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乡铜城古镇，曾经走出过诸多值得景仰的人物。由于遭逢际会，我有幸跟其中的于顺昌、徐速之和陶云龙三位前辈，有过短暂而印象深刻的交往。

一

我跟于顺昌将军见面，是九十年代中期在北京。不过，此前20多年，我就听过并十分仰慕他的名字。原因是，于将军的外甥刘春华是我的同学。

全国“两会”期间，陈源斌跟于顺昌将军在北京见面。右二：于顺昌，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少将。左一：陈源斌，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学院院长、天长市委副书记

我和刘春华是铜城中学首届（1970—1972）高中同学——借此机会，请允许我简略介绍铜城中学首届高中——招生范围涉及铜城镇和铜城、安乐、高庙、龙岗、大通、乔田、龙集、湖滨、杨村、永丰等10个公社。只有一个班，76人。

在我的个人记忆里，铜城中学首届高中班人才荟萃，包括：

全科学霸：张正举、万延梅、汤文信和嵇孝忠。

恢复高考后，这四位毫无悬念地考进名牌大学，张正举后曾任滁州电大校长、教授；万延梅曾任天长市中医院内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汤文信曾任天长市医院副院长、副主任医师；嵇孝忠后改名嵇晓中，分配至外地任重点中学高级教师。

组织能力突出者：许霞、李宜柱和潘瑞荣。

许霞后曾任安徽省建材厅总工程师；李宜柱曾任职于蚌埠市工商局；潘瑞荣曾任天长师范学校校长。

写一手漂亮书法者：高春、陶家裕、曹国章和叶云龙。

这四位后来均参军入伍。高春后曾两赴前线参加“自卫反击战”，以上校正团职转业至云南省检察院；陶家裕从武警浙江总队转业至中国银行杭州分行；曹国章转业至滁州市交管部门；叶云龙转业至天长市税务部门。

理科突出者：王昌胜。

后曾任职于蚌埠市消防支队。

文科突出者：刘春华、蒋建华。

刘春华后曾任安徽省审计厅副厅长；蒋建华曾任铜城中学副校长……

——76位同学，限于篇幅，恕我不能一一列举。

铜城中学首届高中毕业生师生合影及名单。其中，名单中刘广玉为铜中校长，张重威、夏贵康、贝昌达、吴为有、陈梓云、朱明玉以及未参加合影名单中朱康和、黄尧时、李品祥、俞其善为老师，其余为学生。照片及名单由耿宏奎和陈勤两位同学提供

当时还属于特殊年代，有一次，同学们议论几年前发生在武汉的一起事件，刘春华说，他舅舅于顺昌，也是北京派去武汉的工作人员。

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从铜城古镇走出去的文科才子于顺昌：毕业于复旦大学，曾任教于解放军政治学院，后转入总政系统工作。

刘春华作文写得非常好，印象最深的，他有一篇作文引用了“蜀犬吠日”成语典故，语文老师陈梓云十分赞赏，亲自当堂朗读点评。我下意识地想起了他的舅舅于顺昌，还有家乡人常说的一句俗话：外甥多像舅。

我和刘春华毕业后下放安乐公社，成了“知青插友”。我俩先后离开农村（我招工至县邮电局，刘春华招工至安庆一家建筑公司），不久又在省城合肥重逢（刘春华先调省监察厅，再调省审计厅；我先调省邮电管理局政治部，再调省文联）。

陈源斌在《人民文学》杂志头条位置发表的四部中篇小说：《重现江湖》《杀人有罪》《你听我说》《出手》

1993年初，我当选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全国“两会“期间，滁州及天长在北京举办经济发展会议，俗称“跑部（步）”，邀请在京家乡知名人士与会。于顺昌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少将军衔，属于邀请之列。而我，时任安徽省文学院院长，并经省委组织部下派，担任天长市委副书记，也要参加滁州及天长的“跑部（步）”活动。

陈源斌在《十月》《中国作家》《上海文学》《青年文学》等杂志头条位置发表的中篇小说：《走过从前》《万家诉讼》《天行》《到处都是谎言》

由于这个机缘，我得以跟于顺昌将军有过两次见面。

第一次见面，是在于顺昌将军的解放军报总编辑办公室。同去的有好几个人，只能礼貌性地打招呼。但是，我发现，于将军是个非常细心的人，竟然辨别出了我的口音，问我是不是铜城人。我点头说是，还告诉他，我跟他外甥刘春华是高中同学，知青插友，目前同在省城合肥工作。

