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林木器社，位于铁南委，东临县酱菜厂，是虎林县较早在公私合营运动中成立的地方工业企业，成立于1956年3月。企业占地面积10,200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4,456平方米，其中:生产车间2,150平方米。办公室200平方米。下设机械一.二、三车间和配料、油漆、软包、机修、制材八个生产车间:生产、技术、财务、供销四个业务室。全厂职工160人。
虎林县最早的木工加工企业，是1911年虎林镇的傅振升木作铺。1935年，虎林有木作坊3家。1948年，有木作坊4家。1954年，全县木材加工企业42户，从业人员52人。
虎林木器社，最初是由三家木匠铺组成的，名称为“木器家具社”。当时只有11名职工，租赁土草房5间做厂房，进行手工操作，生产木制农具、家具，当年产值3.5万元，利润300元。
五十年代的木器家具社，基本是木匠铺的规模，而且基本是传统手工操作，少有木工机械。生产的品种，除了一些家庭用品，主要是农业用品，如犁杖、马车架子等。这些传统木匠，用精湛的技术，留住了虎林的农耕记忆。
铺子大多是租赁他人的房屋，院内被剥开的木板在阳光下晾晒，地上铺满了白花花的刨花、木屑，各种木材的香气伴着潮气，在工作间里无声地飘荡……简陋的工棚内，木匠师傅佝偻着黝黑发亮的脊，用力刨着木板。随着每一次推拉动作，背上、肋下、胳膊上的肌肉都随之起伏，汗水在阳光的照射下闪耀着晶莹光芒，顺着他们黝黑的皮肤流下，滴落在铺满刨花的地面上……
1956年3月，在开展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木器家具社和被服社、皮革社、黑白铁业社、烘炉社、自行车社、钟表刻字社等8个单位，通过建立生产合作社，实现了从低级到高级，从分散到集中，从手工业作业到机械化生产，逐步实现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企业改造进程。“木器家具社”改名为木业社，它和新成的八个合作社，归县新设立的手工业联社管理。
1957年工厂职工增加到24人，生产木制家具和农具2000件，固定资产增到1.8万元，年产值5万元，利润4000元。1958年8月，工厂成立了党支部，张锡贵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当年实现产值16万元，利润2.4万元。
合作化运动促进了生产关系的变革，企业主人翁地位得到了极大提高，极大地激发了原来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木业社自成立至1957年，职工增长90%，产值提高43%，利润提高33.3%。其生产木制农具，家具2000件。积累固定资产1.8万元。1958—1962年“二五”期间，木器社实现产值50.2万元，生产木制家具4,385件，胶车上棚41辆，实现利润5.1万元。
1959年7月13日，按照国家工业化初期通过整合现有工业资源，以特定历史阶段工业发展特殊模式推动地方工业发展，为农业发展提供良好服务政策精神，木业社和烘炉合并为全民所有制的铁木工厂，厂长隋文德，企业宗旨专为农业生产服务。
两个企业合并后，经营方向发生了变化，由综合经营改为农业为主。原有的龙头产品家具及办公用品制作，只能暂时停止，造成民用和办公木制品市场出现了缺口。为了改变这一状况，1959年10月25日，虎饶县人委决定，将刚合并进农垦局所属的木器厂从铁木工厂分离出来，扩建为年产一万套家具的木器家具厂。1960年9月，县政府投资3万元，在现木器社位置新建砖木结构厂房600平方米竣工，工厂搬迁新厂生产。新设备及新工艺等生产硬件的更新，为企业发展带来了新变化。1958至1962年，企业完成产值50.2万元，生产木制家具4385件，胶轮大车上棚41台，实现利润5.1万元，上缴税金1.2万元，这期间职工增加到51名。
1962年8月，随着牡丹江农垦局与虎饶县分开，木器厂和五金厂、自行车修理厂、钟表刻字社、铁木工厂（木器厂）等亦划归县手工业管理局领导，改厂为社，恢复集体所有制。木器厂改名为虎饶县手工业家具社，职工增加到51名。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职工的生产积极性，企业在大多数企业吃大锅饭的情况下，开始试行计件工资制。在多劳多得计件政策的激励下，企业效益增势良好。当年实现产值完成7.7万元，利润8000元，上缴税金3000元。1963年至1965年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期间，企业实现产值27.1万元，木制家具3,000件，胶车上棚96辆，利税3.6万元。
木器社从建厂就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办厂方针，通过革新挖潜，不断提高企业生产能力和产品技术含量。以老工人张殿武等为代表的技术骨干，围绕生产抓技改，瞄准增效搞创新，先后自制平刨、压刨、打眼机、旋床。圆盘锯各一台，配料锯三台。工厂生产由手工实现了半机械化，1965年，产值首闯100万元大关。同年，企业改名为虎林县木器生产合作社。
