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确政绩观”与“干事创业、担当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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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又绿江南岸,思想的种子也在这个春天悄然播下。

年初,中办印发通知,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春节假期刚过,山东等地的“新春第一会”上,重温《为人民服务》,聚焦“干事创业”“担当尽责”。这一系列动作释放出鲜明的信号: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节点,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那个根本性问题——政绩为谁而树?政绩又该如何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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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政绩观”与“干事创业、担当尽责”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确政绩观”是思想层面的“总开关”,“干事创业”是实践层面的“主阵地”,“担当尽责”是执行层面的“动力源”。这三者不是各自孤立存在的,而是构成了一个从“知”到“行”,再到“志”的有机统一体。

正确政绩观是干事创业的“定盘星”。

有什么样的政绩观,就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如果政绩观错位,干事创业的热情越高,可能造成的偏差甚至损失就越大。

方向决定成败。只有树立了“为民造福”的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才能找准方向。如果只追求“显绩”而忽视“潜绩”,热衷于搞“形象工程”而忽略民生急需,那么“干事”就会变成“惹事”,“创业”就会变成“败业”。

防止“蛮干”。现实中,有的干部很忙、很累,看起来很“担当”,但如果出发点是为了个人升迁或迎合上级,这种“担当”就可能演变为脱离实际的“瞎指挥”和“拍脑袋”决策。正确政绩观起到的是校准器的作用,确保努力不会偏离人民的利益轨道。

干事创业是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试金石”。

正确的政绩观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攻坚克难的实干中“磨”出来的。如果不干事、不创业,再正确的政绩观也只是空中楼阁。

实干出真知。只有在干事创业的具体实践中,才能检验政绩观的成色。比如,在面对“短期利益”与“长远发展”的冲突时,在面临“显性工程”与“基础工作”的选择时,干部如何取舍,直接反映了其政绩观是否端正。

化理念为成果。正确政绩观必须通过干事创业来转化。“功成不必在我”的精神境界,最终要落实到“功成必定有我”的历史担当中。 无论是推动产业升级,还是改善人居环境,都需要通过实实在在的项目、扎扎实实的推进,将正确的理念转化为让群众有获得感的成果。

担当尽责是连接思想与行动的“传动轴”。

从“想清楚为什么干”到“干出个名堂来”,中间最关键的一环是“担当”。没有担当,正确的政绩观只能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尽责,干事创业就容易半途而废。

担当是检验“真正确”还是“假正确”的标尺。树立正确政绩观往往意味着要做“栽树人”而不是“乘凉人”,要啃“硬骨头”而不是捡“软柿子”。这就需要干部有直面矛盾的勇气。如果因为怕担责、怕出错而选择“躺平”,那么即便嘴上说着“要树立正确政绩观”,实际上也是背离了宗旨。

尽责是干事创业的“压舱石”。干事创业必然伴随风险,尤其是在改革深水区。担当尽责意味着不仅要“想干事”,更要“能扛事”——面对历史遗留问题不推诿,面对突发挑战不退缩。这种担当精神,是确保正确政绩观能够穿透层层阻力、落到实处的关键力量。

三者统一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实践

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尽责三者之所以能构成辩证统一,根本在于它们有着共同的逻辑起点和最终归宿——人民。

人民是阅卷人。政绩是否正确,不看报表看实效,不看口号看口碑;干事是否实在,要看群众急难愁盼是否解决;担当是否尽责,要看关键时刻干部是否冲得上去。

闭环逻辑。正确的政绩观引领干部为了人民利益去干事;在干事创业的实践中,干部不断锤炼担当品格;而担当尽责的精神,又反过来巩固和升华干部对正确政绩观的认识。这是一个螺旋上升、良性互动的过程。