第二次见面，是八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期间，于顺昌将军来安徽代表团驻地、总政所属西直门宾馆看我。

八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期间，陈源斌跟于顺昌将军在安徽代表团驻地、总政所属西直门宾馆合影。中：于顺昌，时任解放军报总编辑、少将。右一：陈源斌，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文联党组成员

于将军送了我一本《颜真卿行书大字典》。他告诉我，第一次见面时，我曾经在他办公室书柜里取出这本字典，看了又看，知道我喜欢，今天特地带来送给我。

我再次感受到于将军的细心和对年轻人的关爱。

于顺昌将军赠送的这本厚重的书法字典，我从北京带到了省城合肥，又带到了浙江杭州，再带到了现在居住的上海。

1995年，陈源斌担任中国作家协会代表团成员，访问意大利留影。图1：罗马；图2：巴勒莫总督府；图3：威尼斯；图4：西西里岛；图5：米兰；图6：佛罗伦萨

2025年12月1日，我为“话说天长”写了一篇文章《1993年，天长人首次当选全国人大代表》，作为配图的一张多人合影中，有于顺昌将军。

我转发朋友圈时，刘春华同学为这篇文章点赞。稍后，春华同学微信告知了一个不幸消息：他舅舅于顺昌2010年5月，突发车祸去世。

春华微信中有这样一句话：看了你发的照片，引起我一阵心酸。

那个瞬间，我想起了跟于顺昌将军的北京见面，想起了于将军赠送的那本厚重的书法字典，我跟春华同学一样，也是一阵心酸。

二

第一次见到徐速之前辈的名字，是在滁县地区文联《清流》杂志1981年试刊号。该期杂志头条位置刊登了我的小说《苦楝》，同期刊发的还有一组署名“徐速之”、总标题为《家乡行》的古体诗，其中包括一首七律《铜城镇》。

铜城镇

依依南北两茫茫，

父老乡亲欲断肠。

鸿爪印痕埋齿石，

鸮音余兴绕荒唐。

遭逢莫问门前雪，

巧夺终为瓦上霜。

半辈光阴抛逝水，

是非几曾见家乡？

稍后我得知，古体组诗作者徐速之，是一位从家乡铜城镇走出去的革命老前辈。

滁县地区文联《清流》杂志1981年试刊号，该期杂志刊登徐速之《家乡行》古体组诗和陈源斌小说《苦楝》

1985年秋天，我调省城工作。一年后，我应天长县志办李伍伦（时任天长县志办主任，后曾任天长市人大副主任）和夏文蔚（时任天长县志办副主任，后曾任天长市委常委兼市委办主任、天长市人大主任）邀请，得以跟徐速之前辈见面。

李伍伦主任对我的创作有过非常大的帮助。我在家乡工作时，单位是县邮电局，写作只能利用下班后的业余时间。滁县地区举办的文学活动，也无法参加。

陈源斌跟《陈源斌小说选》意文版翻译者弗龙在意大利威尼斯圣马可广场合影。左：弗龙，意大利汉学家，威尼斯大学教授；右：陈源斌

有一天，李伍伦（时任天长县委宣传部科长）带地区文联吴腾凰（时任滁县地区文联文协负责人，后曾任滁县地区文联主席）来找我，通知我参加地区文学笔会。李伍伦告诉我，地委宣传部打电话到县委宣传部，部长直接找县邮电局长，帮我请了假。

从那时起，我跟地区文联有了联系，经常应邀参加各种文学活动，开阔了眼界，也多了发表作品的机会。

陈源斌跟德国汉学家、《陈源斌作品集》德文版翻译者旷斯特凡合影。右：旷斯特凡。中：陈源斌

李伍伦后来调任天长县志办主任，仍然关心我的创作。我俩也成了好朋友。《花溪》杂志1985年第6期“文坛新秀谱——陈源斌小辑”，曾配发了李伍伦和夏文蔚合写的文章《陈源斌印象》。

李伍伦和夏文蔚赴省城，是为编纂新版《天长县志》做前期采访工作。两位不忘旧谊，邀请我陪同一起去见徐速之前辈。

1992年10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天长县志》，夏文蔚、张云年、李伍伦总纂，徐速之为特约审稿人之一

徐速之时任安徽省政府副秘书长，他在省政府一号楼自己的办公室接待我们，并按照采访提纲，详细讲述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生涯。

