐步掌握的导弹技术，胡塞武装不仅对波斯湾沿岸国家及其石油设施构成威胁，还将矛头直指以色列港口城市埃拉特；加沙冲突爆发后，其袭击范围进一步扩大至红海航道，严重威胁国际商业航运安全与全球石油供应稳定。2023年沙伊和解之后，伊朗仍未完全切断对胡塞武装的支持。

（二）导弹与无人机体系：非对称战力的核心支撑

伊朗将导弹与无人机技术视为前沿防御战略的核心支柱，其作为弥补伊朗常规军事力量短板的关键，也契合IRGC在国际孤立背景下追求军事自给自足的核心诉求。伊朗的远程导弹对地区对手构成直接威胁，尤其是在导弹射程不断延伸的同时，其技术先进程度与打击精度也持续提升。伊朗还向其地区代理人转移了导弹和无人机技术，这些武器不仅被用于打击伊拉克境内的以色列和美军，它们的存在本身便构成了一种新型的地区威慑力量。

历次行动中，伊朗都以导弹打击释放明确信号：一旦遭受攻击，必将实施大规模报复。但这种威慑姿态也显著加剧了地区对抗风险。伊朗动用的导弹规模远超常规，且在反复传递威慑信号的过程中持续加码，行动的不计后果罔顾可能引发大规模伤亡的严重风险。此举也让沙特获得了更充分的理由，寻求与美国缔结防御协定以换取安全庇护，而这正是伊朗原本竭力想要避免的结果。但在伊朗看来，此番武力展示有效捍卫并强化了其前沿防御战略，而这也正是美国与以色列发动相关打击行动的核心动因。

（三）俄罗斯：抵抗轴心的盟友

在保卫阿萨德政权的叙利亚战场，俄罗斯的军事干预成为扭转战局走向的关键，也由此催生了伊朗与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关系。昔日的帝国主义宿敌化身为亲密盟友，这一转变植根于两国高度契合的世界观——双方均自视为遭受不公的大国，将美国视作实现其战略抱负的主要障碍。为此，哈梅内伊将俄罗斯定位为全球性抵抗轴心的重要盟友，认为这是伊朗对抗西方不可或缺的战略纵深。

两国在国防军工、经济贸易等多领域展开深度协作。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伊朗向俄罗斯提供无人机与导弹装备，俄罗斯则协助伊朗规避西方制裁、共建跨里海贸易走廊，实现经济互补互助。在哈梅内伊与IRGC的战略研判中，普京因对乌战事陷入困境，更有可能无视西方制裁，向伊朗转让先进军事装备与技术，为伊朗的前沿防御体系筑牢根基。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旨在阻止北约持续东扩，伊朗则致力于遏制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伊朗若在乌克兰问题上力挺俄罗斯，便可期待俄方在其对抗美国的斗争中予以回报。两国在叙利亚构建的深度国家间关系，将在乌克兰战场得到进一步巩固。伊朗由此获得一位坚定盟友，共同推进中东去美化的战略目标。

（四）加沙战争：抵抗轴心的实战检验

加沙战争成为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关键转折点，更是其抵抗轴心体系的实战试金石，充分彰显了该轴心的覆盖范围与实战效能。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军事翼卡桑旅发动的对以袭击，背后离不开伊朗的深度支撑——过去十年，哈马斯与真主党、圣城旅联系日益紧密，此次袭击的专业性，印证了伊朗将巴勒斯坦激进武装整合进黎凡特代理人网络的成功。

这场战争对伊朗而言堪称战略胜利：它重新激活巴以议题，淡化教派分歧，挫败以沙关系正常化进程，打破了以色列“不可战胜”的光环。战争中，抵抗轴心全面联动，真主党以导弹牵制以军、伊拉克什叶派民兵袭击美军、胡塞武装封锁红海航运，形成多线施压态势，展现了轴心的协同能力。不过，2024年10月以色列反击重创真主党高层，给抵抗轴心带来沉重打击，其威慑力遭到质疑。但伊朗将这场对抗视为长期战争，此次挫折并未改变其总体战略。

