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A引用格式:Chueri, J., & Törnberg, P. (2025). How welfare states influence online platform work in Europe.
Journal of European Social Policy.Advance online publication. https://doi.org/10.1177/09589287251357463
梳理工作,AI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How welfare states influence online platform work in Europe
福利国家如何影响欧洲的网络平台工作
摘要:数字劳动力平台正在通过实现服务业工人的跨国合同,重塑全球劳动力市场。虽然主流观点强调市场力量,预测低工资国家将主导供应侧,但这种观点忽视了平台劳动出现的制度背景。本文提出了国家福利机构是塑造平台经济参与的关键观点。我们首次提供大规模跨国平台劳动比较分析,结合全球最大远程办公平台之一的微观数据与26个欧洲国家的国家指标。与市场预期一致,我们发现低工资国家提供了大多数低技能劳动力,而高工资国家则在低技能和高技能工人之间分布更为均衡。然而,关键是我们的分析显示,福利国家的慷慨程度越高,平台参与率越低,尤其是在低技能职业中。我们认为平台劳动不能仅仅被理解为技术变革或工资差异的结果。这也是结构性限制的体现:在社会保障薄弱的地方,人们更倾向于依赖不稳定的在线工作。
关键词:平台工作、去商品化、劳动力市场制度、技能、福利国家
1. 研究背景与问题
现象:数字劳动平台(如 Upwork, Uber)正在重塑全球劳动力市场,允许跨国签约服务工人。
主流观点局限:现有研究多强调市场力量(如工资差异),认为低工资国家将主导供给端(“逐底竞争”)。这种观点忽视了平台劳动产生的制度背景。
研究缺口:虽然理论上认为平台会适应本地制度,但缺乏大规模的实证研究来系统考察国家福利制度与平台经济之间的关系。
核心问题:国家工资水平和福利制度在多大程度上解释了在线平台经济规模和技能构成的跨国差异?
文章对比了两种解释视角:
市场力量视角:
低工资国家的工人在全球竞争中具有成本优势,因此预期低工资国家在低技能和高技能平台工作中都占主导。
高工资国家由于成本高,平台工作可能只是剩余部门,或者仅在高技能领域因文化/语言优势而存在。
福利制度视角(本文重点):
低技能工人:通常因经济必要性(收入不安全、失业)参与平台工作。因此,福利越薄弱(去商品化程度低)的国家,低技能平台工作的参与度应越高。平台工作充当了社会福利缺失的“缓冲器”。
高技能工人:通常出于灵活性、补充收入或职业发展参与,受经济必要性驱动较小。因此,福利制度对其影响可能不显著。
主要假设:
低国家工资水平与更大规模的高/低技能平台劳动力市场相关。
高国家工资水平与高技能平台工作占比更高相关。
福利越不慷慨(去商品化程度低)与更大规模的低技能平台劳动参与相关。
非典型就业(如临时工)比例越高,平台劳动参与率越高。
数据来源:
微观数据:来自全球最大的远程工作平台之一Upwork.com的所有注册工人数据(居住在26个欧洲国家)。
筛选标准:仅分析在过去6个月内至少工作过1小时的活跃用户(排除大量注册但未工作的用户)。
宏观数据:结合国家层面的指标,包括福利慷慨度(去商品化指数)、平均工资、失业率、非典型就业比例等。
研究方法:
使用带有国家随机截距的负二项回归模型(Negative Binomial Regression)。
因变量:个人在平台上工作的总小时数。
关键自变量:国家工资水平、福利去商品化指数、非典型就业比例。
技能分类:基于ILO标准,将职业分为高技能(专业/技术)和低技能(服务/销售/文书)。
市场力量的作用(验证了部分假设):
低工资国家确实主导了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
高工资国家的整体平台参与度较低,且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分布更平衡。
