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身份证上的地址，在绝大多数人的实际生活里，其实是个“幽灵地址”。很多人考大学、换工作、买房迁徙，身份证上的地址还停留在老家的那个祖屋，或者某个早就拆迁了的胡同里。当你寄快递、填外卖、办银行业务时，你填写的往往是那个你真正每天醒来的地方。物理上的“证件地址”与生活中的“实居地址”长期处于严重脱节状态，这让印在卡面上的门牌号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作为“联系方式”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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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民事诉讼法里，确实有一个概念叫“住所地”，有时对应的就是身份证上的地址。但是，法律也非常务实地规定了“经常居住地”的概念。只要你离开住所地，在另一个地方连续居住相应时间，那个地方就成了你的“经常居住地”。

3. 在确定管辖权、送达法律文书时，法院往往会优先考虑你的经常居住地。换句话说，司法系统其实已经意识到，那个印在纸面上或卡面上的固定地址，并不总能找到你的人。既然法律都已经给“经常居住地”腾出了位置，那身份证上非要强行固化一个可能已经失效的地址，必要性就显得没那么强了。

4. 最令人担忧的，还是隐私泄露的问题，尤其是在名誉权侵权这种高度敏感的案件里。很多案子的起因就是网络冲突，双方本来就剑拔弩张。但在诉讼程序中，由于司法文书或者证据交换，很多时候都需要披露身份证的正反面复印件。最要命的是，很多判决书是公开的，虽然现在会有意识地做隐名处理，但也不排除百密一疏的时候，这就给了一些人“开盒”的可乘之机。你为了维权去打官司，结果案子打完了，你老家住在哪栋楼、哪户人家，也可能顺带着成了半公开的信息。这种“被迫公示”，对于当事人来说，不仅是心理上的压力，更是现实生活中的安全隐患。

5. 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一旦某个案件涉及到公众人物或者是争议性话题，网民的“人肉”能力是惊人的。如果身份证上只显示到某个市、某个区，甚至只保留一个加密的编码供行政部门核实，而不在卡面上直接展示具体的门牌号，那么这种由于诉讼或行政程序导致的隐私二次伤害，就能在源头上被切断很大一部分。而且这对于身份证自身所需要的“确定户籍所在街道”等功能，也是完全能够满足的。

6. 从宏观上看，身份证信息的“去地址化”其实是我国近年来保护个人信息力度不断提高的逻辑延伸。我们有了《个人信息保护法》，我们开始讨论“最小必要原则”。既然身份证的核心功能是证明“我是我”，那么只要有唯一的身份证号码、生物识别信息（指纹/照片）和签发机关的核验，其实就已经完成了证明。至于我住在哪个小区、哪号房，这属于我的高度私密信息，不应该像现在一样，在每一个需要出示证件的场合（比如办个手机卡、登记个酒店）都被动地展示给每一个经手的工作人员看。

7. 这一定程度上，有点类似于《公司法》中“注册资本”这个概念。一个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仅在于公司设立后一段时期内需要注资的一个数额，在随后的经营里，只要是公司的正常开销都能从公司注册资本里提取。所以，它既不能体现公司的财力，也无法反映公司的估值。但是，一刀切地搞成“五块钱就能注册公司，且五十年内缴齐就行”好像又有点儿太放飞自我。这需要综合考量整个的利弊和步子的大小。

8. 对于身份证，我觉得完全可以实现“分层展示”。卡面只保留姓名、性别、民族、出生日期和身份证号。而具体的户籍地址、联系地址等变动性强、私密性高的信息，可以存储在芯片里，只有在特定的行政审批、刑事侦查等必要场景下，由有授权的终端扫码读取。这算是一种不同法益间的平衡吧。