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俪生与学生合影(左三为赵俪生,右三为秦晖)
01
忘性最大的“好记性”
我们在兰大读研究生的时候,赵俪生先生经常夸秦晖的记性好,说“这个小广西过目不忘,真是‘史学癖’‘历史狂’啊”,以至于在兰大一时传为美谈。还有人形容秦晖拿一本书在眼睛边上“来回拉几道”,就看完记住了。刚开始我也挺惊讶,这人脑子里装下多少东西啊!每每涉及历史上的地名、人名、年代、史料都能脱口而出,再复杂也不会混淆,讲起历史来比他平时说话顺溜多了。
出去旅游的时候,不论国内国外,即便是秦晖第一次去的地方,他也会如数家珍一般告诉你,这条街道以前叫什么,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事情,过了这个路口在哪里转弯……往往叫当地人都目瞪口呆。可是在生活中会发现,他的脑子就像一间房屋,只能容纳下他感兴趣的东西,至于其他是储存不进去的,所以他也是出了名的“迷糊虫”和“无脑人”,属于“记性”“忘性”都很突出的类型。
有时候我出门上课前看见他在穿袜子,等两节课下了回家,看见他在穿另一只脚的袜子,我就会很纳闷:“难道你的袜子有两公里长,为何会两三个小时都穿不完呢?”显然这期间他手里攥着袜子去干别的事情了,回过神来发现手上一只袜子、脚上一只袜子,才去穿另一只。
秦老爹脑子够用起来显得比谁都好使,但笨起来比谁都笨。有一次我们一行好几人搭乘地铁,大家手持一卡通鱼贯而入,到了他却意外卡住了。秦老爹显然不知在想什么,脑袋短路忘记该如何过地铁闸口,只好冲着最后一个人大叫:“我过不去啊!”我没好气地转过身来,隔着闸门从他口袋里摸出一卡通,递到他手里,让他像别人一样照猫画虎刷卡进来。就这么简单的事,他犯起迷糊来真让人哭笑不得。
刚工作的时候,我们住的是教工筒子楼的一间宿舍,没法起火做饭,为了节省时间,往往带着水壶、饭盒去上课,有时会在学生食堂和同学们边吃边聊。但有时候下课比较晚,食堂没什么菜了,我就会先回宿舍,用煤油炉下点挂面,或者简单做个西红柿蛋花汤、拍个黄瓜什么的,让秦晖去食堂买两个馒头顺便捎一壶开水回来,想着两人协作毕竟会节省些时间。
结果发现一个规律:他每次都只能拿回来一样东西。买馒头的碗回来了,提开水的壶就会丢在食堂里;一壶开水提回来了,买馒头的碗又会扔在开水房。每次询问“另一样东西呢?”他才会像大梦初醒一般匆匆又回去找。好在这些东西一般都丢不了,下楼再跑一趟都能找回来,原本为了节省时间,结果往往事倍功半。
他下楼去给自行车打气,十有八九打气筒是有去无回的,为此我们买过好几个打气筒。洗了衣服让他晾晒一下,他就会空手回来,问他“盛衣服的盆呢?”这才恍然大悟匆匆返回去拿。每次想让他帮一把手,基本上都是更费工夫。
买菜的时候如果不记在一张卡片上,“白菜、萝卜、黄瓜”就会变成“土豆、茄子、洋葱”,这个时候我就会感慨,你枉担了记性好的虚名,其实是天下最没脑子的人。做好了饭,他下楼去取个报纸的工夫,都会溜到不知哪里发呆去了。以后出于无奈就彻底免除了他在这方面的“劳役”。
以前在陕西师大,那时候我们一个楼道里每家轮流值日一周,负责打扫楼道和楼前的一块责任区域。有时候因为我要照顾女儿或者去上课,就让秦晖承担这项任务。我们倒垃圾的地方是在每一层楼道的拐角处,有一个垃圾道,秦晖扫楼道很认真,但可笑的是,撮垃圾的簸箕总是会随着垃圾一起扔掉。第一天把我们家的簸箕扔进了垃圾道里,他不好意思说,第二天就从邻居家里借簸箕,结果簸箕和脏土又“同归于尽”了。
秦晖金雁夫妇在陕西师范大学唐史学会前留影
这老兄可能想着,过两天清理垃圾的人来了,就能找回来。第三天再次借了楼下老师家里的簸箕,又是同样的结果,真不知道他拿着簸箕的时候在想什么,怎么就不接受前两次的教训呢?也许在想前两个都扔进去了,索性第三个也下去吧。后来邻居找上门问他簸箕呢?
