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爹李长山，是个闷葫芦，一年说的字凑不到一本书。
可在1981年的夏天，他只用了几句话，就把我的人生砸了个稀巴烂。
他让我娶村东头那个大我八岁、还带个娃的寡妇赵秀梅。
我不答应，他就把我当牲口一样拴着办了婚事。
完事儿第三天，他又把我们夫妻俩一脚踹上了去县城的火车。
我当时恨透了他，觉得他就是想把我和这份耻辱一起扔出家门。
我做梦也想不到，他真正的算盘，藏在县城机械厂一台满是油污的破烂机器里。
1981年的夏天，像一口烧开了的水锅，村里到处都蒸腾着一股子潮乎乎的热气。知了在院子里的老槐树上扯着嗓子叫，叫得人心烦。
我刚从地里回来，脱了汗衫，光着膀子，抄起水瓢就往身上浇凉水。水珠子顺着我脊梁骨往下滚，痒痒的。
我爹李长山就蹲在屋檐下的阴影里，一口一口地抽着他的旱烟。
烟锅子里的火星一明一灭，映着他那张像老树皮一样的脸。他很少说话，大部分时候，他就是那么蹲着，或者坐着，像村口那块不知多少年的石头。
“卫国。”他突然开了口，声音干巴巴的，像是从喉咙里硬挤出来的。
我“嗯”了一声，继续拿水瓢往身上浇水。
“你年纪不小了。”
“才二十二。”我不耐烦地回了一句。村里二十七八岁还没结婚的光棍多的是。
他没理我，把烟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倒出烟灰。“给你说了门亲事。”
我手上的动作停住了。我娘从厨房里探出头，看了我们一眼，又缩了回去。
“谁家的？”我问。
“村东头，赵家那个。”
我脑子“嗡”的一声，手里的水瓢“哐当”掉在地上，摔成了两半。村东头赵家？不就是那个寡妇赵秀梅吗？
“我不干！”我几乎是吼出来的，“爹，你是不是糊涂了？她都三十了！比我大八岁！还带着个拖油瓶！”
赵秀梅的男人是前年冬天去水库炸鱼，炸药哑火了，他凑过去看，结果给炸死的。留下她和个五六岁的儿子，在村里过得人嫌狗不待见。
村里的长舌妇们说起她，嘴里都不干不净的。我李卫国，高中毕业，在村里也算个有头有脸的后生，怎么能去捡这么个“破烂”？
我爹抬起眼皮，看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很平静，但那平静底下藏着的东西，比打我一顿还让我害怕。
“这事，就这么定了。”他说完，站起身，背着手进了屋。
“我不干！我死也不干！”我冲着他的背影喊。
屋里没动静。
我气得浑身发抖，一脚把摔成两半的水瓢踢飞了。这日子没法过了。
我爹要我娶赵秀梅的事，像一阵风，一夜之间就吹遍了全村。
我成了全村最大的笑话。
以前跟我称兄道弟的几个后生，现在见了我，都挤眉弄眼的。
王二麻子嘴最贱，他远远地看见我，就冲我喊：“卫国，啥时候喝喜酒啊？你这可是积德了，给人家孤儿寡母一个家，了不起！”
旁边的人都捂着嘴笑。
我脸涨得通红，拳头攥得咯吱响，恨不得冲上去给他两拳。可我不敢。
我一动手，这事就更说不清了。我只能低着头，从他们身边快步走过去，感觉后背上全是刀子一样的目光。
我恨我爹，也恨那个赵秀梅。我觉得是她不要脸，勾引我爹，想找个男人当依靠。
那天下午，我憋着一肚子火，直接冲到了村东头赵秀梅家。
她家院子比我家还破败，篱笆墙倒了半边，用几根木棍撑着。
她正在院里的井边洗衣服，一大盆的衣服，旁边还站着她那个瘦得像豆芽菜的儿子，叫小栓。
小栓看见我，吓得一激灵，赶紧躲到他娘身后，只露出一双黑溜溜的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我。
“你出来！”我冲着赵秀梅喊。
她直起腰，用手背擦了擦额头上的汗，看着我，没说话。
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头发用一根布条随便绑在脑后。可能是常年干活，她的脸有些粗糙，但眼睛很大，很静，像口深井。
“这门亲事，你去跟我爹说，你不愿意。”我命令道。
