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物产,总让人留恋,最最让人回味的还属那毡帽。几个朝代后的今天,还有人零零星星地在做,从而被录入山东淄博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毡帽制作是淄川区龙泉镇龙口村的古老传统产品。始于明代,已有600多年的历史 。最为盛行的是从19世纪40年代起,龙口村的毡帽远近闻名,迄今不衰。
据明嘉靖《淄川县志》涌泉寺的记载:龙口北大寺,寺内有大殿三间,殿前东房塑有关圣帝君,西房塑帽匠祖师崔云端。每年六月初六制帽工人便聚集在庙前烧香拜佛,并唱戏三天,以求该业兴旺发达。
《中国实业志》记载:"淄川龙泉镇之毡帽,在山东手工业上颇有地位。在民国二十三年以前销场甚旺,嗣后受时局影响,销数大减,价格即跌,存积又多,龙泉毡帽业一蹶不振矣。该地毡帽业,现存者仅有二家,一为义兴厚帽庄,一为洪增帽庄。义兴厚创于民国六年,系合资组织,资本五千元,职员七名,工人四十人,职员月薪总数七十元,工资总数每月二百四十元。工人尽系本地招雇,所用原料羊绒五千斤,产于本地及邻近各县,每斤约为五角,每年出产大帽一万顶,每顶五角,小帽六千顶,每顶二角五分,生产总值六千五百元,销于江浙两省及本地。洪增帽庄,开办于民国二十年,亦为合资组织,资本三千元,职员五名,工人二十五人,职员月薪总数五十元,工资总数每月一百五十元,每年需用羊绒三千斤,产大帽七千顶,产品总值四千二百五十元”。此为有关资料显示。
抗战期间,龙泉毡帽业曾经一度萧条。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龙口毡帽进行扶持,恢复生产,使该业复苏。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时期,因朝鲜的气候严寒,政府从龙口村选拔制毡工匠七十余人,派到济南军区制作毡和毡帽,直到战争三年后胜利了,这些工匠才光荣返乡。
龙口毡帽有单片和双片之分,主要原料是春天的山羊绒,也可掺用少量的羊毛。原料产于本地和邻近各县,每顶毡帽要经过大小二十多道工序。其制作的毡帽具有防风,御寒,保暖,祛湿,顶戴舒适等特点,深受我国江南广大群众,尤其为船夫和艄公等从事水上作业人员的喜爱。远销上海,宁波,温州和绍兴等地。后来这些民间工匠将毡的运用进一步扩大,制作出床毡,毡靴等生活用品。
记得小时候,家里做了张新床,父亲刚开了工资,母亲就去龙口订做了新毡,我去毡帽场扛回好沉的床毡。花费四十元,父亲整整一个月的工资呢。1979年结婚那年,妻子娘家陪送了一床新毡,结婚前一天,搬圆房时由力气大的二哥来扛。扛到家后,有大辈哥嫂,将之与大红的喜被同时铺在了二米四长的棕子大床上。每到春节前,抽个好天气,将毛毡晾晒,用磨棍敲打一番,然后重新铺上。这结婚时睡过的床毡,现仍完好地铺在那张罗汉床上。难怪有人说,龙口的毛毡——铺一辈子。
近期,整理非遗“玉石街锣鼓”资料,得知龙口的毡帽有影响力和知名度。毡帽产业的盛行,并且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挖掘调查,龙口义兴厚帽庄、昇恒东帽庄的产品大都销往南方,尤其是在江、浙、沪一带,更是大有名气。因生意兴隆,前来学习制作毡帽的络绎不绝。帽庄老板同时也把南方一带的锣鼓艺术引进到龙口村。加之这里的煤炭、陶瓷、砂锅等商品丰富,逐步发展扩大,商家云集,历史以来就是淄川县的商贸重镇,堪称北方的小苏州。
听岁数大的二嫂讲,上世纪六十年代,南方一帮青年来龙口村学习毡帽制作技术,毡帽制作好后晾干,得去涌泉寺下的河里,用河水清洗。这涌泉寺坐落龙口村西,人们惯叫西寺。南方人与咱北方人相反,洗毡帽时,女人敞怀露胸,几个男的却扣把严领。这帮女的竟说,我们就来了他几个,俺们得好好保护他。咱这里的人听了却感觉好笑。二嫂说,那时俺们队里的姊妹们,经常结伴到西寺的河边去看景致。
如今的龙口毡帽,已伴随着历史的年轮,辗转流散地像飘来的一颗流星,而对故乡丰厚的物产,却仍然厚重与坚实,让人懵懂且产生美好的遐想,永久的记忆。
作者简介:刘永春,淄川龙泉镇圈子村人。1975年12月参加工作,大专,中共党员。原山东淄陶党委宣传科科长,政工师职称。从事党的宣传工作30余年,先后在新闻单位发表各类稿件3000余篇。在龙泉镇华龙社区任两届党总支委员。系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淄博市诗词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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