他赶忙跑出去买了一摞三个新簸箕回来,挨家敲门还给人家。他也不告诉我这件事,还是邻居跟我说借去的旧簸箕怎么变成新的了,我才知道其中原委。怪不得我还纳闷,他怎么关心起清理垃圾的时间了呢?
对秦老爹来讲,眼镜是最重要的随身物品,没有之一,可是偏偏眼镜是几乎每天都要寻找的东西,一天到晚就听到他用壮语在呼“镜达谷(我的眼镜)?”“镜达呢?”还一边找一边自言自语地说:“为什么就没有人发明一种有铃声的‘镜达’,我一按按钮它就会‘回应’?”
为了克服这一困境,他往往一配眼镜就是好几副,有的眼镜因为经常戴会习惯一些,但一般情况下总是刚刚戴习惯就会“失踪”。几年后,要么在一本书中发现,镜片早已碎成渣了,要么裹在一叠杂志下面,在处理废旧报纸时才被发现。
02
脑子会“短路”的人
秦老爹有一个最大的本领就是让所有的东西“移位”。如果家里两天没人,就他自己,会发现筷子不在筷子筒里而在沙发上,书不在书架上而在床上,茶杯在洗手间里,碗在电视背后,眼镜夹在书里,袜子往往只能见到一只,让人慨叹他制造混乱的能力。
一般情况下,他吃了饭不洗碗,因为饭渍干了以后十分不好洗,就拜托他接点水泡起来。等回来一看,厨房水池子里满满一池水上漂着两个空碗。你指责他,他还狡辩道:“你也没说,要把碗像潜艇一样沉在水底。”
后来我才琢磨出他的特点是大脑好小脑不好,这种人往往手脑不协调,不像我等常人一样“均衡化”。以前热牛奶的时候我都会嘱咐他看着点锅,不要让牛奶溢出来,可是每次都会听到他在灶台前大喊大叫“扑出来了!扑出来了!”那你倒是下手端锅或者关火呀,只看见他举着双手不知所措。事后问他:“既然怕牛奶溢出来,你怎么不早下手啊?”他就会说:“我看的时候还没有溢,可是转眼的工夫它就冒一锅台了。”真让人哭笑不得。
你会觉得他脑容量足够大,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短路”。他经常可以做到视而不见,很多次我在路上碰到他,只见他像梦游似的礼貌性地点点头,像是遇到某个不太熟的同事。我瞪着眼睛冲他使劲点头,指望他能够“想起”我是谁。一般情况下他都会面无表情地擦肩而过,偶尔会恍然回神到正常状态。
一次我和女儿在院子里打羽毛球,碰到一位外地来的人找秦晖,我们并没有说明自己的身份,只告诉问路者具体怎么走。等我们返家时在电梯口就听到了他的大嗓门,正在尴尬他如何向客人介绍我们的时候,只见他旁若无人地从我们之间穿行而过,压根就没看见……
女儿小时候学习走路,他在旁边看着孩子晃晃悠悠要摔倒,也是只会喊不会伸手。我会在比他远的地方一个箭步冲上去伸手接住孩子,问他:“这个动作难吗?”我去上课,他在家里喂孩子吃饭,面条很长,他不会想到用筷子夹断了再喂,而是让孩子像小鸟一样仰头张嘴,他站起来把长长的一根面条一点点放下去。那个姿势如果当时拍下来堪称一景。
秦晖一家合影
有两次我们去朋友家里做客,大家都把鞋脱在门厅,出来的时候各自穿了自己的鞋与主人告辞。有人东找西找,然后问:“我的鞋呢?”人常说鞋合适与否,只有脚知道,所以是不是自己的鞋,一上脚就能感觉出来。
这种情况下我第一个怀疑的就是秦晖,往他脚上看,果然他穿着比自己脚大一号的鞋站在那里浑然不觉。我就告诉他:“你穿了别人的鞋。”他很无辜地答道:“我感觉就是我的鞋。”其实别人的鞋无论颜色、款式、大小都与他的相差甚大。还有一次,他冬天穿了一双棉拖鞋去上课,我发现以后对他说,这样不好,不符合教师的课堂仪表。猜他怎么回答?他说:“这两双鞋有区别吗?”