她沉默了一会儿，声音很低：“卫国，这是你爹和我公公在世的时候定下的。我一个女人家，说不上话。”
她这副逆来顺受的样子，让我心里的火烧得更旺了。“你别跟我装！你要是真不愿意，一根绳子都能解决了！我看你就是想找个男人，好有人养活你跟你这拖油瓶！”
话说出口我就后悔了。太毒了。
赵秀梅的脸白了一下，嘴唇哆嗦着，但她还是没哭也没闹，只是低下头，继续搓着盆里的衣服，水花溅得老高。
她不说话，我一拳打在了棉花上，更憋屈了。
我转身就走，身后传来小栓小声的哭泣。
我用了我能想到的所有法子反抗。
我先是跟我爹吵。他坐在炕上，任我怎么说，怎么骂，他就是不还口，眼睛盯着炕席的一个角，好像那里有朵花。
吵累了，我就开始绝食。
第一天，我躺在床上不动，谁叫我我都不理。我娘把饭菜端到我床边，哭着劝我：“国啊，你就吃一口吧，你爹那脾气，你犟不过他的。”
我不理她。
到了晚上，我爹进来了。他没看我，直接对我娘说：“把饭端走。他不吃，就饿着。”
我娘不敢不听，端着饭碗出去了。
第二天，我饿得头晕眼花，胃里像有只猫在抓。我听见院子里爹在劈柴，斧头一下一下的，砍得我心惊肉跳。
第三天，我彻底投降了。当我娘再次把一碗小米粥和一碟咸菜端到我面前时，我狼吞虎咽地全吃了下去。
我输了。输得一败涂地。
月底，婚礼还是办了。
说是婚礼，其实就是在我家院子里摆了两桌。没有吹打，没有热闹，连红双喜字都像是贴错了地方，透着一股子尴尬。
来的都是些近亲，大家脸上都挂着笑，但那笑比哭还难看。
我穿着一件半新的中山装，是家里最好的衣服。
赵秀梅穿着她那件蓝布褂子，只不过是洗得更干净些。小栓也换了身干净衣裳，一直躲在他娘身后，不敢看人。
席间，我一句话没说，就是喝酒。一杯接一杯地往肚子里灌。酒是辣的，可到了我心里，就变成了苦水。
不知道喝了多少，我只记得最后是被几个叔伯架进新房的。
新房就是我原来的屋子，墙上多了个红纸剪的喜字。赵秀梅已经把小栓哄睡着了，她自己坐在床边，低着头，像个木头人。
我酒劲上涌，指着她说：“你睡地上，或者带着你儿子滚出去。”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抱起一床被子，就在墙角铺开了。
那一晚，我睡在床上，她睡在地上。屋里黑漆漆的，我能清楚地听到我们两个人的呼吸声，一粗一细，像是两把锯子，在来来回回地锯着我的神经。
我闭着眼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这辈子，完了。
婚后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难熬。
我和赵秀梅在同一个屋檐下，却像是两个不相干的陌生人。白天，她在家洗衣做饭，照顾孩子，我去地里干活。晚上，她睡地铺，我睡床。我们一天说不上三句话。
小栓很怕我。每次我回家，他都像老鼠见了猫一样，立刻躲起来。有时候我能从门缝里看到他偷偷看我的眼睛。
我爹还是老样子，整天蹲在院子里抽烟，好像家里什么事都没发生。
我以为，我这辈子就要在这样死气沉沉的日子里耗下去了。
可我没想到，我爹的下一个决定，比让我娶赵秀梅还要让我震惊。
那是婚后的第三天，天刚蒙蒙亮。
我正要下地，我爹把我叫住了。
“你们俩，今天就去县城。”他从怀里掏出两张火车票，还有一个用手绢包着的小布包，递给我。
我愣住了。
“去县城干啥？”
“找活干。”他言简意赅。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耳朵。我娶这个寡妇才三天，他就要把我们赶出家门？
“我不去！”我把火车票摔在地上，“你费那么大劲让我娶她，就是为了把我们俩一起赶走，你好眼不见为净是吧？”
我爹的脸沉了下来，他捡起地上的火车票，又捡起那个布包，一把塞进赵秀梅怀里。赵秀梅吓了一跳，抱着东西，不知所措。
“李长山！”我气得直呼他的名字，“你到底想干什么？你把我当什么了？想扔就扔的垃圾吗？”