也就是说,正确政绩观是“灵魂”,决定了干事创业是为了“面子”还是“里子”,是为了“显绩”还是“潜绩”;干事创业是“躯体”,承载着政绩观的落地,让思想的力量转化为发展的成果;担当尽责是“筋骨”,支撑着我们在面对困难时挺直脊梁,确保正确政绩观能够一以贯之、落到实处。三者辩证统一,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党员干部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和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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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干部是党执政兴国的骨干力量,是“关键少数”。在一个地区、一个单位的发展蓝图中,领导干部既是“绘笔人”,也是“施工队长”。他们的政绩观,直接决定了一个地方的发展方向和干事氛围。

如果说基层干部侧重于“执行”和“落实”,那么领导干部则更需要侧重于“引领”和“示范”。在新时期,领导干部执行落实好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与担当尽责,核心在于处理好“五对关系”,当好“五个表率”。

处理好“显”与“潜”的关系,做“功成不必在我”的“铺路石”表率。

领导干部手握决策权,往往容易把目光聚焦在任期内能“看得见、摸得着”的显绩上。但真正的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必须要有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要有“甘为人梯”的胸襟。很多打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比如地下管网建设、基础教育投入、生态环境修复,往往是“前人栽树,后人乘凉”。领导干部不能因为“在自己任内看不到成效”就不去谋划,不能因为“不容易出彩”就不去投入。要敢于去做那些投入大、见效慢,但对子孙后代有益处的“潜绩”。

要有“接续奋斗”的自觉。要尊重发展的客观规律,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能为了体现个人风格,就轻易推翻前任的合理规划。正确的政绩观,体现在对历史负责——既跑好自己手中的“接力棒”,也为下一棒跑得更快创造条件。

处理好“上”与“下”的关系,做“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员”表率。

领导干部既要对上级负责,更要对群众负责。把两者对立起来,就容易催生“形象工程”;把两者统一起来,才能真正找到干事的落脚点。

眼睛向下看,脚步向下走。上级的决策部署往往是宏观的、普适的,如何让它在一个地方落地生根,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转化能力。要深入基层,把“文件话”变成“群众话”,把“大道理”变成“家常事”。群众的“急难愁盼”,就是最大的政治;老百姓的口碑,就是最好的奖杯。

警惕“唯上不唯实”。如果为了迎合上级的某个偏好,不顾本地实际强行上马项目,甚至弄虚作假、搞“数字政绩”,这本质上是对党和人民事业的背叛。领导干部要坚持实事求是,在吃透“上情”与摸清“下情”的结合点上寻找发展良策。

处理好“近”与“远”的关系,做“新发展理念”的“践行者”表率。

在区域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领导干部很容易产生“焦虑感”,从而追求短期内的数据增长。但高质量发展是长期的、可持续的发展。

算好“长远账”。面对一些高耗能、高污染但能带来短期税收的项目,能不能坚决说不?面对一些需要长期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能不能保持定力给予支持?面对金融风险、地方政府债务等敏感问题,能不能未雨绸缪、稳妥化解?这考验的是领导干部的政治站位和战略眼光。

不做“寅吃卯粮”的事。要坚决杜绝为了短期政绩而过度举债、透支未来的行为。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营商环境。给子孙后代留下发展的空间,本身就是最大的政绩。

处理好“敢”与“稳”的关系,做“攻坚克难”的“主心骨”表率。

担当尽责不是一句空话,它体现在改革攻坚的战场上,体现在处理复杂矛盾的瞬间。

关键时刻要“敢拍板”。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必然会触及利益、遭遇阻力。领导干部作为“领头雁”,不能因为怕得罪人、怕担风险就当“太平官”。面对歪风邪气要敢抓敢管,面对急难险重要靠前指挥。要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在容错纠错机制下,鼓励下属大胆探索。

风险面前要“守底线”。“敢”不等于蛮干,“稳”不等于躺平。领导干部要在充分论证、风险评估的基础上科学决策。既要保持干事创业的锐气,也要守住安全生产、社会稳定、廉洁自律的底线。在防控风险中推动发展,在推动发展中化解风险。