03
穿着随心所欲的教授
秦老爹穿衣服很随便,这本来也没有什么奇怪的,有人甚至认为属于“名士风格”。但是有些场合,过于不拘小节会让人哭笑不得。以前在陕西师大上课,他经常一个裤腿高一个裤腿低,斜挎着一个军绿色的书包,手里攥着讲稿,像插秧一样站在讲台上。
他嗓门很大,上课总爱说“是吗?”“这个很简单”之类的冗言。我们同时给85级开课,尤其当夏天开着门上课,他的大嗓门总会影响到我的课堂,整个走廊里都听到他的“是吗?是吗?”搞得同学们支棱着耳朵听他讲什么。
秦老爹对穿什么毫不在意,根本不往心里去。给什么穿什么,不要求他换衣服从来想不起换。有一次给他一件干净衬衣,可是却找不到换下来的衬衣。我好生奇怪,人都没动窝衣服怎么会不翼而飞呢?
我在床下枕下找了半天,突然想起来对这种人不能按常规思维考虑,就把他的衣领扒开看,果然两件衬衣叠穿在身上。以后我都是在他睡觉的时候把脏衣服收走,把更换的放在床边。他起床有时候没看见衣服,就会坐在床上大喊:“我的衣服呢?”从来只有董永偷七仙女的衣服,为什么到我这里会反之呢?
从西安刚到北京,进入中农信工作的时候,那栋写字楼不允许男士穿短裤和露趾凉鞋进入,他每每被门卫拦下。次数多了,所有的门卫都认识了“喜欢短打扮”的教授。他愤愤不平表示,为什么女士可以穿裙子和露趾凉鞋,男士就不行呢?
有一次德国总统到北京和一些学者座谈,毕竟事关外交礼仪,大家都西装革履准时准点到场,只有他穿着旧夹克衫拎着一个烂纸袋子,下课后急忙赶去。因为赶得满头大汗,落座以后撸起裤管就发言,感觉像在田间地头一样。我想德国总统心里肯定会犯嘀咕的。
有一年夏天开国际会议,包括他在内的五人正襟危坐地在台上发言。别人都是衬衣、西装、领带,再不济也是短袖衬衣、长裤、领带。只有秦老爹凉鞋、短裤、短袖衬衣显得格外突兀。一些朋友知道他着装随意,往往会在会议通知上特意为他多嘱咐一句“注意着装”,或者“要求正装”。很正式的着装会弄得他浑身不自在。
我也知道他不会根据场合调整穿着。如果出国开会十天,我会给他准备五件衣服,告诉他前五天每天必须换衣服。他问:“五天换完了,以后没有衣服穿怎么办?”告诉他可以再换一轮。他说:“既然这样,那几天换一次有何不可?不是同样道理吗?”
我告诉他不一样,每天换衬衣,一来表示对会议的重视和对别人的尊重,二来显示出管理个人的能力,如果一个人连自己都弄不清爽,何谈其他?可是他的思维不同常人,他说:“我从来不知道别人穿了什么,我只注意到他讲了什么。如果我的洞察力放在穿上面,那还是我吗?”结果不管带去几件衣服,他就只穿一件。这才真叫“轴”得“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
所以每次出差带了换洗衣物也是白带,偶尔换一次还会把换下来的衣物丢在酒店里不带回来。有一次出国,一块没吃完的黄油和西装搁在一起,生生把新西装给毁了。如若穿毛衣,一般是正一天反一天,反着脱下来就正着穿,正着脱下来就反着穿;对鸡心领的毛衣他大概可以分出前后,对圆领的毛衣经常拎起来不知哪面是前哪面是后。告诉他一个识别的方法,让他记住有商标的是后面,可是他照样出错。他经常去参加一些很严肃的会议,回来看拍的照片,反穿着毛衣脖子底下卡着一枚商标,要多难看有多难看。
我一气之下干脆剪了商标,不分前后就不分前后吧。而且他认准哪个式样的衣服,即便穿破了买新的,也要照旧的再买一件。有人感觉他多少年来就穿着一件衣服,其实同色系、同款式的夹克他有好几件,即便换了别人也看不出来。他说:“女人一定要让别人感觉她每天都在换衣服,我就让别人感觉从来就是一件衣服。”
04
“卡片不出门,寸纸不乱丢”
秦老爹的作息时间之混乱,就像没有生物钟的人一样。经常是我起来的时候他躺下,他起来了我却按照正常作息该睡觉了。在很久一段时间里,我们的居所人均居住面积只有几平方米,因为书多,就更显得凌乱不堪。
我们开玩笑说,干脆把双人床换成单人床得了,反正是轮流睡觉,一张单人床足矣,还能节省些地方。即便秦晖正常作息,他经常也会睡到半夜穿着裤衩背心消失一会儿,就像梦游一样,再悄无声息地躺下。你问他干吗去了?他说:我写了几行字。久而久之,家里到处都是随手涂写了几行字的纸头。他也会在卫生间里大叫:“送一支笔来!”我们干脆就在厕所里搁上卡片和笔,以便于谁想起什么来,拿着也顺手。