“今天必须走。”他的语气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
“我不走！死也不走！”
我爹没再说话。他转身回屋，再出来的时候，手里多了一根胳膊粗的木棍。
他指着门口：“你自己走，还是我把你打出去？”
我看着他手里的木棍，和他那双不带任何感情的眼睛，我知道，他是说真的。他真的会把我打出去。
我心里的那点骨气，被这根木棍彻底敲碎了。
最后，我还是走了。
我背着一个破旧的帆布包，里面装着两件换洗的衣服。赵秀梅抱着小栓，怀里揣着那两张火车票和那个布包。
我爹一直把我们送到村口，一句话都没说。
当我踏上去县城的土路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我爹还站在那里，像一截枯死的树桩。
我扭过头，再也没看他。
我当时觉得，他不是我爹，是我的仇人。他把我的人生推向了一个更深的火坑。
去县城的火车是绿皮的，车厢里挤满了人，空气中混杂着汗味、烟味和各种食物的味道。
小栓是第一次坐火车，既害怕又好奇，紧紧抓着赵秀梅的衣服，睁大眼睛看着窗外飞速后退的田野。
赵秀梅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只是偶尔低头跟小栓说几句。
我靠在窗边，看着外面陌生的景象，心里一片茫然。
到了县城，火车站的喧嚣和人流让我头晕。我们三个人，像三片被风吹到这里的落叶，无处可去。
赵秀梅打开那个布包，里面是一卷被手绢裹得整整齐齐的钱。有一块的，有五块的，还有一堆毛票，总共一百二十三块五毛。
这是我们全部的家当。
我们在火车站附近找了个最便宜的招待所，一天一块钱。房间又小又暗，只有一张板床和一个掉漆的桌子，窗户外面就是吵闹的街道。
第二天，我就出去找活干。
我高中毕业，可这在县城里屁用没有。我没有技术，没有关系，只能去干苦力。
我在码头扛过大包，麻袋磨得我肩膀血肉模糊，一天下来，累得像条死狗，才挣到一块五。
我也去过建筑工地，搬砖、和水泥。工头是个满脸横肉的胖子，说话喷着唾沫星子。
他看我们是外地来的，就变着法地克扣工钱。说好的一天两块，干完活，他只给我一块八，还说我干活慢了。
我气不过，跟他理论。他叫来几个本地的工人，把我围在中间。
“怎么着？想闹事啊？”工头用手指头戳着我的胸口。
我看着他们人多势众，只能把那口气咽下去，拿着那一块八毛钱走了。
回到招待所，赵秀梅已经回来了。
她没闲着。她白天把小栓安顿在屋里，自己用那点钱，买了些针线和五颜六色的布头，在招待所门口人多的地方，摆了个缝补的小摊子。
补个扣子一分钱，缝条裤腿五分钱。
她手很巧，干活又快又仔细，人也老实，不乱要价。一天下来，也能挣个七八毛，有时候能挣一块多。
她把每天挣的钱，一分一分地都存进一个空的罐头瓶里。
我把工头给我的钱扔在桌子上，心里又烦又燥。我觉得我一个大男人，还没个女人能挣，太丢人了。
“工钱又被扣了？”她问。
我没好气地“嗯”了一声。
她没再说什么，拿起我换下的、被磨破了的褂子，就着昏暗的灯光，一针一线地缝补起来。
小栓趴在桌子上，用我买给他的铅笔头，在一张废报纸上歪歪扭扭地画画。
屋里很安静，只有她穿针引线的声音。
那段时间，我们就像两个被迫捆绑在一起的搭档，为了生存，各自奔忙。我们之间依然没有话说，但那种纯粹的怨恨，好像被县城里这艰难的日子，磨掉了一些。
我们在县城待了快两个月。
夏天过去，秋天来了。天气一天比一天凉。
我们从招待所搬了出来，在城郊租了一间更便宜的平房。房子很破，四面漏风，但好歹算是有个落脚的地方。
我在工地上找了个相对固定的活，虽然还是搬砖，但工头看我老实肯干，不克扣我工钱了。赵秀梅的缝补摊子也有了些熟客，生意不好不坏。
日子就像那灰蒙蒙的天，看不到什么亮色，但也勉强能过下去。
我以为日子就会这么不好不坏地继续。
可老天爷好像专门跟我过不去。