处理好“严”与“爱”的关系,做“良好政治生态”的“护林员”表率。

一个地方能不能形成干事创业的良好氛围,关键看领导干部如何带队伍。

严管就是厚爱。要树立鲜明的用人导向,重用那些埋头苦干、不事张扬、实绩突出的干部,让“做样子”“混日子”的干部没有市场。要通过制度建设,铲除滋生“形象工程”“虚假政绩”的土壤。

营造宽松环境。要理解基层干部的难处,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多为下级撑腰打气。如果干部因为先行先试出现了失误,只要符合规定程序、出于公心,就要按容错纠错机制予以包容。让吃苦者不吃亏,让流汗者不流泪,才能激发整个队伍的干事热情。

总结而言,新时期领导干部的执行落实,可以用四句话概括:

谋划时,要有“登高望远”的眼界——把地方发展置于时代大局中考量,不搞急功近利。

决策时,要有“如履薄冰”的审慎——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不搞拍脑袋工程。

推动时,要有“舍我其谁”的担当——敢于直面矛盾,敢于较真碰硬,不当甩手掌柜。

检验时,要有“群众满意”的标准——把群众的呼声作为第一信号,不搞自我循环的政绩。

领导干部唯有以身作则,把正确政绩观融入血液、落在行动,方能团结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在新征程上干出一番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实绩

3

政绩观是党员干部从政、谋事、创业的“总开关”。“总开关”拧紧了,方向才不会偏;方向对了,担当与实干才能转化为泽被后人的福祉。

然而在现实中,总有一些“开关”存在漏电的风险。有的干部患上“政绩焦虑症”,热衷于“短平快”,只做吸引眼球的“盆景”,不愿做默默无闻的“潜绩”;有的习惯于“拍脑袋”决策,盲目跟风“造芯”“造车”,把一个地方的未来带入同质化竞争的泥潭;还有的奉行“击鼓传花”,前任的“烂账”与我无关,后任的蓝图我一概推翻。凡此种种,表象是方法问题,根子却在心态——到底是把政绩看作向上攀爬的阶梯,还是为民造福的责任?

答案,其实早已写在历史深处。

《之江新语》中有这样一句话:“共产党人的政绩,就是做得人心、暖人心、稳人心的事”。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冷冰冰的GDP数字,也不是堆砌辞藻的总结报告。它可能是一粒降价了的药,可能是那个不再让群众跑断腿的办事窗口,可能是老旧小区里加装的那部电梯,可能是家门口学校传出的琅琅书声。宏大叙事的落点,终归是寻常百姓的日子。

那么,如何才能拧紧这个“总开关”,让政绩观的指针始终指向人民?这既需要思想的淬炼,也需要实践的磨砺,更需要制度的匡正。在新时代的赶考路上,每一位党员干部都需修好三门“必修课”。

第一门课:修“心”——树立“为民造福”的初心。

政绩观的偏差,归根结底是“为了谁”的问题没有解决。有些人把职位当作“官位”来坐,把权力当作“私器”来用,自然就会生出“捞一把”“秀一场”的念头。而真正的共产党人,是把职位看作服务的平台,把权力看作责任的托付。
修心,就是要常怀“百姓心”。当年,焦裕禄在兰考治理“三害”,他没有想着建多少大楼,而是顶着风沙去探流沙、涉洪水去看地势。他留下的政绩,是泡桐成林,是民心如碑。今天,我们学习先进典型,学的是那份“心中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公仆情怀。只有从内心深处认同“人民就是江山”,把群众当亲人,把群众的事当家事,才能在看问题、作决策时,首先掂量掂量“群众答应不答应、满意不满意、受益不受益”。

修心,还要常存“敬畏心”。敬畏历史,意味着我们的工作要经得起岁月的沉淀,不因急功近利而留下败笔;敬畏文化,意味着在城镇化和现代化进程中,要留住乡愁、延续文脉,不做割裂传统的蠢事;敬畏生态,意味着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环境,不做竭泽而渔、透支未来的亏心事。心中有畏,行有所止,方能行稳致远。