木器社领导最初为隋文德，后期分别为刘景波（后调聋哑家俱厂任厂长）、隋福仁。企业有带锯、配料、机械、木工、油漆五个车间，维修和锅炉两个辅助生产间。下设财务、技术、生产等小组。带锯车间主任韩广兴、宋广成；配料车间主任闫在宽；机械车间主任隋明秀、于英顺、吕世军；油漆车间主任潘桂花。
七十年代初生产品种办公桌椅、文件柜、木制家俱、马车架子、犁杖、门窗框、中小学桌椅、棺材等。
“文革”期间，许多企业停工停产，生产设施被严重破坏，工业生产增速大幅下降。木器社在这个特殊时期，也不可能独善其身。在1966至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 10年中，企业完成产值157.5万元，生产了胶车上棚357台，木制家具34157件，自筹资金建了900平方米的厂房和30平方米烘干室。由于工人积极性丧失，生产管理混乱无序，五年仅实现利润5300元。同时，由于管理混乱，工伤事故也屡有发生。1968年11月，职工张洪友，因圆盘锯带飞板皮冲中前胸身亡。
粉碎“四人帮”后，企业通过拨乱反正，加强经营管理，生产经营出现了向好的喜人局面。1976至1980年，完成产值145万元，生产木器家具4600件，实现利润1.7万元，上缴税金3.9万元。
1980年8月，企业购置第二台48#带锯安装投产，至此制材车间生产设备配套成龙，年制材能力由1,000m提高到3000m同年9月由县银行贷款9000元，自制一次烘干木材18m“红外线烘干炉一座。随着设备更新换代，车间产能快速得到提升，产品不但在国内畅销，还打通了外贸产品通道。自1981年开始，工厂开始接受出口产品任务，生产的儿童木折椅物美价廉，受到了外商的好评，产品打入了国际市场。开发出了H80一3儿童折椅，荣获1983年工艺美术“百花奖”，12月国家对外贸易部发给“质量信誉证书”，其中儿童椅获国家贸易部“质量信誉”证书，远销日、美、英、荷等五国与香港地区，创外汇15万美元。
1982年10月1日，木器社将县地方国营完达山木器厂合井，企业改为虎林县木器厂，职工增加到178人。企业的主要产品出进行了有效调整，形成了木制家具、沙发、办公用品等内销产品为主，儿童折椅等外销产品为辅两翼双飞的格局。随后几年，为了调整产品结构，企业又增加了筷子生产线，胶合板生产线，使企业的产品结构更加优化，一次性木制筷子和胶合板形成了规模效益。
八十年代，应是木器厂经济效益较好的年份。但在生产经营向好的同时，安全隐患也一直存在。1983年一年，就发生了配料车间失火，远红外线木材干燥室起火两起火灾，直接损失近2万元。
木器厂是个微利企业，主要表现在市场订单不足与成本刚性上涨的双重挤压，为争夺订单企业被迫降低加价率，进一步压缩收益。因为产品销售不对路等市场因素，供需失衡导致产能过剩造成产品积压也时常发生。自1971年至1986年，企业产值最近14万元，最高80万元，赢利水平很低，约在0.1至2万元之间。
九十年代，为了盘活经营不善的虎林县餐具厂，在上级的扶持下，木器厂兼并了该厂，使其成为木器厂的一个车间级生产单位，一次性木制筷子也达到了一定的规模。
餐具厂原车间
餐具厂筷子生产线
九十年代，中国的国有和集体企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洗礼。此时，“下岗”不仅仅是失业的代名词，更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符号。尽管这一时期个别承包者或卖断企业者，创造了无数财富传奇，但牺牲国有资产、以及让下岗工人成为最大牺牲品的巨大的社会成本，是他们成功的基石。
木器厂也是在这个大环境中，历史积累的深层矛盾和现实改革压力，让它开启了由辉煌到落魄运转的齿轮。九十年代中期，职工开始陆续下岗，企业也开始了一路下滑的行程。
那些对企业怀有深厚感情的职工，虽然心有不舍，但也得面对下岗现象集中出现的现实。这些把青春和美好年华献给企业的职工，没有因下岗而沮丧颓废，而是开始曾尝试各种自救。韩君，从轻工市场摆摊干起，以敏锐的商业洞察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在浩瀚的商海中,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传奇。于英顺，和朋友共同创建装饰装璜公司，在自主创业中闯出了一番天地。陈勇，创办医用氧气供应站，实现了自己当老板的夙愿。刘洪胜，下岗后开起了出租车。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的陀螺，每天都在忙碌中度过，用辛劳和诚信，拉出了一家的生计和希望，也见证了自己的蜕变。
素材来源:虎林县志，虎林县工业志，陈勇、于英顺、刘洪胜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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