在全面推行二十载后，伊朗前沿防御战略的轮廓愈发清晰：以游击战为核心，持续消耗美国力量。正如基辛格所说：“游击战不败则胜，正规军不胜则败。”伊朗的核心诉求并非在战场上正面击溃美国或以色列，只需避免战败即可；事实上，它从始至终都无意与美国展开正面交锋。这一战略亦高度契合伊朗的当下现实：该国不仅缺乏与美国抗衡的财力、技术支撑，更匮乏维持大规模军事行动最核心的根基——充足的兵源。当前，伊朗全国平均年龄已达33岁，预计到2030年将攀升至37岁，这样的人口结构，使其根本无法依靠年轻人口支撑大规模、持续性的常规战争。正因如此，伊朗不仅大力投资导弹与无人机技术，更有可能寻求发展核威慑力量，以此弥补常规军事力量的短板。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伊朗本土深陷老龄化困境，但其周边什叶派地区仍以年轻人为主导——这或许正是伊朗在地区内大力扶持代理人武装的另一深层缘由。

核谈判是否真的存在？

自2003年起，核问题逐渐主导了伊朗与西方的关系，更成为塑造其国家安全认知的关键变量。伊朗核计划的根源可以追溯到巴列维王朝时期，最初仅计划发展民用核能。两伊战争末期，伊拉克对伊朗使用杀伤性化学武器的经历促使伊朗重启核计划，初期将其定位为和平利用核能项目，作为应对潜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略对冲。除国家安全层面的考量外，伊朗还希望借助核地位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2002年伊朗核计划曝光，即便伊朗彼时的核实力尚不足以形成威慑，但计划本身的存在就招致了国际社会的压力与威胁。伊朗国内围绕“核计划究竟是可交易的谈判筹码，还是必须坚持的核国家地位追求”展开争论，核心分歧具体表现为“谈判接触”还是“强硬抵抗”，以哈塔米和鲁哈尼为代表的谈判派主张通过核外交与西方接触，避免制裁与战争；以IRGC为代表的强硬派则拒绝妥协，主张推进核计划。

伊朗最终采取了抵抗与接触并举的双重策略。一方面，伊朗尝试与国际社会展开谈判，2003年伊朗曾试图与英法德达成协议，但最终因美国的否决而流产，这次失败的谈判使伊朗明白：要想成功谈判，必须扩大核计划的规模；另一方面，即使哈梅内伊在2003年发布了禁止研发和使用核武器的法令，伊朗仍稳步扩大核力量建设，本质是以民用名义保留军事潜力。

奥巴马政府时期，美国决心阻止伊朗核计划的升级。对此，美国加强了对伊制裁，并联合以色列向伊朗核设施发动“震网”（Stuxnet）病毒攻击。伊朗无法忽视日趋收紧的国际封锁圈的影响，哈梅内伊态度松动，决定试探性与美国展开聚焦核问题的谈判，重点在于限制而非彻底终止伊朗核计划。

2013年，鲁哈尼当选伊朗总统后，释放外交谈判意愿，与联合国安理会五常及德国（即“P5+1”机制）启动正式谈判。2015年，历时两年的谈判以各方签署《联合全面行动计划》（简称JCPOA，俗称伊核协议）结尾，协议恪守最初承诺，仅涉及伊朗核计划，刻意回避了导弹计划与远程防御系统。伊朗同意限制铀浓缩丰度至民用水平、拆除离心机、改造阿拉克重水反应堆等条款，作为交换，美欧需解除针对伊朗核活动实施的贸易与金融制裁。此次谈判开创美伊高层对话并签署协议的先例，但伊朗高层并不承认这意味着伊朗与西方关系正常化。

《联合全面行动计划》达成后招致了诸多抗议。在伊朗国内，强硬派抨击协议充斥着对美国不切实际的幻想，违背了伊朗长期秉持的抵抗认知，可能削弱国内的反美主义；而从制裁中获益的黑市势力与IRGC紧密勾结，同样试图扼杀伊朗经济正常化的可能性。放眼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同样对协议进行了猛烈批判，并寻求美国的安全保障。在协议履行的初期，伊朗按计划限制核力量发展，而西方国家解除制裁的进度却异常缓慢，伊朗国内的反抗声音愈发强烈。

2018年5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单方面宣布美国退出《联合全面行动计划》，重启并加码对伊制裁，伊朗迅速成为世界上遭受经济制裁最严厉的国家。特朗普政府希望效仿奥巴马政府，通过制裁升级压力伊朗重新回到谈判桌。事实证明，伊朗的韧性远超美国想象，通过向邻国出口天然气、石油，伊朗成功消化了制裁带来的冲击。面对美国步步紧逼的制裁举措，伊朗决定调整战略，以压力回应压力——恢复使用先进离心机进行高浓铀浓缩活动，决心粉碎美国的天真幻想，美伊自此陷入“打击-报复-打击升级”的恶性循环。

