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长河

当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着到访的德国总理默茨抱怨西班牙“态度不友好”、威胁要切断与马德里的所有贸易往来时，大西洋彼岸的欧洲人或许感到了一丝寒意。二十多年前，同样是一位来自共和党的美国总统，同样是一场在中东发动的战争，也曾让美欧关系跌入谷底。然而，将2003年伊拉克战争时期的分歧与今天美以打击伊朗引发的裂痕相对比，我们会发现，表面相似的剧情之下，内里早已是天翻地覆。

2003年春天，当小布什政府决定绕过联合国出兵伊拉克时，美欧之间爆发了自北约成立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其时，笔者正在欧洲工作，见识了当时阵线的泾渭分明：以东欧“新欧洲”为一方坚决追随美国出兵；而以法德为首的“老欧洲”则高举反战大旗，欧盟内部的裂痕暴露无遗。那时，欧洲的分歧是地理和政治认同上的——“新”、“旧”大陆之间的碰撞，核心在于是否支持美国“先发制人”的单边主义，是否维护联合国的权威。

23年后的今天，面对美以对伊朗发动的大规模军事打击，欧洲的反应呈现出另一种面貌：西班牙明确拒绝美军使用其南部的莫龙和罗塔基地。面对特朗普的暴怒，西班牙政府强硬回应称将捍卫自身利益。就连美国最亲密的盟友英国，这次也让特朗普大失所望。首相斯塔默一度拒绝美军使用查戈斯群岛基地，即便后来同意也仅限于“防御目的”，并明确表示英国不会参与进攻性行动。

这一次，欧洲没有出现二十多年前那种公开的、撕裂的“站队”。法国总统马克龙明确表示美以行动“不符合国际法”，德国称不会参与军事行动，西班牙更是直接与美国的威胁硬碰硬。虽然英法德领导人也发表了谴责伊朗“鲁莽袭击”的声明。这一次，欧洲是在整体“谨慎”的基调下，呈现出一种与美国“保持距离”的集体倾向。

这种“局面大不同”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内因变迁。

首先，欧洲的战略自主意识已非“吴下阿蒙”。2003年时，欧洲反对美国打伊拉克，更多是基于对地区稳定的担忧和对联合国程序的尊重，其军事上的弱势使得欧洲在当时只能挥舞“木头军刀”。而伊拉克战争的烂摊子、随之而来的难民潮、恐怖主义的蔓延，让欧洲实实在在地尝到了美国中东政策的苦果。此次面对伊朗危机，欧洲的谨慎不是“反美”，而是对自身利益的再评估——他们不确定这场冲突的终点在哪里，更不愿意为一个不确定的结局买单。

其次，美国的行为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2003年的布什政府虽然单边主义色彩浓厚，但至少还在联合国安理会努力争取授权。而今天，特朗普政府的行事逻辑是赤裸裸的“交易型”和“利益型”，连个表面上说得过去的借口都懒得找。特朗普对西班牙的威胁——“切断所有贸易往来”，对英国的抱怨——“那个愚蠢的岛”，完全是蛮不讲理的做派，而非盟友间的协商。当美国在行动前已将欧洲排除在计划和磋商之外，欧洲人发现自己“只能当个旁观者”时，他们又怎会甘愿为这样一场没有共识的战争火中取栗？

再者，地缘政治的底色已经重绘。2003年，伊拉克战争的阴影下，欧洲对中东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石油供应和难民问题。而今天，欧洲面临着更紧迫、更贴近家门口的生存威胁——俄乌冲突。在这场冲突中，欧洲对美国的依赖达到了新的高度。这种依赖使得欧洲在此次伊朗危机中陷入两难：一方面需要在乌克兰问题上换取美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不愿在中东被美国拖下水。这种矛盾心理，恰恰解释了为何欧洲一方面拒绝参与进攻，一方面又发表声明谴责伊朗——他们既想保持距离，又不敢彻底得罪华盛顿。

展望未来，美欧关系的裂痕恐怕难以弥合。从伊拉克到伊朗，欧洲已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主动反思”的转变。未来，跨大西洋关系将演变为一种更为复杂、更具博弈色彩的“交易型伙伴”。欧洲将继续在“战略自主”的道路上蹒跚前行，虽然步履维艰，但方向已定。而美国在其单边霸权主义逻辑的驱使下，可能会更加频繁地向盟友施压。这种“新分裂”的深层后果，将是西方世界的进一步松散化，以及全球权力格局的加速重组。

丘吉尔的时代确实已经过去。那个在铁幕演说中呼吁英美特殊关系的时代，那个美国马歇尔计划重塑西欧的时代，都已定格为历史。今天的美欧新分歧，不再是单一政策的分歧，而是世界观的分歧。一句话，大西洋两岸曾经坚不可摧的桥梁，正在悄然发生结构性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