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大丈夫能屈能伸,曾经的重庆市委书记王茂全真真正正做到了这一点。

从贫苦农家的孩子到中央委员,从重庆市委书记到江北县委书记,职务有起有落,可始终不变的,是王茂全的那颗牵挂百姓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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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一生,在巴渝大地上写下了最朴实的“为人民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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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国家的发展重心转向经济建设,像王茂全这样在特殊时期被提拔起来的干部,职务也有了些调整。

1984年,51岁的王茂全从重庆市委书记,调任江北县委书记,级别降了不少。有人替他抱不平,说他干了这么多实事,不该被降职。可王茂全却没当回事,他笑着说:

“去农村怎么了?我就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嘛,在农村也能有出息!咱们党的干部就是能上能下,在哪都是为老百姓办事,县委书记离基层更近,更能帮着解决实际问题,我乐意干。”

在江北县委任上,他还是老样子,天天往乡下跑,看农田、访农户,帮着老百姓解决灌溉、修路的实际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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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北县的农业基础弱,他就先抓用水,挨家挨户查渠道漏不漏水,组织人修补;加固坝体,保证水源稳定。县里的路坑洼多,下雨就泥泞不堪,车子走不了,老百姓出行也难,他就带队铺石子、压实,让通车变得顺畅。

夏季干旱,他顶着大太阳去查山塘的水位,安排抽水管线,确保田里的庄稼都能浇上水;秋收的时候,他帮着老百姓收割,还查仓库存粮,保证粮食分发公平;冬天就组织老百姓翻耕地、施肥,规划来年的种植。

农户家的房子漏雨,他协调木料帮忙修顶;村里的桥老化了,他就组织人拆旧建新,还亲自试走,确认稳当才放心。

他还骑着自行车下乡,看鱼塘指导农户投放鱼苗,让鱼塘的产量提了上去;集市的流通差,他协调车辆把农产品运到城里,让老百姓的东西能卖个好价钱;学校的房子旧了,他安排人刷漆、添桌椅;村里的诊所药少,他协调药品、整理药箱……

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小事,他件件都放在心上,件件都落实到位。

后来,王茂全又成了綦(qi)江县老年大学,开了唱歌、舞剑、门球这些课程,还亲自请老师、准备器材,课间还听老人们的反馈,不断改进。

老人们在老年大学里学唱歌、练舞剑、打门球,日子过得充实又快乐,都说:“王书记考虑得太周到了,知道咱们心里想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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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话可不是说说而已,回望王茂全的来时路,就能明白为啥他如此受到大家的爱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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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西南的重庆堡堂村,佃农王家的茅草屋四处漏风,土炕上铺着破旧的茅草,一个瘦小的男娃在这样的寒天里降生了。

这是王家的孩子,世代租种地主的土地,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收上来的粮食7成都要交租,剩下的只能掺着野菜煮糊糊,能不饿死,就是最大的奢望。

孩子的父亲抱着怀里皱巴巴的婴孩,长叹一声:“就叫王茂吧,盼着他能像田埂上的野草,再苦再难,也能活下来。”

王茂的童年,没有田埂上追胡蝶的嬉闹,只有与锄头、镰刀相伴的艰辛。7、8岁的时候,他就已经攥着镰刀下地割稻了,小小的手掌被磨出一个又一个血泡,破了就用粗布条随便裹裹,转身又去挖红薯、拾麦穗,可就算是这样,饿肚子也是家常便饭。

这样的苦日子,王茂过了16年,直到1949年,那支穿着军装、说话和气的工作队走进了堡堂村,带来了“土改”的消息,说要把地主的地,分给种地的老百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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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的王茂跟着爹娘挤在晒谷场的人群里,看着工作队把红皮的地契递到父亲手里。一辈子攥锄头的父亲,手抖得厉害,眼泪大颗大颗砸在纸面上,晕开了“土地所有证”的墨迹。

那天晚上,王茂翻来覆去睡不着,摸黑溜出家门,蹲在自家分到的田地里,用手一遍又一遍扒拉着泥土。月光洒在田埂上,清辉落在他的肩头,这个少年的心里,亮堂得像点起了一盏灯:“这辈子,终于有自己的地了,咱老百姓的日子,有盼头了。”

