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的办公室，安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见。中央空调冷风呼呼地吹着，却吹不散空气中凝固的火药味。
所有人的目光都像聚光灯一样打在我的脸上，带着震惊、同情，还有几分掩饰不住的看好戏的玩味。
就在前一秒，我的部门主管王丽，当着整个大部门三十多号人的面，指着我的鼻子，五官因为嫉妒和愤怒而扭曲，尖厉的声音几乎刺破了天花板：“林悦，你有什么好得意的？不就是仗着自己离了婚，豁得出去吗？谁不知道陈总凭什么把那个大单子给你？一个被人穿剩下的破鞋，还真把自己当职场女强人了！”
“破鞋”这两个字一出，整个办公区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有人倒吸了一口凉气，有人默默地低下了头假装看键盘。
我站在原地，感觉全身的血液在刹那间涌向了头顶，耳边一阵嗡鸣。那一刻，我仿佛被剥光了衣服扔在闹市街头，无形的鞭子狠狠地抽打在我的脊梁上。
如果是在两年前，我大概会羞愤得捂着脸哭着跑出去，甚至直接递上辞呈。但现在，我不会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行将快要逼出眼眶的酸涩压了下去。我看着眼前这个因为嫉妒而彻底失去理智的女人，脑海里闪过的，是我这跌宕起伏、拼尽全力才活出个人样的三年。
三年前，我还是一个沉浸在安稳生活中的全职太太。直到我在前夫的车里发现了一张酒店的发票，以及那个女人发来的挑衅短信，我那看似完美的婚姻瞬间碎成了齑粉。
我没有哭闹，也没有挽留。为了争夺女儿豆豆的抚养权，我选择了净身出户。拿着仅有的一点积蓄，我带着三岁的女儿租进了一个只有三十平米的老破小。
重返职场的那条路，走得比我想象中还要艰难。我已经三十岁了，简历上有长达四年的空白期。面试时，HR们听到我是个单亲妈妈，眼神里无一例外地闪过一丝犹豫——他们怕我无法平衡家庭和工作，怕我动不动就要请假去照顾生病的孩子。
最后，是这家处于快速上升期的传媒公司接纳了我，虽然给的底薪微薄，但提成比例很高。我太需要钱了，豆豆的幼儿园学费、房租、日常开销，像一座座大山压在我的背上。
于是，我成了公司里最拼命的人。白天我像个陀螺一样拜访客户、改方案；晚上等豆豆睡着后，我坐在逼仄的卫生间马桶上，把笔记本电脑放在洗衣机上继续熬夜写策划。为了拿下客户，我能在对方公司的楼下站三个小时只为递上一张名片；为了改出一个满意的方案，我曾经连续半个月每天只睡四个小时。
我的拼命换来了业绩的飙升。短短一年时间，我从一个边缘的业务员，做到了部门业绩第一。而这也成了王丽眼中拔不掉的肉中刺。
王丽是公司里的老员工，也是我的顶头上司。她习惯了享受下属的吹捧，更习惯了把下属的业绩揽到自己头上。一开始，她总是打着“带新人”的旗号，强行在我的项目里署名，分走我一半的提成。为了能在公司站稳脚跟，我忍了。
但人的贪欲是无止境的。上个月，我耗时整整三个月，经过无数次提案、修改，终于磕下了行业内出了名难搞的陈总，签下了一笔三百万的大单。这笔单子的提成，足够我付一个地段偏远点的小房子的首付，足够我和豆豆真正拥有一个家。
当王丽像往常一样，要求在合同上加上她的名字作为“联合负责人”时，我果断拒绝了。我把所有的沟通记录、方案迭代过程全部抄送给了公司大领导，证明这个项目从头到尾都是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
大领导在会上公开表扬了我，并亲自批了我的全额提成。
从那天起，王丽彻底撕破了脸。她开始在公司里明里暗里地给我穿小鞋。她把最琐碎、最没油水的工作强压给我；在部门会议上对我冷嘲热讽；甚至开始在茶水间散布关于我的流言蜚语。
因为那个大客户陈总正好也是离异单身，王丽便抓住了这一点，逢人便暗示我“手段不干净”、“靠出卖色相拿单子”。我以为只要我行得正坐得端，流言止于智者。但我低估了人性的恶，也低估了一个女人嫉妒起来会有多么面目可憎。
直到那天，这场矛盾迎来了大爆发。
这是一场部门总结会。王丽在台上阴阳怪气地指责我团队协作能力差，是个“利己主义者”。我实在忍无可忍，平静地拿出了上个月的考勤记录和项目对接明细，当众指出了她好几个项目推进迟缓，是我在利用周末时间替她擦屁股的事实。
我的反击彻底踩中了她的痛脚，让她恼羞成怒。于是，便有了开头那一幕。
她用最恶毒的词汇，企图在精神上将我彻底摧毁。她想看我崩溃，想看我落荒而逃，想用世俗的脏水把我淹没，以此来掩盖她自己工作能力的无能。
死寂的办公室里，所有的目光都在我和她之间游移。
我慢慢地抬起手，按下了手机屏幕上的结束录音键——因为经常需要做会议纪要，我有个习惯，只要开会就会开启手机录音。
然后，我往前迈了一步，直视着王丽那双因为充血而显得有些癫狂的眼睛。我的声音不大，却出奇地冷静，每一个字都像是一把冰冷的柳叶刀，精准地切开她的伪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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