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实乃易守难攻之地。自抗战伊始，日军便对其虎视眈眈，前三次会战皆未能将其攻克。薛岳将军率领第九战区部队，巧妙运用天炉战法，成功击退日军三次进攻。直至1944年初夏，长沙仍牢牢掌控在中国军队手中。

然而，日军发动了豫湘桂战役，即他们所谓的“一号作战”，其目标是打通大陆交通线，以支援东南亚战场。此次，日军第十一军投入了大量兵力，集结了9个师团，约20万人，从华中地区倾巢而出。

薛岳将军麾下有30万军队，依旧打算沿用以往的战术，诱敌深入后再进行包抄。但日军汲取了前三次会战的教训，改变了作战策略：他们分三路进攻，避开中国军队的主力，同时派遣二线部队牵制外围的援军，形成夹击之势。尽管中国军队进行了顽强抵抗，但此次日军兵力雄厚、准备充分，推进速度比以往快了许多。

5月27日，日军自湖北崇阳、湘北新墙河以及湖北松滋一线分路南下进犯。中国守军在初始阶段依照既定计划实施逐次抵抗，意图将敌军诱至预设的包围圈。然而，日军中路主力仅用三日便突破了汨罗江防线，至6月1日已逼近捞刀河。

在此紧急态势下，薛岳迅速作出部署，调遣第四军负责守卫长沙城区，令第三十七军与第四十四军于外线予以配合，同时安排第五十八军和第二十军从侧翼对日军实施夹击。

彼时，张德能担任第四军军长之职。他将部队进行了部署，分为两部分：一部分由第九十师为主力驻守岳麓山，负责掌控炮兵阵地，以封锁湘江；主力第五十九师与第一〇二师则负责守卫城区，凭借城墙与街垒进行防御。

岳麓山在历次会战中均为关键战略高地，占据此高地可俯瞰全城，部署于此处的炮兵能够对日军形成有效压制。然而，此次张德能将主力置于城内，致使部队形成隔江分阵的态势。后来的战事发展证明，这一部署成为了严重的问题。

战斗打到6月6日，日军中路主力抵近长沙东郊，和第四军正面交火。日军西路部队很快占了宁乡，威胁岳麓山后方，打乱了中国军队部署。6月10日，日军对城区发起总攻，第五十九师在浏阳门、南门口一带反复争夺阵地。

6月14日，日军拿下桃花山制高点，岳麓山炮兵阵地陷入火力死角。6月16日，日军用重炮和飞机轮番轰炸岳麓山，第九十师第268团在燕子山阵地打得很苦，团长阵亡，全团伤亡过半。

最要命的是，张德能想调兵增援岳麓山的时候，湘江已经被日军封锁，渡船不断挨炸，增援部队渡江时损失很大，半数人没过来。部队在两岸乱成一锅粥。6月18日凌晨，日军攻占岳麓山主阵地，随后架炮直轰城区。

失去炮火支援的城内守军顶不住了。当夜薛岳下令撤退，张德能率第四军残部向衡阳方向突围。这一仗第四军伤亡过万人，只剩约4000人撤出来。6月19日上午10点，日军第十一军司令官横山勇宣布占领长沙。坚守多年的长沙就这样丢了，前后不到48小时。

消息传至重庆，蒋介石勃然大怒。长沙失守，实乃指挥失序、轻敌冒进、准备欠周等多方面因素所致，然总要有人承担责任。蒋介石径直将第四军军长张德能认定为罪魁祸首，以开会之名召张德能至重庆，随即将其扣押，准备进行军法审判，所定罪名是保卫不力、擅自撤退。

然而，张德能之撤退乃是依据薛岳的命令，此命令由第九战区参谋长赵子立通过电话传达，既无书面记录，亦未留存录音。张德能可谓有苦难言。实际上，蒋介石内心明白，赵子立在岳麓山失陷一事上亦难辞其咎。但赵子立是他的亲信，且与何应钦有所关联，这罪责便只能让张德能这位非嫡系的将领来承担。

薛岳亲自出面找老蒋求情，老蒋没明确表态。军法会审时，军政部长陈诚、军令部长徐永昌、军事委员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都认为张德能事出有因，建议从轻处理。

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亦出面为张德能陈情，称张军长未能掌控好部队，实乃能力不足与有所疏忽所致，与临阵脱逃、贪生怕死的行为不可相提并论。出面求情的这五位皆为上将，按常理而言，他们联合求情颇具分量。然而，蒋介石依旧心意已决。

8月25日，重庆军法总监开庭审理此案，初审拟判张德能无期徒刑，并将结果呈报上级。蒋介石亲自干预，将判决改为死刑。不久之后，张德能于重庆被执行枪决，年仅45岁便与世长辞。

从本质而言，此事件是蒋介石借张德能之死，平息五位上将的异议。长沙迅速沦陷，其责任不应完全归咎于某一人，但必须有人承担相应后果。处决一位中将，既能彰显整肃军纪的决心，又不会触及真正的高层势力。

薛岳是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全局，之前三次会战打得好，这次栽了跟头，他自己也得担责任。可老蒋没动他，反而让张德能背锅。赵子立作为参谋长，电话下命令，指挥上也有问题，但他是嫡系，保下来了。

军中诸多人士认为张德能死得冤屈，然而蒋介石的决策具有最终权威性，无人能够违抗。张德能出身于粤军，第四军虽为薛岳的嫡系部队，但在全国军队体系中被视作非中央嫡系的“杂牌军”，在派系影响力方面相对薄弱。在军队内部，嫡系部队与“杂牌军”所享受的待遇存在显著差异，对于亲信与非亲信人员的责任追究标准也不尽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