也就是从这天起,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王茂全,这不单单是盼着自己家的日子能过周全,更盼着堡堂村的乡亲们,都能过上吃穿不愁、平平安安的周全日子。

这两个字的改变,是一个少年对土地的承诺,更是他往后一生的坚守。

有了自家的地,王茂全干活就更拼命了。每天天不亮就下田,天黑透了才回家,田地里的庄稼,被他侍弄得比自家孩子还上心。

他心眼实,手脚勤快,邻居家缺劳力,他收完自家的庄稼,扛起锄头就去帮忙,从不计较得失,帮完忙抹抹汗就走,连一口水都不肯喝。

堡堂村的老人们都看在眼里,念在心里:“茂全这娃,踏实,心善,是个能扛事的。”

没两年,村里选农会主任,社员们你一言我一语,最后都把手指向了王茂全。这是他第一次当“干部”,管的都是家长里短的小事。可他件件都放在心上,干得比自家的事还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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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天不亮,他揣着一个窝头就往地里跑,先看谁家的庄稼缺肥、谁家的苗长得弱;晌午头太阳最毒,他却还是扛着锄头去帮缺劳力的人家除草;天黑了,他提着马灯挨家挨户串门,听老人们说难处,听年轻人讲想法,记在心里,回头就想办法解决。

村里人都说:“茂全当干部,咱放心,他眼里有咱老百姓,不是那种坐在屋里的官。”

这份踏实,让王茂全在乡亲们心里扎下了根,也为他往后带领大家改变堡堂村的穷面貌,攒下了最坚实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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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国家搞农业合作化,把零散的土地集中起来耕种,王茂全又被社员们推选为初级社、高级社的社长。

可堡堂村的自然条件,摆在那儿难改:满山都是石头疙瘩,地里的土薄得能看见底下的石头;一到旱季,村里的几口井就见了底,水连人喝都不够,更别说浇地了。

就算大伙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粮食产量还是上不去,每年总有几户人家要靠借粮过活,日子依旧过得紧巴巴。

1963年,王茂全当上了堡堂大队党支部书记。走马上任之后,他没开大会,也没说空话,就是领着队里的干部绕着村子走了一圈。

看着地里稀稀拉拉、蔫头耷脑的庄稼,又走进几户缺粮的人家,灶台上摆着少半碗野菜糊糊,锅边被刮得干干净净,连一点粮食渣都没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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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全站在灶台边,心里像被针扎似的疼,他转头跟队干部说:“咱当干部的,端着老百姓给的饭碗,要是让乡亲们连饭都吃不饱,那就是失职,就是对不起咱老百姓!”

这话,不是喊出来的,是刻在王茂全心里的。

1964年,堡堂村遭了天灾,天干地裂,庄稼几乎绝收,全大队的粮食总产量还不够村里人吃,年底靠着国家的返销粮,才勉强熬过了冬天。

在社员大会上,王茂全红着眼眶,声音却格外坚定:“咱不能总伸手向国家要,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堡堂村的穷根,就在缺水上,把水的问题解决了,庄稼才能长好,咱才能真正不受穷,才能自己养活自己!”

说干就干,王茂全很快就挑了村里100多个精壮的社员,组成了“治水队”,要跟天斗、跟地斗,把水引到堡堂村的田地里。

那时候正是冬天,地里的土冻得硬邦邦的,一锄头下去,只留下一个白印,震得胳膊发麻;他们还要去十几公里外的大槽修水库,还要挖水渠把水引到村里,没有先进的工具,全靠肩扛手提,推着手推车在山路上走,一不小心就会摔进沟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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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茂全从没把自己当成书记,他跟社员们一起抗土筐、挖渠沟,手上的水泡破了又结茧,结茧又磨破,最后变成了厚厚的老茧;肩膀被土筐的绳子磨红、磨破,他就垫上一块粗布,接着干。

就这么咬牙干了2年多,堡堂村的治水工程终于见了成效:先是修好了大槽水库的病害工程,解决了水库漏水的问题;又在村西头修起了毛里水库,这在当时的堡堂村,可是件天大的事。