徐速之原名徐显祖，1916年11月7日出生于铜城镇，1932年4月参加革命。抗日战争时期，组织“吼声”学社，为社长，并兼任《战生》周刊主编。创办《青年战线》三日刊。1939年2月参加陈文抗日义勇团，任第2支队主任副官、政训科科长。1939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家乡天长历任区委书记、县长、县委书记，后任淮南区党委组织部副部长、华东军区警卫团政治处主任、淮南支队政委、江淮第一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巢湖军分区副政委、水利工程第一师副政委、淮委政治部代理主任、省教育厅副厅长、省人委副秘书长、省政府副秘书长。是老红军。享受副省长级医疗待遇。

2006年，陈源斌担任浙江作家代表团副团长兼秘书长，访问芬兰、瑞典和丹麦留影。图1：赫尔辛基；图2：马尔默；图3：诺贝尔雕像；图4：斯德哥尔摩；图5：丹麦美人鱼；图6：安徒生雕像

李伍伦和夏文蔚做了详细记录，我作为旁观者，一直静静地听着。

徐速之口述的经历里，包含着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当年，他因为说真话，付出了极大的人生代价，而历史已经证明，他是正确的。

采访结束时，我问徐速之前辈，有没有计划写一部回忆录，尤其是他因为说真话而遭遇坎坷这一段经历，保留这段鲜活的历史真相，以供后人借鉴。

徐速之摇摇头，说他不准备写回忆录。

他提到了两个人的名字，说，这两位当事人，现在就在省城合肥，还活着，年事已高，身体状态很不好。

徐速之解释了自己不写回忆录的原因，是为尊者讳。

那一刻，我看见了跟想象中不一样的徐速之前辈。

三

陶云龙前辈是从铜城镇走出去的传奇人物。他抗战时期即在家乡从事治安保卫工作，此后一直在公安战线。上世纪七十年代，陶云龙的职务是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这个级别的干部，当时属于高干。

《抗战时期天长根据地的公安司法工作（二）》文章中，关于陶云龙参加保卫干部训练班的记载

我跟陶云龙前辈从未见过面，却在一个特殊背景下，有过一次特殊的交往。

1977年，我在铜城邮电支局当总机。那个年代，电话需要总机接转。铜城镇只有区委、镇党委和少数单位有电话，总机在各单位上班时间比较忙，其他时间很清闲，夜班照例睡觉。

陈源斌部分获奖小说，均名列榜首：《万家诉讼》获第五届《小说月报》百花奖〔榜首〕、《仇杀·杀仇》获第三届（1989—1992）青年文学创作奖〔榜首〕、《北撤河东》获1992年莽原文学奖〔榜首〕、《万家诉讼》获《中国作家》1991年中篇小说奖〔榜首〕、《一案九罪》获1990年萌芽文学奖〔榜首〕

有一次我值夜班，半夜时分被一阵急促铃声惊醒，是省城合肥长途，要铜城区委。我三次揿按呼叫键，均无人接听。我填写好话单记录，准备上床睡觉。

铃声再次响起。还是省城合肥长途，这次是要铜城总机。

线路那头传来一个成年男子的声音，自我介绍说，他叫陶云龙，也是铜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

陶云龙抱歉半夜打搅我，说爱人得了重病，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可能撑不过24小时。