那天，工地上新来了一批红砖，要从卡车上卸下来，码好。我和另外一个叫大头的工人一起干。大头是本地人，手脚不干净，卸砖的时候，总想着往自己家门口偷偷藏几块。
工头看见了，过来就骂。大头不承认，反口咬定是我干的。
我气急了，跟他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动了手。我年轻，力气比他大，把他推了个趔趄。他急了，抄起旁边一根钢筋就朝我抡过来。
我躲闪不及，胳膊被结结实实地打了一下。
剧痛传来，我整条胳膊都麻了。
工头一看出了事，怕担责任，立马把我们俩都赶走了，工钱一分没给。
我的右胳膊肿得像个馒头，别说搬砖，连拿个碗都费劲。
祸不单行。
回家的路上，天就下起了雨，又冷又湿。晚上，小栓就发起了烧，脸蛋烧得通红，一个劲儿地说胡话。
赵秀梅急得团团转，用冷毛巾一遍一遍地给他敷额头。
“得去医院。”她说。
我看着她，心里一沉。去医院就要花钱。
赵秀梅拿出那个存钱的罐头瓶，把里面的钱都倒了出来。硬币，毛票，皱巴巴的一块两块，全倒在桌子上。
她数了三遍。
一共是三十七块四毛三分。
这是我们全部的积蓄。
去医院看病，拿药，这点钱根本不够。
赵秀梅的脸色，在昏黄的灯光下，一片惨白。
我坐在床边，看着发烧说胡话的小栓，看着一脸愁容的赵秀梅，再看看自己动弹不得的胳膊，一股子从未有过的绝望涌了上来。
在村里，再穷，至少有口饭吃，生了病，找赤脚医生抓两包草药，也能挺过去。
可在这县城里，我们什么都没有。没钱，就等于没命。
我开始后悔了。我后悔不该听我爹的，跑到这个鬼地方来。
我对他的恨，在那一刻，达到了顶点。我觉得他就是存心要我们死在外面。他根本不是我爹，他是想要我命的阎王。
冬天的夜晚来得特别早。冷风从窗户缝里灌进来，吹得桌上的油灯火苗乱窜。
屋里冷得像冰窖。
小栓的烧越来越厉害，开始抽搐。
赵秀梅抱着他，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她哭。她没出声，就是默默地流泪，那样子比号啕大哭更让人心碎。
“我去借钱。”我咬着牙说。
可我能跟谁借？工地上那些人，都是萍水相逢，谁会借钱给我这个外地人？
我站起身，准备出门碰碰运气。哪怕是去求，去跪，也得把看病的钱弄来。
就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谁啊？”我警惕地问。
外面一个陌生的声音：“邮局的，有你们的信。”
信？谁会给我们写信？
我打开门，一个穿着绿色邮政制服的男人站在门口，递给我一封信。
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用歪歪扭扭的字写着“李卫国收”。没有寄信地址。
我撕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薄薄的信纸。
是我爹的字。他的字就像他的人一样，又干又硬。
信很短，只有一句话。
“明日上午，去城东红星机械厂，找一个叫‘马胜利’的副厂长。就说，你是李长山的儿子。”
没了。
没有一句问候，没有一句关心。还是那种命令的口气。
我捏着那张信纸，手都在发抖。我不知道是气的，还是因为看到了某种虚无缥缈的希望。
红星机械厂，我知道。那是县城最大的工厂，国营的，铁饭碗。马胜利是谁？我爹怎么会认识一个副厂长？
这像是天方夜谭。
赵秀梅凑过来看了看信，也没说话。
那一晚，我们谁都没睡。小栓的烧时高时低，赵秀梅守了他一夜。我坐在桌边，看着那张信纸，看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小栓的烧奇迹般地退了一点，人也清醒了些。
我看着桌上那点钱，再看看赵秀梅布满血丝的眼睛。
我没得选。
我跟邻居借了五块钱，让赵秀梅带小栓先去诊所看病，开点药。然后，我换上那件唯一还算体面的中山装，按照信上的地址，拉着也要跟过去的赵秀梅，去找那个叫马胜利的人。
我心里没抱任何希望。我觉得这八成是我爹在耍我。