第二门课:修“眼”——锤炼“把握规律”的慧眼。

正确的政绩,必然是符合客观规律的发展成果。如果眼光只盯着上级的喜好,只盯着考核的“指挥棒”,就容易陷入“唯GDP论”的误区,甚至搞形式主义、弄虚作假。真正的“慧眼”,既要看清“上情”,更要看透“下情”;既要看准“当下”,更要看穿“长远”。

锤炼慧眼,需要深入调查研究。调查研究是我们党的传家宝,是做好各项工作的基本功。面对当今形势的复杂性与变量的多发性,今天的领导干部更需自觉继承这一法宝,扑下身子、沉到一线,在“身入”基层的同时做到“心入”群众。唯有迈开步子,走出院子,去田埂上察墒情、看长势,在厂房里问产能、听忧难,到社区中访冷暖、解心结,才能真正发现那些坐在办公室里听不到的真问题、捞不到的真声音。实践证明,只有扎根泥土、沾满露珠的调研,才能孕育出冒热气、接地气的决策,才能让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真正对接民心所盼,支撑起利民惠民的坚实大厦。

锤炼慧眼,需要把握发展规律。高质量发展不是喊出来的,是干出来的,更是遵循经济规律、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干出来的。搞产业不能“捡到篮里都是菜”,搞建设不能“按下葫芦浮起瓢”。要善于把本地区、本部门的工作放到新发展格局中去考量,找准自己的“生态位”,在差异化竞争中谋求长远发展。要懂得“有所为、有所不为”,在需要久久为功的领域保持战略定力,在需要抢抓机遇的领域展现战术敏捷。

第三门课:修“行”——笃定“实干苦干”的行动。

“道虽迩,不行不至;事虽小,不为不成。”再正确的政绩观,如果不能转化为实际行动,也只是镜中花、水中月。而这里的“行”,必须是实打实的、硬碰硬的“行”,来不得半点虚功。

笃定行动,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和“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功成不必在我”是一种胸怀,它要求我们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不贪一时之功,不图一时之名。就像修建红旗渠,那一锤一钎的敲打,不是为了当时就能看到万顷良田,而是为了子孙后辈不再受那缺水的苦。“功成必定有我”是一种责任,它要求我们在属于自己的“这一棒”中全力冲刺,把该啃的硬骨头啃下来,把该闯的难关闯过去。如果人人只想“乘凉”不想“栽树”,那么事业就会断档;如果人人只想“看摊”不想“破局”,那么发展就会停滞。

笃定行动,要敢于在矛盾漩涡中“逆行”。当前的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剩下的多是难啃的“硬骨头”。面对历史遗留问题,是绕道走还是迎难上?面对利益固化的藩篱,是妥协退让还是动真碰硬?真担当、真尽责,就体现在这些关键时刻。它要求干部不仅要有“宽肩膀”,还要有“铁肩膀”,能够挑得起重担,扛得住压力,在攻坚克难中打开新局面。

拧紧“总开关”,修好三门课,最终要回归到一个朴素的检验标准——群众的笑脸。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对干部的信任增加了,对未来的信心更足了,这就是最高赞誉的政绩。

当前,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越是艰难,越需要党员干部凭实绩论英雄。以实干出政绩,关键在一个“实”字。要实在调查研究上,不搞“拍脑袋”的跟风决策;要实在解决问题上,不搞“大水漫灌”式的作秀;要实在一抓到底上,不搞“新官不理旧账”的切割 。

有人说,文字能走多远,取决于它离人心有多近。其实,政绩也是如此。政绩能留多久,取决于它离百姓有多近。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把牢干事创业的“总开关”,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以尺寸之功积千秋之利。毕竟,历史的接力棒传到我们手中,我们这一棒跑得好不好,最终要由历史和人民来评判。

记 者|王玉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