除此之外,他们还挖了不少山湾塘、囤水丘,铺了好几千米长的支渠,在村里织起了一张“库连渠、渠连塘”的灌溉网,全村绝大部分的农田,都能用上自流灌溉的水。

第一股水顺着水渠流进田里的时候,社员们都在渠边拍手叫好,有的老人蹲在田埂上,摸着田里的水,哭得像个孩子。

那年年底,堡堂村第一次不用吃国家的返销粮,家家户户的粮囤里都多了几袋谷子,磨出的白面,让乡亲们吃上了久违的白馒头。

王茂全看着社员们脸上的笑容,比自家丰收还高兴,他说:“只要大伙能吃饱、能吃好,咱再苦再累,都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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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的问题解决了,王茂全又把目光投向了村后的老鸦井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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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座山,光秃秃的全是石头,占了村里大半的面积,别说种地,就连野草都长不了几根,村里人都把它当成“废山”。可王茂全看着这座山,心里却有了主意:

“要是能把这石头山改一改,垫上土,咱村就能多不少耕地,粮食产量还能再提一提,乡亲们的日子就能再宽裕点。”

1969年,中央推广大寨经验,号召全国农民向大寨人学习,改造荒山、发展农业。王茂全专门去大寨看了一趟,看着大寨人把荒山变成良田,他心里的劲头更足了。

回来后,他在社员大会上拍着桌子说:“大寨人能把荒山变成良田,咱堡堂人咋就不行?老鸦井山不是不能改,就看咱有没有这个劲头,有没有这个决心!”

可真正干起来,才知道这比治水难多了。山上的石头硬得很,一锤下去就只能砸个小坑,社员们白天用钢钎凿、用二锤砸,震得手发麻、胳膊疼,晚上借着月光运土垫地,肩膀被土筐磨得通红。

王茂全每天都是第一个上山,最后一个下山,有时候半夜还提着马灯去工地看看,怕有人因为太累偷懒,更怕有人出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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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么在老鸦井山上忙活了好几年,堡堂人硬是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头,把原来的石头坡,改成了“大寨式”梯土。

土层从原来的几寸厚,加到了一尺半,还种上了水稻和玉米。到了秋收的时候,这梯田的产量比预想的还高,石头山真的变成了“粮囤子”。

消息传出去后,周边村子的人都来堡堂村参观,看着层层叠叠的梯田,都忍不住感叹:“堡堂人真是创造了奇迹,把石头山变成了良田!”

堡堂村的变化,很快就引起了上级的注意。1973年4月,时任山西省委书记的陈永贵专门来到堡堂村考察。

当他站在老鸦井山的梯土上,看着整齐划一的田地、长势喜人的庄稼,忍不住握住王茂全的手说:“我还以为回到大寨了!你们学大寨学到了点子上,这是真开花结果了!”

因为工作突出,王茂全的职务一路上升:1974年,他从大队书记直接被提拔为重庆市委常委;后来又当了重庆市副市长、市委书记;1977年,他还当选了中央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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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到中央委员,这样快的晋升速度,在当时很少见。家里人都以为他当了大官,能帮着家里人解决点事,可不管是谁提出让他帮忙的要求,他都严词拒绝,一点情面都不讲。

王茂全当市委书记的时候,宿舍的床底下总放着一双胶鞋,下乡就换上,走在田埂上,跟农民唠嗑、看庄稼,一点大官的架子都没有。

有次去江北县下乡,见路边有个老汉挑着担子费劲,他下车就帮着挑了一段路,累得满头大汗。老汉后来才知道,这个帮自己挑担子的人,竟然是重庆的市委书记,心里又感动又敬佩。

哪怕是后来级别降了不少,王茂全也始终没有半点怨言,他一直都记得,是党和组织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也一直都不敢忘记,不管在哪个岗位上,都是为人民服务的。

2009年7月17日,王茂全因病去世,享年76岁。他走的那天,堡堂村的乡亲们自发前来送他最后一程,队伍从村口排到了村尾,大家抹着眼泪,念叨着他的好:

“茂全书记是个好干部,一辈子都在为咱老百姓操心,从来没为自己想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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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已经走了的,但他带领堡堂村修建的水渠、梯田,他牵头举办的老年大学也还是那么热闹。这些都是他一生扎根乡土、服务百姓的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