陶云龙请我帮忙，给住在镇上的孩子舅舅带个口信，今天务必来人赶到合肥。

我解释说，我家在镇郊乡下，不熟悉镇上的人，请他告知孩子舅舅的名字和住址。

陶云龙说了一遍。原来这个人我听说过，人称“老徐”。就住在区委斜对面，距离总机房步行不到五分钟。

当年的交通很不方便，天长至合肥只有县城早晨六点一班长途。如果等我八点下夜班，再去转达口信，老徐的家人当天肯定到不了合肥。

我放下电话，随即赶到老徐家。从睡梦中被叫醒的老徐，有点不敢相信，说，自己儿子刚从合肥回来，姑妈今天早晨亲自送到合肥长途车站，当时人还好好的。

回总机房不到十分钟，有人敲门，是老徐和家人，给了孩子姑妈家庭电话号码。我拨打过去，意外的是，那边应答的是省局总机。

省局总机确认是我是铜城总机后，告知：刚刚接到通知，这个号码已经被封闭。

顿时，老徐和家人脸色变了。我相信，我自己的脸色也变了。我们都明白，可能出了什么事。

两天以后，报纸和广播新闻点评了前不久发生在铜城镇的一起老徐父亲去世后的葬礼，称之为“丧葬事件”。

省地县工作组随之进驻铜城镇。有消息说，事情发生时，陶云龙正在北京开会，事情结束后，才散会回合肥。工作组进驻的任务之一，是要查清真相。

很快，我被工作组叫去问话，两个问题：我值夜班那天，省城打长途电话的人是谁；说了什么。

工作组没有提到第三个电话，即老徐和家人打给陶云龙家庭号码未能接通的电话。我想了起来，当时事起仓促，忘了填写话单记录，事后也没有补上。

我由此判定，工作组应该是从铜城总机查阅话单记录，发现了那天半夜的两次省城长途，怀疑跟老徐父亲的葬礼，存在着某种关联。

前面说过，我住在镇郊乡下，跟镇上的人不熟悉，也不清楚特殊年代发生过的各种恩恩怨怨。因此，时年22岁的我，对这起事件的看法，比较简单。

我认为，老人去世举办葬礼，是传统习俗。之所以演变成“事件”，可能场面过大，加上亲属身份敏感。不过，如果就事论事，归根结底，仍然是一场葬礼。

我还认为，陶云龙让孩子舅舅家人赶到合肥，应该是想当面了解真实情况。这种做法，同样属于人之常情，可以理解。

我担心的是，如果我实话实说，在当时的情势和氛围下，极有可能出现另外一种解读，让事态变得更加复杂。

我想起了一句家乡话：宁可雪中送炭，不能火上浇油。

我觉得，有必要对那天夜里发生的真实情况，加以适当的删减和保留。

我给工作组的正式回答是：

第一个电话是要铜城区委，无人接听。第二个电话是要铜城总机，询问铜城区委为什么无人接听。至于打电话的人是谁，对方没有说，我也没有问。

“丧葬事件”后来有了结论，经查证，公安厅副厅长陶云龙所述属实，事情发生时，他在北京开会。散会回合肥，事情已经结束。其爱人是葬礼的全程参与和操办者，应负主要责任。陶云龙仅仅负有平时对家属管教不严的次要责任。

八年以后，我调到省城。在省城工作的老乡时常提到陶云龙前辈，说，陶老虽然到龄离休，但人脉很广，说话很有份量。还说，陶老对家乡人很好，无论陌生还是熟悉，只要找到他，都会给予热心关注和大力帮忙。

有过登门拜访陶云龙前辈的想法。不过，这个想法如同电光石火，稍纵即逝。

第一个原因，很重要：我当时一门心思当作家，作家必须出作品，作品是一个个字写出来的，需要全力以赴，社交活动能免则免。

第二个原因，也很重要：我担心见陶老时，一不留神说出当年长途电话的事。那么，我的登门拜访，就变了味道。

我在省城合肥十七年，始终没有去拜望陶云龙前辈。

2026年3月4日于上海源水新墅

陈源斌 1955年出生，安徽天长人。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大学。当代作家。1986年10月加入中国作协。

1978年发表小说。曾获《中国作家》《青年文学》（两届）《小说月报》（百花奖）《上海文学》《萌芽》《莽原》《小小说选刊》等刊物奖，另获首届安徽省政府文学奖和中国作协庄重文文学奖。

《万家诉讼》改编为电影《秋菊打官司》（张艺谋导演，巩俐主演，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百花奖和第49届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金狮奖），长篇小说《杀人有罪》改编为电影《心灵，1949》（卫列导演，文章主演），长篇小说《秋菊传奇》改编为40集电视剧《幸福到万家》（郑晓龙导演，赵丽颖主演，获中宣部第十七届“五个一工程”奖）。

小说《命系悬壶》《万家诉讼》和散文《定海抗英六昼夜》选入北京、香港等地大学和中学课本。

由陈源斌原创的“讨个说法”，收入《现代汉语词典》“说法”条目。

曾任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党代会代表、安徽省文学院院长、天长市委副书记、安徽省文联党组成员、浙江省作协创联部主任、浙江作家画院创始院长、浙江省作家权益保障委员会执行主任。

1993年破格评定为文学创作一级（正高），同年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安徽省首届“四个一批”拔尖人才、浙江省首届“五个一批”人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兼职教授。

作品被翻译为英、法、意、德文字，在罗马、威尼斯等地出版。

曾被《女友》杂志读者投票推选为“当代十佳小说作家”（包括铁凝、苏童、池莉等10人）。

曾被《中国作家》杂志社评为该刊“20年最有影响的作家”（包括莫言、王安忆、蒋子龙等12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