秦晖就像明太祖订立“片板不下海,寸货不入番”的规则一样,给我们规定“卡片不出门,寸纸不乱丢”,以防我们把他随手记下来的灵感当垃圾扫地出门。结果家里像个废品收购站。他的桌子凌乱无比,遍布灰尘,即便如此,是不许整理的。他自己就夹在连胳膊都伸展不开的窄窄的一溜空间里写东西。
我们现在的住所不算太差劲,但是架不住秦晖不断往里塞东西,家里的书已经到了要“流”出去的地步。摆在门口的废旧报纸堆经常会垮下来,以致从外面回来连门都推不开。赶上我们俩连续有课的日子,家里就到了要什么找不到什么的地步。我最窝火时常说的一句话是:“我们这一辈子最大的浪费就是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拿来找东西了。”
这时候我就特别想让他出差几天,赶快归置一下,虽说杂乱的环境得不到彻底的整治,起码能让我心静下来。否则他的“乱”就会导致我的“躁”,特别容易起无名火。每次他刚一出差,我立马进行“大扫荡”式的清理工作,从桌子上和床上能清扫出半簸箕的废纸垃圾——当然他的那些卡片是不能丢掉的,只能往起摞一摞。
等到擦干净桌子、清理出一些地方的时候,我总会长出一口气,有一种找回自我的感觉。我知道等他回来但凡找不着什么又该大喊大叫了,说每一个纸头都有特殊的用处。
秦晖并不高产,写作速度一点也不快,在网上大量查阅就不说了,在家里翻书每次都弄得像抄家一样,案头和床上堆得像小山。他所需要的空间是他身体的数倍,有多大地儿就能占多大地儿,写文章铺的摊子大,经常是满床满桌的资料文献,搞得他自己没处睡觉、别人无处下脚,把他的“存在感”尽可能地扩散至任何地方。
再加上他是大脑好、小脑不好的人,动作明显不协调,不能从事体育不说,也会影响到写作。很多想法在脑子里十分成熟,只欠落实到纸面上,但这个过程往往滞后得不行,甚至超过构思过程,为此不知得罪了多少编辑朋友。答应人家的文章倒也不是虚晃一枪,应该说呼之欲出,但落实起来比较困难,答应了不算数的情况经常出现。
秦晖的扩展能力很强,且习惯于自学,从来没有个学科边际,想到哪学到哪、关注到哪。这是与科班出身的人最大的区别,不老实待在专业“围墙”里种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溜达溜达就窜进了“别人家的园子”。
因为“问题意识”特别广泛,常常是写着这个话题,又有了另一个关注点,这种“拓展方式”也是文章难以按时完成的一个原因。可以说他一直都在学习,他的“通”使得他能够自如地跨越时空,穿梭在各个断代的世界历史中。
但是负面结果经常是把编辑的耐心“透支”光了文章还不见出手,一拖再拖。这时候我就想起他们小学同学讲过,他们的班主任语文老师不喜欢他,因为他经常不按时交作文。他自己说,倒不是没有写,而是每次越写越长,收不了尾。这个毛病到现在也没有改掉,作为编辑的女儿屡次约稿被“闪”,气得她说,“有时候真想把这种作者给杀了”。我想每一个向他约过稿、催过稿的编辑都有过苦恼的记忆。
秦晖的电脑经常坏,其频率之高超过一般人数倍,周围的熟人、朋友、朋友的朋友、学生、亲属、同事,凡是稍微懂电脑的,都为他修过电脑,几乎可以说能烦的人都烦遍了。电脑对秦晖来说比什么都重要,一旦电脑出了问题整个人就立马“毛”起来,完全处在不正常的状态,不停地打电话到处求救,走马灯一般请人来帮他。
这种时候他就好像一个一点就炸的火药桶,我们娘儿俩都知趣地躲得远远的,知道此时惹他是自讨苦吃、自触霉头。而若有哪位精通电脑的编辑帮他一把,他当即肯定最好说话,绝对有求必应。
本文摘自《雁过留声》一书,山西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题目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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