在核问题僵局中，伊朗将前沿防御作为保护自身安全的关键手段，通过代理人网络对美进行打击，以回应美国的最大压力制裁。而伊朗升级地区局势的举动招来了美国的暗杀行动，2020年1月，美国发动导弹袭击，击毙IRGC圣城旅前旅长苏莱曼尼，试图以这一冒险的行动重建美国遏制战略的可信度。苏莱曼尼的死引发了伊朗的强烈反应，哈梅内伊要求择机最大限度对美国实施报复，其对美国的不信任度日益加深，言辞愈发极端激烈。美国的极端压力手段使得伊朗再次从“谈判”还是“抵抗”的选择中清醒过来：与美和谈无异于与虎谋皮，伊朗只能继续依靠抵抗与神圣防御，必须通过发展核计划、部署先进导弹与无人机来强化前沿防御体系，以切实提升自身防御与威慑能力。

在此背景下，哈梅内伊决定推行“向东看”政策，将俄罗斯与中国定为核心合作对象。中伊合作以经济维度为主导，而俄伊关系则根植于叙利亚战场淬炼而成的安全同盟，伊朗的前沿防御战略既筑牢了与俄罗斯的战略纽带，却也成为其与中国构建战略伙伴关系中的核心争议点。除此之外，伊朗还重视在国内培育抵抗经济，即发展独立于国际经济体系的生存能力，以在国际制裁中长久生存下去。伊朗的核计划已经深度融入抵抗与神圣防御体系，美国对伊朗的最大压力制裁也反复印证了一个历史教训：伊朗无法信任任何一份国际协议，面对威胁只能单打独斗。

伊朗的未来：狐狸还是刺猬？

伊朗的抵抗战略为其换取地区博弈筹码的同时，也付出了经济、社会、地缘政治及战略内生性的多重沉重代价，成为其国家发展与政权稳定的掣肘。

经济层面，该战略招致西方的持续性制裁，2018至2022年间伊朗经济整体收缩7.3%，人均收入降幅达14%，中产阶级规模大幅萎缩，通货膨胀与贫困率持续攀升，民生发展受到严重冲击。制裁背景下伊朗黑市经济规模不断扩张，IRGC深度掌控国内经济资源，不仅滋生出系统性腐败与管理低效，还使得本国经济逐渐沦为“掠夺型经济”。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被弱化，取而代之的是围绕抵抗战略形成的特权分配与资源倾斜模式，这与伊朗革命初期倡导的平等诉求相悖，进一步加剧了民众的不满情绪。

社会层面，该战略的巨额实施成本引发民众普遍不满，近年来伊朗境内多次爆发反战反贫困的民众抗议活动。年轻一代逐渐背离革命意识形态，社会世俗化趋势持续加剧，政权的合法性根基遭受侵蚀。全国选举投票率屡创历史新低，强硬派全面掌权后导致国内政治代表性不断收窄，改革派与强硬派的政治分歧进一步深化。面对国内的抗议浪潮，强硬派始终拒绝让步，将民众抗议描绘为外部势力干预伊朗内政的阴谋。

地缘政治层面，前沿防御战略激化了地区教派对立，推动沙特等海湾国家与以色列联手，形成反伊地区同盟。《亚伯拉罕协议》的签署助力以色列实现与阿拉伯世界的融合接纳，伊朗则陷入愈发严峻的地缘孤立态势。同时，该战略直接激化伊朗与美以之间的对抗，苏莱曼尼遇袭、伊以导弹互击等事件接连发生，地区冲突升级的风险持续攀升，原本以威慑为核心的战略构想，反而沦为诱发各方直接冲突的因素。

随着国家安全认知的固化，伊朗深陷战略困境：抵抗战略已丧失民意支撑，却因与权力结构深度绑定难以轻言放弃；务实调整虽势在必行，却受地缘冲突与内部利益掣肘而推进维艰。历史学家约翰·刘易斯·加迪斯（John Lewis Gaddis）在大战略研究的开创性著作中提出，国家制定战略有“狐狸”与“刺猬”两种选择：狐狸通晓诸事、灵活应变，刺猬专注一事、坚守核心理念。哈梅内伊将抵抗作为解决伊朗安全需求的核心答案，是典型的“刺猬”式选择；但他在2015年签署伊核协议、2023年实现伊沙关系正常化时，也展现出务实灵活的一面。伊朗的未来，既取决于这份务实能否成为常态，也在于其是否认清：唯有具备“狐狸”般的适应性，才能应对未来的各类变数。

本文编译自Vali Nasr著作《Iran's Grand Strategy》美国普林斯顿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