当国家平均工资超过一定阈值(约$25/小时)时,高技能和低技能工人的工作时长趋于一致。
福利制度的关键作用(核心贡献):
低技能工作:福利越慷慨(去商品化指数高),低技能平台工作的参与度显著越低。这表明在社会保障薄弱的地方,人们更被迫从事不稳定的低技能平台工作以维持生计。
高技能工作:福利慷慨度对高技能平台工作的参与度没有显著影响。高技能工人参与平台工作更多是出于选择(灵活性、额外收入),而非生存压力。
贫困风险:贫困和社会排斥风险较高的国家,低技能平台工作参与度更高,进一步证实了平台工作作为“安全网替代品”的角色。
劳动力市场制度:
非典型就业( involuntary temporary employment)的比例与平台工作参与度的关系在统计上不显著(尽管方向符合预期),表明极端的就业不安全感比一般的非典型就业更能驱动低技能平台工作。
核心论点:平台劳动不能仅被理解为技术变革或工资差异的产物,它也是结构性约束的表达。哪里社会保护薄弱,哪里人们就更可能转向不稳定的在线工作形式。
理论贡献:
挑战了将平台经济视为脱离国家监管的“跨国真空”的观点。
证明了国家福利制度通过决定工人的供需(是提供高技能人才,还是为无保护者提供财务缓冲)来塑造平台经济。
政策启示:
仅靠针对平台的监管(如欧盟的《平台工作指令》)是不够的。
必须加强普遍的社会福利供给,特别是针对低收入和脆弱群体,才能从根本上减少被迫从事低技能不稳定平台工作的现象。
理解平台经济必须将其置于当地劳动力市场和福利制度的背景下。
仅基于单一平台(Upwork)的数据,尽管该平台具有代表性且涵盖高低技能工作。
缺乏个体层面的性别、种族等人口统计学数据。
未来研究可扩展到更多国家和更多样化的平台。
总结:这篇文章通过大规模实证分析有力地证明,福利国家的强弱是决定欧洲各国平台经济形态(尤其是低技能工作参与度)。福利制度越完善,人们越不需要依赖不稳定的低技能平台工作谋生。
机制方面,作者认为,福利制度并非直接“禁止”或“允许”平台工作,而是通过改变工人的经济动机和选择空间(即结构性约束),从而塑造了不同技能群体参与平台劳动的模式。
具体的解释机制如下:
慷慨的去商品化的福利制度(如失业救济、社会援助、全民医保)降低了工人对出卖劳动力的绝对依赖。当人们拥有可靠的社会安全网时,他们就不必为了生存而被迫接受任何可用的工作机会。在福利慷慨的国家,低技能工人有“退出权”(power to say no),因此他们较少参与那些低薪、不稳定的低技能平台工作。相反,在福利薄弱的国家,缺乏社会保障迫使失业或就业不足的人转向平台工作以维持生计。
高技能工人(如软件工程师、设计师)通常拥有较高的市场工资和较强的议价能力。他们参与平台工作往往是为了利用空闲时间赚取额外收入、积累作品集或享受远程工作的灵活性,而非因为无法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
因此,平台经济的形态不仅仅是由技术(互联网连接)或全球工资差决定的,更是由国内制度环境塑造的。在弱福利国家:平台经济表现为“剩余劳动力蓄水池”,吸收了大量被正规劳动力市场排斥的低技能劳动者,呈现出高度的不稳定性和剥削性。在强福利国家:平台经济更多表现为“高端人才市场”或“副业市场”,低技能参与度低,高技能占比相对平衡。
国内的福利制度如可以通过影响供需来塑造市场:供给端方面,福利制度决定了谁会被“推”向平台(主要是弱势群体的生存需求),决定了该国平台经济的整体面貌。需求端方面,虽然买家偏好高技能工人(无论其来自哪个国家),但在福利好的国家,低技能供给少,平台上留下的更多是高技能供给,从而改变了该国平台经济的技能结构。
总结
文章的解释机制可以概括为:福利制度通过提供“去商品化”的保护,切断了“贫困/失业”与“低技能平台工作”之间的强制联系。
没有福利= 低技能工人被迫进入平台(生存机制)。
有福利= 低技能工人退出平台,只有高技能工人因主动选择而留下(选择机制)。
因此,平台劳动不仅是技术变革的产物,更是社会保护缺失的一种表现形式。
【启发:可以参考解释东大平台外卖、网约、快递等就业蓄水池的兴盛与极度内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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