红星机械厂很大，光是大门就比我们村的村委会还气派。门口站着持枪的保卫。
我们被拦了下来。我结结巴巴地说明来意，说要找马胜利副厂长。
保卫打量了我们半天，看我们穿得破破烂烂，一脸不耐烦。但还是打了个电话进去通报。
没想到，一会儿，一个穿着干部服的中年男人真的走了出来。他个子很高，腰板挺得笔直，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很锐利，像鹰。
“谁是李长山的儿子？”他问。
“我是。”我赶紧上前一步。
他就是马胜利。他上下打量着我，又看了看我身后的赵秀梅，目光在我那条还不太利索的胳膊上停了一下。
“跟我来。”他丢下三个字，转身就往厂里走。
我和赵秀梅赶紧跟上。
厂区里到处都是巨大的车间，机器的轰鸣声震得人耳朵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浓重的机油味。
马胜利把我们带到一个大车间。他没有提工作的事，也没有提我爹。他指着车间角落里一台蒙着厚厚油污，看起来像一堆废铁的机器。
“这是台旧的铣床，苏联货，停了快一年了。”马胜利的声音在嘈杂的机器声中显得很清晰，“厂里最近要扩大生产，但这老伙计没人能弄好。老师傅们都说没配件，只能报废了。”
他转过头，看着我，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清的审视。
“我给你三天时间。”他说，“你要是能让它重新响起来，我不光给你和你媳妇安排正式工的岗位，还给你们分一套家属院的房子。”
我一听，当场就懵了。
我？修这个？我连拖拉机都没开过几次，眼前这个浑身是管子和齿轮的铁疙瘩，我连它叫什么都不知道。
这不是让我修机器，这是让我把月亮摘下来。
一股巨大的羞辱感冲上了我的头顶。
他们是在耍我。我那个疯子爹，和这个什么马厂长，他们合起伙来，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
我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拉起赵秀梅的胳膊，牙齿咬得咯咯响。
“走！咱不在这儿丢人现眼了！我爹就是个疯子！”
我用了力，想把她拽走。可赵秀梅却甩开了我的手。她的力气出奇地大。
她没有走。
她一步一步，走到了那台废铁一样的机器面前。
车间里嘈杂的轰鸣声好像都消失了。我看着她的背影，她围着那台旧机床，仔仔细细地走了一圈。她的眼神，不再是我熟悉的那种温顺和逆来顺受，那里面有一种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专注又锐利的光。
她伸出手，那双洗了无数衣服、补了无数破洞的手，轻轻地抚摸着冰冷的钢铁部件。她时而弯下腰，时而侧着头，像是在听，又像是在闻。那神情，不像是在看一台机器，倒像是在给一个老朋友看病。
我和马胜利都愣住了，看着她这奇怪的举动。
过了足足有五分钟，赵秀梅直起身，转过头。她看着马胜利，开口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在我听来，却像一道炸雷。
“马厂长，”她异常清晰和自信地说，“这台机床的传动轴承磨损得不严重，还能用。主要问题不在这儿，是它的变速齿轮箱里，有一个锥形齿轮崩了角，动力传不上去，所以才会卡死。崩掉的那个角，把油路也堵了。”
她顿了顿，看着马胜利惊愕的脸，继续说：“你给我找一套内六角扳手、一个卡簧钳、一把铜刷子，再来几斤煤油清洗。我能修好它。”
那一刻，我呆呆地站在原地，脑子里一片空白。
我看着眼前这个女人。这个被我嫌弃了一路，被我认为是拖油瓶，只会低头洗衣服的乡下寡妇。
她到底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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